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冯玉祥国民军进军西北，西北诸马以退为进，马麒所部青海军队被收编为国民军暂编第26师，马麒担任师长，这对马家军阀部队以及甘宁青军队体制、地方体制的转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26年，马步芳选拔了20位部队骨干到兰州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批人回来后向部队灌输了国民军的军事教育思想。马姓家族中的亲属虽然还在军中担任相当的高职，但实权的掌握有了很大改变，后来马步芳索性让那些没有军事才能的人赋闲回家、按月支取一份薪俸，转而重用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异性军官，这标志着马家军阀的军事人事制度有了重大的革新。次年，马步芳还模仿国民军的治军方法，在化隆南台设立了军官教导处，轮训原“宁海军”排、连级干部。1930年，他又在西宁成立“青海军官训练班”，稍后正式更名为“青海军事政治学校”，同时组建“青海省保安处军官教育团”，轮训全省保安团各级军官。此外还有无线电训练班、电话训练班等新型军队必备的业务科目训练，完成了青海军队从旧式到新式的转型。
其二，回族军阀都以“服从者”的身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多次向政府“示忠”，在不损害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不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并对辖区内的旧体制进行改造。1933年，马鸿逵在蒋介石正式任命他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十五陆军总指挥后，采取了一些与马福祥时代不同的新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过时的“甘、马、河、回”旧的用人制度。马鸿逵在位期间，宁夏省政府委员，包括位高权重的建设、民政、财政、教育四大厅长和省府秘书长在内，属于“甘、马、河、回”的仅占33％，非“甘、马、河、回”的占67％；为“宁马”掌管财政大权的人，如财政厅长赵文府、宁夏银行行长兼富宁公司总经理李云祥等，是30年代后才被他招揽到宁夏的北京人；“宁马”三大军队主力之一的第128军军长卢忠良，也是他独具慧眼发现的不符合“甘、马、河、回”旧标准的“良将”之选。
其三，宁夏和青海脱离甘肃而分别建省，是民国时期西北社会的一件大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对马家军阀划地为界、割省自雄既成事实的默认。建省对于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作用姑且不论，建省的过程却无可置疑地表明诸马军阀已经崛起为能够主宰这片黄色土地命运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的内部结构也在建省以后悄然发生了变化。
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和稍后的第一百五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宁夏和青海建省的决议，按照民国省级地方组织机构健全体制，即省主席下设委员若干人，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青海省主席由冯玉祥的助手孙连仲担任，马麒被任命为建设厅厅长兼委员，马麟也是7名委员之一。表面上看起来马麒兄弟并没有从建省中得到多少实惠，但实质上马麒经营青海十余年，拥有雄厚的社会基础，而国民军进驻青海的，无论是省主席孙连仲，还是后来的19师师长高树勋，在那里都只能是“石板栽花”，始终有一种被架空的感觉。及至到了蒋、冯中原大战，国民军大举东调，自幼混迹官场，善弄权术的马步芳后来借着马麒观望、马麟离青、马步青驻兵于外地良机，迅速扩充势力，成为青海事实上的首脑，利用建省以后的体制转换，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体系。
马步芳因为父亲的关系，年少时就已步入军界，其性格争强好胜，好大喜功，具有浓厚的地盘意识，所以很快成为青海军政界令人谈之色变的“少帅”。马仲英起事期间，马步芳在几件事上牛刀初试，已经锋芒毕露：第一，马步芳和马仲英本是马海晏一系“步”字辈同族兄弟，而且马仲英起兵对抗国民军既有马麒的激将，又对维护诸马的地方统治有利，当马仲英向他请求援助时，马步芳竟然以“这是公事，不能因为我们是兄弟，以私废公”为借口加紧围剿，最终把马仲英逼到新疆的戈壁滩。（参见Sven Hedin：Big Horse"s Flight：Trail of war in Central Asia，Longdon，1936。）
第二，马步芳与马仲英争战中，曾俘获马仲英部收抚的国民军雷震邦团的200余名官兵，马步芳托词宴请训话，把他们骗至甘州提督府东小院内，指使预先埋伏的大刀队将他们全数砍死。第三，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期间，马步芳本来隶属于冯玉祥国民军，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很快向蒋介石暗送秋波，战后遂被任命为新编第9师师长。马步芳开始注重在“朝中”寻找自己的靠山，曾先后与顾祝同、陈调元乃至蒋介石面晤，在联合对付孙殿英时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逐渐被南京政府看重，他的新编第9师改编为正规军陆军第100师，不久又扩编为新编第2军，下辖第100师和2个独立骑兵旅，军力大为增强。1935年6月18日，军委会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保安处处长，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将军队扩充为107个团。1936年，吴忠信出任新疆省主席，小妻逗留兰州，马步芳腾出青海驻兰办事处的巨宅安置她，博得了吴的好感，吴屡次向蒋介石吹捧马步芳，使蒋对马刮目相看，先后派孙科、戴传贤、宋子文、陈立夫、贺衷寒等“党国要员”到青海与其接洽，反将省主席马麟冷落在一边。
1937年，蒋介石嘉许他在“西安事变”中没有与张学良、杨虎城站在一边，把他的新编第2军授予陆军第82军的正式番号并任命他为军长兼第100师师长。次年，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青海巡视，马步芳一面重金相赠，一面投其所好，向醉心军事的白崇禧“展示”自己的整军业绩。这一招果然奏效，白崇禧回去后第二天，南京政府即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只给马麟一个“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衔，马麟的退位和马步芳的掌权，标志着“青马”中新生代统治的最终确立。
马步芳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阀官僚政治体系，并逐步对它进行充实。这套官僚政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省政府的秘书长，它是马步芳体现个人意志的工具，省政府的秘书长往往就是他的代言人。全省的专员、县长、局长等，均需从秘书长的言行揣摩马步芳的真实意图，所以这个职位非常重要。马步芳先后任命陈显荣、马骥、高文远等担任这个要职，有意回避了家族内部的人员，既可以装潢自己“民主”的门面，又有效地避免了家族人员权力过重对自己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再以青海省公务员人数而论，马麒时代总数不过400人，而且家族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充任了各方面的要职，更多地表现出历史上军阀政治的宗法制和封建性；到马步芳掌权时，全省公务员已增加到1500人左右，后期更扩展到上万人，公务人员人数的增加，虽然最后形成了“副官多如狗，县长满街走”的可笑局面，带来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但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青海建省不久、新旧体制面临转换的时候，是和省府厅局、县级地方机构的健全发展成正比的，说明在马步芳时代，“青马”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旧军阀向新军阀的角色演变。
