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西安，1938年11月23日，正值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开斋节”，日寇趁回民群众齐集在各清真寺聚礼之际，出动二十余架飞机以回坊各清真寺和回民住宅区为目标，实施狂轰滥炸，共投弹八十余枚，炸毁回民清真寺四座和化觉巷、大皮院、小皮院、广济街等回民聚居街道民房数十所，造成回民同胞死伤一百三十余人的惨剧。大皮院清真寺因敌机炸毁该寺沐浴室的时候，左方过厅的山墙同时被震倒，室内的工役和七位教胞躲避不及均被砸死；小皮院清真寺大殿南部被毁；广济街清真寺大殿虽未倒塌，但已全部倾斜，死伤回民群众八九人，教长刘宗云被弹片炸伤八处；化觉巷清真寺大厅前日机投弹一枚，炸死炸伤各一人。
1939年的“双十节”，日军又轰炸西安，城西香米园的防空洞被敌机炸毁，躲在洞中的百余名回汉群众全部遇难，其中回民六十余人。回民居住的红埠街十字陈家老少四人被炸死，化觉巷回族中医孙先生全家三口全部遇难。日军的频繁轰炸，使得当地大部分回民只好每天黎明前带上干粮，拖儿带女逃向离城数十里的远郊避难，晚上再返回家中，有时人们尚未出城，敌机就已飞来，人们乱做一团，不少人被炸死在途中（冯钧平：《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回族》，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71~72页。）。
除此而外，在山东的德州、济宁等地，日寇因强迫回民杀猪慰劳日军不遂而血洗回民区；在沈阳、长春两地，日寇为了扩建兵营，还把一万数千个回民坟墓全部掘发，骸骨暴露，堆积如山；日军借口开办回民女校，在张家口强迫大批回民少女入校学习，实则强迫他们去当艺妓、歌女，供日军玩弄；至于火烧回民房屋以及清真寺，抢劫回民财物、强奸回民妇女等罪行，日寇所到之处，更是层出不穷（《回族简史》第79页。）。例如在河北大厂日军接连制造了北坞惨案、燕郊惨案和南寺头惨案，许多回族群众惨遭杀害；在孟村日军仅三年多的时间内就惨杀回族同胞一千三百多人，烧毁房屋一万二千余间；桂林、盐城、邵阳等地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清真寺被毁，回民死伤枕籍；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也有一千多名回族群众遇害；在天津，据1938年《伊光》报载，天津清真大寺理事王兴、文和清真南寺理事长米月波因抗日嫌疑被辑捕，王、米二人匿于法租界，米月波的弟弟和儿子因此被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致死；南韩、东大营、北钊三村有回民参加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后，将三村清真寺尽行焚毁（李月春：《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回族》，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155页。）；1942年2月，日军在东三省开始大规模的“抓劳工”“派劳工”，强制劳动人民到矿山挖煤，吉林九台县蜂蜜营回民，每年要出二三次劳工，每次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这一带村屯每年被强制出劳工一百多人次。被迫出劳工的人，有的累死、饿死、打死，侥幸回乡的人，不是落下残疾也是瘦得皮包骨。劳工死后就被扔到山谷里喂狼、喂狗、喂乌鸦。在回族劳工中有这样几句顺口溜：
赤手劳工苦难多，劳工血泪流成河，
只见山洞日日深，不见劳工几个活。（马鸿超，田志和主编：《吉林回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8~49页。）
日军在中国对回族同胞的暴行，可谓是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二)扶持回奸，以回制回，制造民族分裂。
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在军事上血腥屠杀的罪行，在政治上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装出伪善面孔，采取“以华制华”“以回制回”的策略，极尽挑拨回汉关系之能事，以便在回族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傀儡。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伊斯兰教在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的广泛影响，因此，早在1913年就开始了“以回制回”的活动。这一年，日本浪人涛秀雄肩负着特殊使命，化名为马成龙，冒充穆斯林在甘肃组织“黑龙会”，滥发宣言，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南满铁道会社调查部的回教问题专家大宰松三郎以及日军陆军省情报部的大村一，先后对我国穆斯林人口、清真寺及教派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为日本制定对回族的政策提供依据，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侵略活动。如日人川村乙麻假入教为名，在宁夏培植回族中的亲日分子，被马福祥押送张家口日本领署后，川村乙麻并未回国，而是改名为川村狂堂，二十余年专门在东北、平津一带回民中做特务工作。“九一八”后，他即公开自己的身份，出头露面，组织所谓“学会”，开设所谓“文化学校”，以奴化回民；日本浪人村田辛则率日本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为阿訇，设立阿訇养成所，培养大批亲日回奸，派遣到西北活动。
抗战开始后，日寇对回族挑拨、离间、分裂、利用的阴谋活动，更加紧进行，通过暗藏的、公开的利诱与威胁等种种方式实施侵略渗透。1938年额济纳日本特务机关被破获时，发现不少日寇阴谋利用伊斯兰教建立西北“回回国”的文件，暴露了他们一切伪善活动的真实用心。日本有时故意“抑汉扬回”，挑起回、汉民族互相仇视，还派人潜入宁夏、甘肃、青海活动，企图用各种威吓诱降的手段来煽动压迫西北的回族军政领袖；日本飞机在西北投下大量的挑拨、威胁、造谣惑众的文件传单，还以数百万金钱收买政治落后的一些军政要人，并指使回奸在西北进行各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力量的活动。
1938年，日寇对回族的挑拨、分裂阴谋随着军事进攻的受挫达到高潮，力图实现建立“回回国”切割中国西北的美梦。该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派顾问高垣信及回奸刘锦标，纠合一些甘心附逆的回族败类马良、王瑞兰、刘全保等人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该组织会所定在广安门大街东北大学旧址，会旗为长方形，以星月为会徽，颜色为绿地白月，开会时必须与日本太阳旗同时悬挂。在成立大会会场上，悬挂的标语是“主张中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赤裸裸地暴露了日伪勾结的真实用心。接着，又胁迫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清真寺广设分会组织，一概配置日籍顾问，力图使沦陷区的回族同胞变成任它宰割的奴才（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还规定各地分会成立之时必须发布宣言，声明成立本组织的目的在于加强“防共战线”，打倒国共两党，拥护友邦“仗义兴师”，实现“中日共存共荣”。