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继武，云南丘北回族，抗战初期任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副旅长。1938年在台儿庄战役陈瓦房战斗中，旅长陈钟书牺牲后，他整顿残部，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猛烈反攻，夺回火石埠阵地，击退日寇数十次反扑，使已经动摇的汤恩伯部阵地得以稳定，为台儿庄战役最后胜利作出贡献。所部回族官兵伤亡惨重，仅一零八四团一营二连就有130名为国捐躯，后升为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回族联合会总干事。
李立强，安徽怀宁人，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飞行科毕业，抗战后驾机参加上海、南京保卫战，先后击落日军飞机五架，升任27飞行队分队长，1937年9月在执行任务时因天气恶劣，飞机迫降不幸殉职，授航空烈士。其事迹载《台湾空军·忠魂录》。
此外，像在湖北、河南抗日殉国的马道元、马秉忠等国民党军队中的回族爱国将领还有不少。不过，最有影响，最有实效，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首推“小诸葛”白崇禧。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回族，少年从军，逐渐成为国民党内桂系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后，与李宗仁长期主持广西省军政，任广西绥靖副主任，积极主张抗战。1936年6月，他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要求中央对日宣战。西安事变爆发后，与李济深等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一致抗日。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授二级上将，参与制定淞沪战役作战计划，亲赴前线督战；参与筹划徐州会战计划，协助李宗仁指挥；代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责，指挥武汉保卫战；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出面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任理事长，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常有交往，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同情、友好态度；任桂林行营主任期间，对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和《救亡日报》的复刊表示支持；任桂林建设分会副会长时，延揽和保护过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但自昆仑关战役后调回重庆起，其态度有所转变。1940年冬，与何应钦联名发出皓电、齐电，为围攻新四军制造舆论，参与发动皖南事变，其反共反人民立场是坚定的。但总的来看，白崇禧为抗战胜利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盘踞西北的回族军阀集团，在抗日形势日益高涨的推动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了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后，马鸿逵、马鸿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部队组成第十七集团军；马步芳、马步青集团则隶于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部（韦显文等编：《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第75、232、233页。）。马家军被编入抗日军队序列，肩负起对日作战的任务。国民政府命令马步芳抽调一个骑兵师赴前线作战。马步芳将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第二旅及骑五军第二旅部分兵力，组成一师三旅共八千余人，以马彪为师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该师为暂编骑兵第一师。1938年1月，该师归入西安行营部队序列，驻防临潼、潼关一带，担任保卫陇海线铁路运输安全的任务。该年6月，日军攻占河南开封，并大举南下，打算与江西日军会合，进攻武汉。为加强豫省河防，暂编骑一师于7月调往黄泛区尉氏、扶沟、鄢陵、西华一带，归第一战区孙桐楦指挥。此期间，该师第二旅第三团排长马元林，勾结河东伪军，枪杀营长，与几十名士兵叛变投日。这批叛徒还勾引日伪军渡河袭占骑一师驻防据点数处。马元林等叛国投敌行为激起骑一师官兵的愤慨，师长马彪率部向日军发动反攻，所部官兵英勇作战，收复了日伪军占领的各据点，并生俘叛徒马元林，将其杀头示众。在骑一师猛烈进攻下，敌军溃退，乘船东渡，但被河水冰凌所困。日伪士兵半被我军消灭，余者跳水溺死，无一生还。骑一师大获全胜，当地群众赠给马彪“万民伞”，赞其率部抗日功劳。1939年春末，骑一师调至项城，活动于周口至界首一带。他们发挥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从第一、三旅轮流渡河袭击日军，又从第二旅过河围困淮阳日军。日军从开封发兵车百余辆，以解淮阳之围。马部第二旅与敌互相冲锋，时以白刃相交，战斗十分激烈，旅长马秉忠阵亡。马彪令第二旅血战到底，又令第一旅增援。经顽强战斗，日军溃退，施放毒气，以阻马部追击。此役消灭日军一千余人，生俘数十人，骑一师伤亡两千余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发唁电悼念阵亡官兵。暂骑一师调往豫西休整后，于1940年7月改为整编骑兵第八师，赴皖北牵制日军。骑八师经常突袭日伪军，破坏敌人铁路、公路、桥梁，给日军物资运输造成很大困难。日军称其为“马胡子军”，多方设法戒备。此时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骑八师亦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发生冲突。同时，国民党与马步芳争夺该师军权，致使师长马彪离职赋闲。日军投降后，该师返回青海。
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在绥西抗日中也表现出了爱国精神。陆军第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具有强烈的抗日精神，1938年春他组织全军军官训练班，研究对日作战，并要求将士“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守责”（王五典：《国民党八十一军绥西抗战的回忆》，载《宁夏三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该年5月，马鸿宾被任命为绥西防守司令，率部驻防绥西。绥西防务直接关系宁夏安危，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出两个骑兵旅和一个警备旅赴绥西归马鸿宾指挥。马鸿宾在临河设立指挥部，严明纪律，组织军事演习，做好打击敌人的准备。1939年夏，日军板垣师团一部，配以汽车、装甲车、坦克向绥西进犯。日军以炮火轰击马部阵地，步步逼近。马部奋勇还击，并利用地形向敌背侧迂回，向敌人发动反冲锋。双方展开肉搏，日军被迫撤退。绥西战役首战告捷。该年山西形势趋于稳定，傅作义部由山西重返绥远，成立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一举突入日军重要据点包头，夺取其辎重后，撤往后套。绥远军事关系山西形势。