总之，民国初年以后，盘踞西北的诸马经过数次政治“变脸”，基本上实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到马鸿逵、马步芳掌管宁夏、青海和甘肃政局时，西北回族军阀从内容到形式、从政治到军事、乃至统治方略，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不变的只有他们的军阀所具有的不断的攫取地盘和利益的本质。他们掌握的武装多数已经演变为以新型火器和新式编练武装起来的现代军队，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战斗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父、祖时代，牢牢掌握着民国时期整个西北社会军政权柄。
第三节抗击日本侵略
一、日寇侵华与扶持回奸
(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对回胞的罪行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1937年7月，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同样深切体会到“同国如同舟”的道理，因而全民族投入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八年抗战中，回族人民中涌现出许多惊天动地的抗日英雄，许许多多的英勇事迹，谱写了回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章。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东方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他们着手制定并开始实施对外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
到1927年，日本正式确定了以武力直接“征服满蒙”“征服支那”的独占中国的战略方针。在这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东京“东方会议”上，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是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发动侵华战争。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将其侵略扩张步骤概括为：“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易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第120页。）。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下，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为摆脱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以阴谋制造的所谓“柳条湖事件”为导火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镇守关外的几十万东北军几乎一枪未放就退守关内，在四个半月内，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各族同胞，从此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达14年之久。
日本侵略者的第二步便以东三省为基地，入侵华北。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控制了冀东；1935年7月，又通过《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政府从河北省及平津两市撤出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宪特武装及省市党部，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此后得寸进尺，1937年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中、华东等广大地区相继被日寇占领，中华民族遭受近代以来最为残酷野蛮的蹂躏。
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对我国各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血腥事件，不胜枚举，特别是一些蓄意侮辱欺凌回族的行径，更是令人发指。
在河北，1937年秋，日寇洗劫献县回民聚居之村东、西辛庄，枪杀清真寺阿訇和群众多人。马本斋的大哥也未免于难；在藁无县最大的回民村九门，日本侵略军一次便抓走二十名青壮年，除两名年龄较小的被村里花钱赎回外，其余18人全部被活埋；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窜扰文安县回民村善来营，逐户抢劫，杀人作戏，当天杀死无辜群众十余人，其中回民4人。在离开村庄时，日军还纵火将全村所有民房烧成灰烬；1937年秋末，疯狂的日本侵略军闯到文安县回回营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村里的清真寺和民房全部被烧光，回民群众家家遭难。最惨的是辛树芳一家，他的两个姐姐被敌人糟蹋后扔进井里活活淹死，他的父亲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只有辛树芳一人侥幸逃出；日寇在沧县回民聚居村捷地，强迫清真寺的阿訇杀猪慰劳他们，阿訇不从，就被他们用刺刀活活刺死。他们又故意在清真寺的大殿里吃猪肉，还强迫当地回族群众围观（马玉槐：《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回民》，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7页。）。
在北平，阜成门外有块回民的公共墓地，周围占地约17华里，回族的一些有名人物如马福祥、马邻翼等均葬于此。1938年的深秋，日寇为了加强其法西斯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准备修筑一条横穿此公墓的公路，而且已派测绘人员闯入墓地进行测量。北平城里城外的广大回民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很快聚集数百人保卫墓地。日军增派军警进行弹压，但在北平回民“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大无畏斗争面前，阴谋最终未能实现。此外，日寇还通过向回民强行实行“徽章捐”(把回民户分为四等，分别发给甲、乙、丙、丁四级徽章，接受徽章者要分别交钱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不等)，“飞机捐”(强迫回民按户捐款为日本购买作战飞机)以及“献金运动”(每户一元)等形式，大肆搜刮回民钱财（马云山：《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述略》，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