土地革命时期，在开展地下工作、武装斗争、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有姓氏可考的就有吉林的马骏，河北的郭隆真，昆明的马登云，武汉的马世茂，河南的金孚光、金祖光，湖北沔阳的王文雄、魏传章、魏景林、王文远、定正云、定秋桂等人。他们或血染沙场，或英勇就义于敌人屠刀之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颂歌。
(三)回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北上抗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宁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所经过地区，在各族人民中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民族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了解，吸引了回族人民投入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4月，当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和云南的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民族杂居区时，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和支持，汉、回、苗民加入红军的有五六千人。5月2日，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攻占会泽后，回族妇女为红军缝制衣服、挎包、粮袋，青壮年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在扩大红军时，一天之内就有九百余名回、彝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当红军到达云南寻甸回民聚居区柯渡坝、回辉村时，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朱总司令还亲自到回辉村清真寺看望阿訇，会见回民代表，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红五军团系由原来国民党26军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于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起义后改编而成的。其中有不少陕、甘、宁、青回民。当群众了解到红军中也有回族士兵时，更增进了对红军的了解，把红军当作自己的队伍，亲如家人。他们为红军送柴、送菜、送粮，替红军带路、送情报，几十名回族青年还报名参加了红军。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及总部机关进入茂县后，战士们宁肯住在屋檐边、大树下，也不住进回民家，不借用回民饮食生活用具，更不进清真寺，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红军中的肖福祯(1880~1936年)，又名肖桦，四川成都人，1935年4月参加红军，阿訇，在县城清真寺和回民一道过“圣纪节”，在讲解“卧尔兹”时，他宣讲了回族人民的光荣的革命斗争及爱国主义传统，指出只有在共产党、红军的领导下，回族人民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在回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民和当地汉、羌族群众一道从北川、土门一带为红军背送驮运粮草、弹药等军需物资，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亲切慰问。端午节期间，红军用丰盛的菜肴与各族民工共度佳节。后来在红军发布的《回民斗争纲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中，反复向群众宣传回族、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革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尊重他们信教自由，规定红军要遵守清真寺的规矩，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红军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各族群众，增强民族团结，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总之，从红军进入川西北民族地区直至全部撤离的一年多时间内，广大回、藏、羌、汉各族人民给了红军以极大的支援，与红军同甘苦，粉碎了蒋介石困死饿死红军于川西北雪山草地的阴谋。
红军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开始进入了回族居住较为集中的甘肃、宁夏等地。是年7月15日，中央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裕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四千余人在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于8月15日到达今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回民聚居地区。在进入该地区之前，吴焕先政委多次在部队中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中打水，注意回避回民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程子华等：《红军来到兴隆镇》，载《红旗漫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页。）积极宣传红军对回民的政策和回汉团结的重要意义；红军战士除严格执行各项纪律外，还将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很快打消了回民顾虑，他们热情地欢迎红军。红军医务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红军领导亲自到清真寺拜访赠送礼品；回族妇女主动为放哨红军送饭送水，阿訇带领回民抬着礼品、赶着羊回访慰问红军。马青年、李铁民等五六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8月17日傍晚，红军离开兴隆镇时，男女老少涌上街头欢送，街道两旁香案上放满了油香、水果和点心，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回族群众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子弟兵。（丁国勇主编：《宁夏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第126~127页。）红军连夜翻越六盘山，向陕北挺进。9月22日，党中央在甘肃岩昌县哈达铺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组成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军陕北。进军途中要经过回民聚居区，中央军委下发了《回民地区守则》，专门拟定了在回民区应遵守的四项条款：“(一)进入回民区域，先行派代表同阿訇(回民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方准进入回民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准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10月5、6两日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宁夏西固县的公易镇、兴隆集、单家集回族聚居村，时值深秋季节，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在村外、屋外宿营，不打扰回族群众。“回民群众看到红军住宿野外，说什么也不答应，纷纷腾出房子，请红军到他们家里去住”。毛泽东一到单家集，就到清真寺拜访阿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到达和离开时，回族群众在街道上摆上桌子，放满茶水、糕点，欢送红军，许多老人流下热泪（刘英：《长征路上》，载《红旗漫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8页。）。7日清晨，红军离开单家集向六盘山进发，毛泽东同志健步登上六盘山，他极目远眺，豪情满怀，诗兴大发。12月在瓦窑堡谱写了气势磅礴的《清平乐·六盘山》，至今仍鼓舞着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9日，红一方面军东出宁夏，进入甘肃镇原县，经环县于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25军、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路过宁夏时，和中央红军一样受到回族人民热烈欢迎，谱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颂歌。
