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开始后，为了保证其任务顺利完成，党中央特别强调部队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政策。1936年5月25、26日，先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和《关于对回民工作的指示》。
《宣言》主张：
一、回民自己的事情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区域，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
二、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保证回民信仰绝对的自由。
三、联合、帮助和发展回民武装，使其成为抗日联军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回民政治文化水平。
六、密切回汉民族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指示》中明确规定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解决，我们只是站在帮助与督促的地位去推动与发动他们的斗争”（《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62页。）。
为了加强民族政策教育，还给全军印发了《回民工作守则》《连队讲话材料》作为指战员的教材。《红色中华报》还于10月22日、28日发表了《回民工作问答讲话》，就为什么要提出回民工作问题？……苏维埃政府对于回民政策怎样？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作了具体的解答。加之宁夏南部山区的解放，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豫旺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6年8月，党中央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赴豫旺堡、同心城，负责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筹备工作，组织了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黄镇、马青年等人组成的筹备会，召开了由各界代表100多人参加的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方准备就绪，经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于10月20日在同心城清真寺正式召开。到会“代表共有一百余人，各界送匾有十多幅，在3天的会议中通过了回民政府的一切议案，……到22日回民政府宣布成立！”（《豫海县回民代表大会的盛况》，载《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9日。）
大会通过的议案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纲要和条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为处理债息暂行条例》《土地条例》和回民自治政府的有关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政府组成人员：主席马和福，副主席李福财，马青年、李华、朱生录、白生彩、杨金朝(以上各人均系回民)分别担任自治政府下设的军事、文化、土地、财政、保卫委员。政府机关设在同心城以南20华里的王家团庄，下辖同心城、王团庄、豫旺、马家河湾、红城水、窑山、李旺、高崖8个巩固区和喊叫水、关桥等四个游击区，约8200平方公里，五万多人口。自治政府成立后，在各村、乡、区建立了回民解放委员会，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着手建立地方武装，成立一支由马和福亲自担任队长的回民游击队，保卫红色政权；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为红军筹粮筹款，保证红军的供给；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发展商业和商品交换，使全县逐步呈现出繁荣景象。豫海回民自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尝试，是我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使该地回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回族人民指明了道路和航程。
虽然由于红军的转移，自治政府只存在半年之久，但给当地回汉人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回族群众把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政权视为自己的救星。红军撤离后，尽管马鸿逵恢复了对这一地区的黑暗统治，但人民群众一心向往着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将布匹、食盐和粮食等物资运往边区，许多人逃到边区谋生或参加红军。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文告、印鉴；1936年西征红军路过同心时送给洪岗子教主洪寿林“爱民如天”的红缎锦旗等革命文物，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反映了回族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
三、日趋反动的回族上层人物
(一)国民党对回族的反动统治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了汉、满、蒙、回(指维吾尔族)、藏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实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但军阀、官僚和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一直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1912年初，南京回民金峙生、马德甫等“以维持宗教、联合声气为目的，以组织团体不背驰共和为宗旨”，向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呈请立案组织回民联合会。内务部在批复中都以“取义流于偏拘”加以拒绝，强令“用宗教名义，改称回教联合会”方能“准予立案”（《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8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回民惨遭杀害。军阀张宪以剿匪为名，将沧县、盐山、南皮边境的二十多个回民村庄划为特别区，长期驻扎军队，对回民村庄大肆烧杀抢劫，仅堤东一村先后被杀回民达百余人。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联合鲁北地主武装大力会对回民村庄大肆烧杀，许多清真寺和回民房屋被毁（《回族简史》第59页。）。
1927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确立后，对回族的歧视和压迫更加变本加厉。广大回民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生命财产毫无保障，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历史文化受到歪曲和摧残，宗教信仰没有自由。回民办的伊斯兰师范学校，教育部门不予备案，并强迫更名为伊斯兰经学研究社。1928年春，达浦生、伍特公等发起组织中国回民公会，经与当时内政部长多次认真洽商未获同意，10月份成立时仍被迫改称为“中国回教公会”。
