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协会为了替日伪服务，实现既定“宗旨”，在不同地方曾成立“回教青年会”“回教妇女会”“宣传班”等小团体，致力于“陶冶青年精神”宣传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通过御用团体“协和会”与“协会”保持着“管理和精神上的联系”，协会主力的《回光月刊》《伊斯兰旬刊》《醒时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唱赞歌。1937年冬，日伪“新京体育协会”张世安，以“满洲国回教协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日本国，与日本国“回协”若林丰、日本外务省、日军参谋本部“嘱托”铃木刚等人一起活动，还一同去阿拉伯、中东、非洲各国，并参加麦加朝觐活动。张世安承认，名义上是去“朝圣”，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旅行，为日本国在中东阴谋组织“回教团”、建立“中东伊斯兰国”奔走游说，试探各国的态度，同时向中东各国替日本宣传“日满亲善……的政绩。”
1939年11月10日，伪政府指派洪启濬为团长，奉天“回协”分会长杨进之、“回协”总会总务科长韩鹄洲、伪民生部宗教股长栗原敏、协和会本部嘱托张世安(兼翻译)、奈鲁等6人组成的“满洲国回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国参加日本“回协”举办的《日本东京回教协会回教圈展览会》。在“展览会”期间，这个代表团与中国的汪伪集团代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所谓代表团，频频接触和会谈。1943年，日伪政府再次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活动。这两次亲日活动都披上了伊斯兰教外衣，但其政治目的是极其明确的，尽管至今这些内容还鲜为人知，日本帝国主义所导演的这些活动，绝不是伊斯兰教的正常活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而喧嚣是毫无疑问的（马鸿超，田志和主编：《吉林回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1~54页。）。
不仅如此，更为可笑的是，日本为了达到欺骗广大回族群众的目的，竟然抬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妻二人主持对于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的招待，授意溥光夫妻向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表示自己对回教极信仰，一切礼节及把斋等均尊重回民习惯，要求伪“中国回教联合会”代表于返北平后代向总会领取回教证明书二纸，俾彼夫妻可到北平游览活动。显然，这是要在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回教徒”宣传之下，来欺骗回民（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对中国回族人民采用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尽力挑拨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回汉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以便寻觅与扶植能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和傀儡，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但广大回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及时识破了日寇的阴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二、共产党领导下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渤海回民支队(东北回民支队)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武装进攻中国，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的神圣号召。冀鲁边区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同广大汉族人民的先进分子积极响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迅速建立了“冀鲁边抗日救国军”和“津南抗日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回族共产党员刘震寰同志领导的津南支队六大队，在沧县忤龙堂伏击战中，消灭鬼子一个小队，击毙一名日军大佐，打击了日寇侵略的气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津南鲁北一带回族比较集中，根据抗日斗争形式的发展，当时的冀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支以回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回民抗日大队。从津南抗日游击队和沧县县大队抽调了18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17名回族，1名汉族)为骨干，于1940年8月1日组成了这支新的回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沧县(今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正式宣告“冀鲁边区回民大队”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1944年，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
渤海回民支队组建伊始，冀鲁边区党委就明确它的基本任务有四项：第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回汉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第二，帮助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第三，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敌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诞生，是津南鲁北抗日战场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边区回族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军区党委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成长，调派了回、汉族先进分子组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支队长刘震寰和张文林(回族)是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王连芳(回族)早就在这一地区做地下工作，接替王连芳任支队政委的李援、支队副政委刘济民和参谋长何任兴是汉族同志，都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何任兴还是位老红军。他们都是这一地区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在回汉族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回汉干部团结一致，率领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使这个地区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的抗日局面。