红军长征期间，沿途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民众对红军的同情、欢迎和支持，对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的主张、政策、行动和英雄形象，也深深铭刻在回族人民的心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其找到了争取自身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四)回族红色政权的建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逐渐走上了以农民为主力，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党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对回族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1932年，随着陕甘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就在甘肃回民聚居地龙嘴子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龙嘴子位于现陇东正宁县境内，在一百多户居民中95％以上是回民。1932年初，刘志丹、解法儒等率领部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龙嘴子周围开展对敌斗争，当地回汉群众在游击队领导下，纷纷进行分粮、抗税抗捐斗争。党组织秘密发展了马盛福、马颜秀、马颜林等回族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游击队第8支队。同年3月，在今正宁五顷原子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何正兴、郭志发任主席。龙嘴子革命根据地统辖范围，为“正宁县城之东南和子午镇西南部，东接陕西宜君县石底之乡，西告湫头南邑，西北至石家嘴子，东西长约三十五华里，南北宽七华里”（解如智：《龙嘴子革命根据地回民支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3期。）。
在苏维埃政权下，设有赤卫连，“白天放哨、生产，晚上出去斗土豪，反坏分子”，“组织了农民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1933年，在根据地党的正确领导下，即开始了分粮、分土地的革命斗争”（解如智：《龙嘴子革命根据地回民支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3期。），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生产的积极性。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不少回族青年踊跃参加了革命队伍游击队十六支队。妇女组织了洗衣队、缝衣队，老人组织了慰劳队等，支援红军游击队，保卫红色政权。蒋介石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同时，调东北军128师“围剿”龙嘴子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转战外地时，留下16支队保护群众，坚持对敌斗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敌人开展英勇不屈的斗争，直至民主革命彻底胜利。
红军长征途中，路过云、贵、川民族地区时，于1935年5月~1936年7月，先后在茂县、沧川、理香、绥靖、松番等地，建立了由当地回、藏、汉族人民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和民族、宗教等各界人士组成的人民革命政府。约在1935年夏，肖福祯以红军代表身份出席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帮助回、汉群众组织区、村苏维埃政权。
10月红军南下曲靖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回民马显文任联邦政府副主席。为了加强对回民的工作，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回民委员会，肖福祯任负责人，兼任绥靖县苏维埃主席。在苏维埃政权管辖范围内，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如回民游击队、回民独立连等。绥靖等地的120名回族青年组建了回民支队，下辖三个排，正副队长均由回民担任。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被培养成我党、我军中的民族干部。在“实行穷人分田地，拥护苏维埃”的政策中，回、藏、羌、汉等各族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还家”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次实现。
历史上回族第一个地方自治政权，是1936年10月22日成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1935年红军到达西北时，马鸿逵和国民党的部队极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阻止红军北上。当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又疯狂向边区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封锁，党中央决定西征。“中央军委调集红军主力组成西征野战军，由彭德怀任西征军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5月19日、20日兵分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西征野战军总部与右路军一起行动”（丁国勇主编：《宁夏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西征军经贾家坪、安塞、保安，西进安边、定边、靖边，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在宁条梁休整期间，经西征军总部批准，5月下旬在15军团下成立了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政委欧阳武都是回族，回民独立师随右路军立即投入西征战斗，先后参加了围攻安边，攻克新城堡、定边、花马池(今盐池)、豫旺县城下马关及该县南部重镇豫旺堡的战斗，屡立战功。
是时，西征军总部驻豫旺堡，彭德怀司令员把回民独立师领导人找去，当面布置了五项任务：“一、扩大地方武装，巩固政权，剿匪反霸，为民除奸；二、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民族政策，启发群众觉悟；四、培养民族干部，以适应回民地区工作；五、打土豪、筹粮筹款，解决红军给养和救济贫民”（马青年：《忆西征中的回民独立师》，载《红旗漫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8月，右路军占领惠安堡、同心城、王家团庄等地。至此，回民独立师以王家团庄和同心城为中心，开展发动群众、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扩大地方武装等活动。左路军自延川出发后，先后攻克曲子、阜城、环县、洪德等城镇，西进宁夏，占领了七营、黑城等地；复进军靖远、海原县境。至此，宁夏南部山区的盐池、下马关、豫旺、同心城(半个城)、关桥、王家团庄、李旺堡、七营、黑城等城镇均被红军占领，纵横四百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丁国勇主编：《宁夏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