这一组织的一切活动，完全在日人川茂秀和特务机关长的指挥之下，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王瑞兰是委员长，刘锦标是谘议员，其实他们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工具而已。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操纵成立了另外一个叫做“中国回教青年团”的伪组织，仍以川茂秀和为主监，下设伪“中国回教青年团指导员训练所”，以培养回民青年“防共干部”，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防共学》和《日语》（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回族中的伪组织成立后，在全国回族同胞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积极进行反共诱降活动，包括阻止广大回族人民参加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拉拢在西北有一定势力的回族上层人物马鸿逵、马步芳等人以及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向各地清真寺投寄大量的劝降信和宣传品等。到处散发《告伊斯兰教民间同胞书》，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族的“自决独立”，攻击“共产党是反对宗教的”“回教……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还劝回族群众在日军杀到之后“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企图让回民群众做温顺的亡国奴（马玉槐：《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回民》，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在这伙认贼作父的回奸鼓噪下，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回奸和伪组织。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东北伪“伊斯兰学会”以及刘锦标、王瑞兰和伪“北平市回教联合会”外，主要还有：
1938年，天津成立了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天津区本部”，每日举行“圣战祈祷”，用宗教形式进行法西斯宣传。还让回奸张春荣(又名张八，外号张剥皮)充当鹰犬，日寇还组织“牛业协会”“牛皮协会”等垄断组织，分别由回奸石竹林和王竹轩做会长，从经济上加紧剥削和搜刮（李月春：《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回族》，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
河北安国县回奸刘东星是刘锦标的侄子，原是马本斋回民支队的敌工科长，后经不住敌伪引诱，叛变投敌，当了伪警察所长兼日寇的翻译官，他为虎作伥，残害抗日回支家属，后被回民支队处决（马玉槐：《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回民》，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
山东的马良是臭名昭着的回奸。马良是河北保阳人，从军后长期担任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等职，在“五四”运动期间曾血腥屠杀过回族爱国领导人。抗战爆发后他即投靠日寇，参与组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担任要职，同时担任日伪山东省主席、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末病死。
刘佩忱，河北沧州人，1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寇卖命；“七七”事变后历任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伪沧(州)盐(山)新(海)(今黄骅)剿共军司令，伪皇协护民军司令等职，津南鲁北三十余县人民屡遭其屠杀蹂躏。日本投降后，改名刘彬，被国民党委以重职，1947年沧县解放后被正法。
日寇盘踞东北时间最久，日寇为了巩固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地位，消弭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在“以华治华”“以回治回”方面下的工夫也最大。
1933年8月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策划操纵下，由日本侵略分子川村狂堂直接主持，在长春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次年2月正式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然后以长春为基地，以“新京伊协”为基础，迅速向东北各市县和农村扩散，经过5个月的准备，1934年7月3日成立了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川村狂堂为总裁，丁一青(又名丁兰亭)为会长，张仲三、铁汝章为副会长，王殿忠、马殿显为名誉会长，韩集斋为理事长（伪文教部教化司礼教科编：《满洲国的回教徒问题》，伪满洲国1944年刊印本，长春市图书馆存，第287页。），于1935年7月在长春召开“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议，当时在东北拥有146个分会，10个办事处，总会和分会共有职员3382人。
该伪“协会”还在东北各重要城市设立支部，在各市县镇有清真寺的地方设立分会，“所有回族统统作为会员。”1936年11月，改名为“满洲回教协会”，领各省省会所在地的10个支部，各市县的182个分会。当时吉林省境内分会38个，通化省境内13个，“间岛”省境内3个。
由于日本侵略分子川村狂堂出任总裁，其侵略性和日本关东军的御用性过于暴露，1938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改组“协会”，取消总裁，改设总监，由伪满洲国军王殿忠担任，伪政府治安部拨给经费，于1939年，日创办《回光月刊》(1940年5月停刊)，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在沈阳特务机关和协和会的操纵下，为了在文化界和知识界宣传“日满协和”精神，又控制了《醒时报》。《回光月刊》停刊后，《醒时报》取代了它的地位。到1942年，各地分会增加到192个。1943年，“协会”再一次改组，王殿忠为总监，于少斋为会长、韩寿山为副会长，金钟深等12人为理事。
据1936年公布的伪《满洲国回教协会章程》、伪《满洲国回教协会分会章程》、伪《满洲国回教协会支部章程》等文件，可以看出该伪组织的活动宗旨在于“宣扬大东亚精神，实现民族协和，”显而易见，这个宗教团体的出现和一再改组，是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长期统治东北这个总目标的，但为了不“刺激民族意识”（伪民生部社会司编：《宗教调查资料·满洲国回教协会章程》，1937年刊印本，第2辑。），便堂而皇之地将这个宗旨标榜上“普及回民教育，改善回民生活，努力达到阐明教义”等动听词句，给人以民间宗教团体的假象，混淆视听，麻痹群众，笼络人心。事实上，尽管将东北伊斯兰教中上层知名人士推举为领袖，在各分会中推举清真寺阿訇为分会长等等，都不能掩盖它的性质和真实用意，仅仅是增加了欺骗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