渤海回民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团结回汉族人民群众，打击敌人，壮大自己，成为津南鲁北一带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它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一成立就积极对敌作战，根据平原地区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打了许多漂亮仗，如智取敌人位于盐山、黄骅县之间的重要据点旧城，受到军分区司令部的通令嘉奖，接着又以智取胜，用少数兵力拿下了沧县日伪的重要据点丁桥，等等。到1941年底，队伍已由初建时的二十几人发展到四个大队，一个手枪队。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有效地钳制了津南鲁北地区日军的行动，敌人为了消灭这支年轻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力量，在1942年发动华北“五一大扫荡”的同时，从6月18日起对我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安据点，设炮楼，挖封锁沟，采用拉网战术，铁壁合围，实行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回民支队活动地区缩小，供给十分困难，有时只能靠糠和野菜充饥。敌人叫嚣要在两个月内消灭回民支队，边区军民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他们依靠回汉人民群众展开反扫荡斗争，实行坚壁清野，化整为零、避敌锋芒，寻其弱点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如巧克姚庄、白头、苏基、毕盂敌据点等战斗，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但自身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原来的五百多人减少到二百多人。
1944年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回民支队向日伪军开展了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时而独立作战，时而和兄弟部队配合，1944年1月，首战赵高庄子获胜，军心民心大振，接着拔掉小山、苏集、辛店、小白兔等敌据点，特别是花寨战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硬仗，大长了回民支队的威风。
1945年春，渤海回民支队由解放区转向外线作战，配合军区部队解放以齐家坞、中望、李村为中心的黄骅县西北、沧县东北、青县以东的广大地区。回民支队首先拔掉吕家桥敌据点，为解放齐家坞打开通道，这一仗俘敌200多人，收编了伪军两个连。接着又取得五日三捷的战果，歼敌数百人，威镇浮河。之后，在军区统一指挥下，回民支队参加了解放盐山、无棣、小安城、惠民等城池的许多大的战斗，后来又攻克了韩村、歧口，在对日寇反攻作战中，部队越战越强，兵力发展到2000人。
渤海回民支队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共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百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40多个，歼灭日伪、汉奸、回奸2500多人，缴获长短枪2600余支，机枪几十挺，各种炮20多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冠县回民杨仓、沙德馨，平原县回族爱国人士麻中堂等人，受党组织派遣以开饭铺作掩护，在济南城内设立情报站，从事收集日伪军活动情报、瓦解伪军、营救被捕干部群众、购买药品枪支弹药等活动。党组织在外地购买的军用紧缺物资，也大多由他们安全转运到根据地。1941年以来，日寇加紧了对我泰西根据地的封锁扫荡，泰西领导机关转移到大峰山一带坚持斗争，原有地下交通线遭到破坏，和山东军区失掉了联系。为了和上级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地委、行署让泰西回族抗日救国会主任金晓村利用当地回民村寨较多的便利条件，建立泰西与泰东之间地下交通线。经过辛勤工作和广大回民支持，终于建立了一条由泰山后回民村庄到鲁东的地下交通线。不仅和上级领导机关取得了联系，还由泰西回民基干大队抽出部分骨干，担负起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重任。7月至9月初，先后6次护送江华夫妇、新四军师以上干部40多人平安通过敌封锁线。山东党政负责干部也不断从这条线路前往泰西地区或转赴延安。（答振益：《民国时期山东回族人民革命斗争概述》，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山东回族人民和汉族一样付出了惨重代价。据有人统计，“泰西回民大队，前后历经300多次战斗……米英俊式的营级烈士就有6人，连级14人，班排40多人”。（答振益：《民国时期山东回族人民革命斗争概述》，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1945年8月，仅在进攻商河战斗中，渤海回民大队就伤亡109人。然而正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铸造出众多的回族人民优秀儿女。如铁道游击队第三任政委张鸿仪烈士（郯城县回民），被晋察冀党委、政府授予“模范共产党员”“民族英雄”光荣称号的山西代县县委宣传部长兼区委书记的金方昌烈士（聊城回民），被山东军区授予“神枪手”称号的金维三（沂南县回民），泰西回民大队中的当代“花木兰”王玉庆（泰安回民）……他们在中华民族和回族抗战史上英名永存。
(二)冀中回民支队
“卢沟桥事变”不久，冀中各地回民自发组织起不少抗日武装。其中成立比较早，影响比较大，作风比较正派的有两支：一是肖秉钧、刘文正、马永恩等在定县、安国一带成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一是马本斋在献县一带组织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后来，这两支武装都相继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统一为冀中回民抗日武装的主体--“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也就是着名的马本斋回民支队。
1937年9月22日，日军占领定县县城，当地回汉人民目睹侵略者的暴行，抗日的情绪十分高涨，但苦于群龙无首。中共河北保南特委根据这一情况委派肖秉钧到定县、安国一带发动群众抗日。肖秉钧为了便于做回族群众的工作，首先找到了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回族乡绅刘文正。刘文正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北洋军阀队伍里当过连长，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甲归田，闲居乡里，受肖秉钧的影响，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并逐渐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肖、刘二人联络了附近村庄的回族青壮年60余人，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起名为“定县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不久又改称“人民自卫军第九支队”，到1938年初发展到200多人，奉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命令，从定县调到安平县皇城村整训，从此踏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道路，改名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这是冀中第一支带“回民”名称的八路军领导的武装。
1937年8月间，日寇占领献县，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辛庄村遭洗劫，村里清真寺的阿訇和许多无辜群众被杀害。国恨家仇，激起人们极大愤慨，大家拥戴马本斋带领群众和日本鬼子斗争。马本斋是行伍出身，在东北军中做过军官，懂得一些军事知识，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更激于爱国义愤，所以当即接受了乡亲们的重托，在东辛庄清真寺树起了抗日的旗帜，取名“回民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00多人，其中83名回民”。
马本斋的队伍一成立，就得到了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支持。孟庆山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受党中央派遣，先期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马本斋在孟庆山的支持下，在献县48村扩大武装力量，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改名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
1938年4月28日，以上两支抗日武装根据中共冀中军区指示，集中到河间县城内进行整编，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由马本斋任总队长，马仲三任副队长，刘文正为政治主任（马生祥，路程：《冀中回民支队琐事轶闻》，载《文中精华》，2007年增刊。）。不久，晋察冀军区又调回民干部，共产党员丁铁石任政治主任，下设两个大队，分别由马永恩、马永标任大队长，官兵合计8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