因此，从1940年起，日军从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各地调集三万余部队，汽车千余辆，飞机、大炮、坦克及伪蒙军六个师，向河套大举进犯。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及马鸿逵部骑兵第一旅在绥西乌布浪口、乌镇一线构筑阵地，阻击敌人。2月1日，日寇分两路西犯，一路向乌布浪口、四意堂、乌镇的马部进攻。日军集结于四意堂北，以密集炮火轰击马部阵地，又以坦克、装甲车开道，步兵尾随其后，开始冲锋。马部奋起反击，双方激战竟日，冲锋与反冲锋交替进行，伤亡很重。日军遭顽强抵抗，即向马部施放毒气。马部中毒者头痛、胸闷、流泪、呕吐，战斗力大为减弱。当日深夜，一团阵地曾被日军突破，但敌人未敢贸然而进。次日凌晨，战斗再起，马部加强四意堂兵力，并与乌布浪口阵地联合作战，再次给敌人有力打击。下午，日军集全力突破四意堂阵地，从右侧截断马部退路。马部在撤退中遭日军地面部队追击和飞机扫射，死伤甚多。官兵两天两夜没有吃饭，饥困交加，适气候寒冷，很多人被冻伤。受敌追击，马部转入北部沙漠地带，经六天六夜艰苦行军，到达磴口。此役马部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完成了配合绥西其他友军的任务。马鸿宾返回驻地磴口整顿军队，并表示还要打回河套去。
日军占领五原后，因战线过长，主力东撤。1942年3月，马鸿宾部与傅作义部联合开展收复五原的战斗。马部进至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东北黄河南岸之达拉特旗，与日军隔河而望。此时傅作义部重创五原日军，包头日军企图渡过黄河，由南线包抄五原我军退路。日军过河之后，向西前进，遭马部阻击。日军以炮火优势，摧毁马部右翼阵地，并向后包抄。马部撤向北部沙窝地区，重新集结。马鸿宾令备团利用敌人车辆在沙漠难以畅行的条件，运动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保持五六里距离，选择时机袭击日军，以疲惫日军。马部以运动战与敌在沙漠中周旋数日，后在新民堡西南山头设伏，待日军逼近，突发火力，日军重武器失去作用，毙伤数百人。遭此打击，日军放弃南线增援计划，由昭君坟渡河而北，匆匆撤走。马部立即向黄河以南之伪蒙骑兵进攻。经月余战斗，伪军据点悉被扫除。至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东北之大面滩地区全部收复”（韩哲生：《马鸿宾指挥的伊克昭盟之战》，载《宁夏三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08~110页。）。
这次战役，驻五原日伪军全部被歼，日酋水川中将亦被击毙。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被扫清。这对保障宁夏、甘肃和陕北等后方安全，起了重大作用。马鸿宾率领数千回汉健儿，驰骋绥西沙漠之中，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每每重创日军，虽经受牺牲而不退缩，在马家军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西北回族的抗日活动，特别是在几次重大战役中的表现，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曾连篇累牍地在《中央日报》显要位置加以报道。淮阳激战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一战区长官部都为阵亡官兵发来唁电，各大报刊先后登载了抗日英雄马秉忠等人奋勇杀敌的事迹，马步芳因此被誉为“抗日功臣”，在1945年9月南京政府召开的纪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蒋介石特别提名表扬了马步芳、胡宗南等“抗日有功将领”；支会绥西抗战的马鸿宾，也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忠勤”勋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诸马军阀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一向敌视的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再度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对西北回族军阀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与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会面，这是中共与回族军阀集团上层人物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商讨交还红军西征军战俘的问题。稍后还通过一些进步人士分别与回族军阀的头面人物取得联系。1937年8月，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正式成立，10月，改组充实宁夏工作委员会，12月，中共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向当时表现出进步倾向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建议，表达了“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节”（许宪隆：《论西北诸马军阀的抗日活动》，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的积极和解态度。但西北回族军阀自认为与共产党之间因为西征军的问题“结怨太深”，心存顾虑，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应表示。但随着南京政府对共产党政策的转变，他们也适度调整了方针，加上重兵外调不宜树敌太多，以至在整个抗战期间，与边区政府的对立情绪比起抗战前明显缓和，总体上双方处于休战状态，没有发生大规模或正面的军事冲突。唯一未变的是他们不容外人插手省内事务的一贯原则，所以这期间被派往甘宁青开展发动群众工作的中共党员，仍然有遭到逮捕、杀害的情况。
四、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救亡运动
(一)回族人民的救亡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爱国将领以及民主人士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广大城乡的回族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寇的侵略。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北平回民“感于生死关头已至”，为卫国御侮，迅速组成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在7月29日发表的《卢沟桥事变的通电》中表示：“悖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详见《北平晨报》民国26年7月29日。），还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及华北各界救国会等二十多个抗日团体一起，成立了义捐团、慰问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以主人翁的姿态捐资购买食品、衣物、用具送往前方慰劳将士。日军进攻包绥时，包头回民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踊跃输将，自动捐助”并将各地回民的募捐，不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委员会，收转前方将士，以便慰劳之。”（《包头日报》民国2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