1929年国民党政府强令上海各清真寺全部改名为回教堂。在湖北，国民党地方政府公开抢劫回民财产事件屡有发生；1935年10月，襄阳县襄北镇公所将回民王青山、海光有两头肉牛抢走后，还将人关押，迫使清真寺将坐落于呢嘴的32亩寺产变卖才将人赎回；1935年秋，谷城县一区区长罗庸为勒索钱财，指使警察将文风亭十几户回民所卖牛肉全部抢光，还将敢于反抗的回族老人来吉祥、马书贤带到区公所严刑拷打后武装押解到县监狱关押。
1936年，随州小林回民方家义做小生意无钱交税，竟被赶出家门，房屋被拆，流落异乡。四川军阀杨森部盘踞沔城期间，公然在清真西寺大殿上杀猪，将猪肉、猪油投入清真寺井内。更有甚者，蒋介石公开叫嚷“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说成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一些回族上层分子如白崇禧、马鸿逵等人，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胡说什么“信奉耶教、佛教的人，我们不能称他们是耶族或佛族，回族当然事同一道”“回族就是汉人信了伊斯兰教”；因而不能称为回族，公开为蒋介石卖命效力。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还利用其所掌握的报刊等宣传工具，多次制造荒谬绝伦的诬蔑谩骂回族的侮教案，挑拨离间民族关系，制造回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相互歧视和仇杀。这一时期的侮教案首推戴季陶直接主办的《新亚细亚》案。1931年7月，该刊二卷4期登载魏觉钟撰写的《南洋回人不吃猪肉的故事》一文，胡说清真寺内供奉着“猪头人身的肖像”，激起全国穆斯林的极大愤慨，迫使该刊于8月15日登出更正，表示“深引以为憾”，此案不了了之。
1932年9月，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主编之《南华文艺》一卷14期，刊载娄子匡《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以极其恶毒之语言，诬蔑回回是猪八戒的儿子小猪八戒。上海穆斯林发现后群情激愤，公推代表向该刊作说理斗争，华北回民组织护教团，一面呈文国民政府，一面通电全国教胞，然而久拖未决。后华北又公推王梦扬等四位代表赴京，强烈要求政府严肃处理此案。在全国穆斯林压力下，国民政府才表示：将作者娄子匡法办；《南华文艺》停刊并明令严诫以后不得有同样言行。南华案尚未解决，上海北新书局又印行林兰的《小猪八戒》一书，内容与娄文相同。回民向书局质问被逐出店外，引起冲突。上海十坊清真寺组织联合会，一面向国民党政府呼吁，一面聘请律师谋求公平解决。10月31日派达浦生等四位代表赴京，与华北护教团联合向政府申诉。
在全国穆斯林抗议声中，11月8日行政院才被迫发布声明，斥责北新书局，《南华文艺》“流布侮辱回教文词，殊属谬妄”，令《南华文艺》停刊，查封北新书局，惩办撰稿人及负责人等(事实上并未查处惩办)。此后，又陆续发生有1933年南昌销售《香妃演义》、北京《中学新闻》、唐山《工商日报》案；1934年北京《东方快报》，天津大成、直隶、蔚文三书局出售《年羹尧征西》案等。据有关刊物统计，从1926年~1936年的十年中，侮教案达数十起，有的竟酿成血案。鲁迅先生对于北新书局出版的《小猪八戒》一书深为不满，认为“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起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并对于回民反侮教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指回族穆斯林)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5、128页。）。
由于回族人民政治上长期处于受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致使回族经济长期陷于贫困状态。占回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占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山地、沙地、盐碱地、湖泽地，靠单纯农业生产难以自给自足，多兼营其他副业。城镇贫民和手工业者，多经营季节性小商小贩、饮食、搬运、牛羊屠宰及其肉食加工等行业，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政治上受压迫，经济生活贫困，必然导致文化教育的落后。尽管民国初期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发展回族教育，创办一些回民学校。回族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回族教育落后状况。到了抗日战争前夕，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民国初年所创办的回民学校已所剩无几。北京成达师范、西北中学，上海的伊斯兰师范，昆明的明德中学虽然勉强维持下来，但学生人数极少。在西北回民较多的县份中，许多县都没有几所回民小学，有的乡村回民竟无一人识字。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回民村庄识字的人也很少。湖北全省无一所回民中学，回族人口近万人的郧县连回民小学也没有一所。回族歌谣诉说了这种贫困的生活：
交不完的租子，还不完的债，
扛不完的长工，使不完的钱。
风扫地，月点灯，下雨无处可安身。
一家蜷在墙角里，顶着簸箕盼天明。
上述歌谣，既是回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泪控诉，也是回族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回族人民急切盼望解放的心情。
(二)回族军阀的形成及其统治
1862年，甘肃(包括今宁夏、青海)爆发了回民起义，很快形成了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个斗争中心。1872年，河州马占鳌在太子寺大败清军后背叛了回民起义军，向左宗棠投降。马占鳌、马千龄、马海晏家族先后降服于湘军、甘军，充当清政府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鹰犬。人民群众的鲜血和累累白骨，染红了他们的顶子，升高他们的官阶，逐渐形成了坐镇一方的回族军事集团。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一面镇压革命党人和会党起义，一面极力摆脱清政府的控制，在甘宁青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统治。民国初期，经过艰苦的军阀兼并争斗，陇上八镇马氏家庭已拥有其四，形成西北回族马氏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马安良、马福祥、马麒三大军阀派系中，军事实力最强的首推马安良，他一心想掌握甘肃军政大权，而甘肃是历届军阀政府控制西北的基地，因而争夺十分激烈。马安良、马廷勷父子与张广建、冯玉祥几经争斗，均以失败告终，于1929年被彻底消灭。马福祥、马麒选择了宁夏、青海回族穆斯林较为集中地区作为建立独裁统治的基地，尽管经历了北洋军阀张广建、冯玉祥、国民党统治西北等巨大斗争风浪，却安然渡过危机，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在西北地区确立巩固过程中，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的衣钵，实行“以回制回”的政策，先后利用马福祥、马麒、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军阀统治西北各族人民，而诸马则在绝对服从中央的口号下，与国民党反动派结成稳定的政治联盟，最终确立了在宁夏、青海的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