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由沦陷区扩大到了大后方。由于流入武汉的难民日益增多，回族爱国实业家“前汉口总商会主席陈经畲……办了难民救济所六处，并且每天都一一巡视”（《回教大众半月刊》创刊号，1938年2月。）。1938年2月，为配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举行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的活动，武汉回民进行了总动员，“为国难祈祷，并愿求全世界同道一致援助，以期正义伸张，和平实现”。14日下午，武汉及全国各地回民代表“在汉口民权路礼拜堂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及来宾千余人……分别由马教长领导为阵亡将士祈祷，李教长领导为抗敌将士祈祷，王教长为抗战胜利与世界和平祈祷……五时半散会，继全体教徒整队游行，至六时三刻始散”（《新华日报》1938年2月15日。）。湖北回民组织了“汉口市回民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湖北回族》，第96~97页。），在河南、湖北两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青年服务团还在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太沽、怡和洋行附近福绥路27号旁边一块数丈长的围墙上，用彩色书写了“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战”汉英两种文字的巨幅标语，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国际标语”，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肃回民的救亡运动以兰州为中心遍及各地，还在兰州读书的杨静仁等一些热血青年，利用原有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迅速组织起来，在兰州大中学校的回族师生中发展会员七八十人，通过举行座谈会、办壁报、发传单及深入回民聚居的临夏、固原等地，开展抗日宣传。西北重镇西安的广大回族同胞，在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表示“本市回民愿做政府后盾，卫国御侮”，还不断选送回族知识青年前赴西安、兰州等地军事学校和机关受训，以培养抗战人才。1938年9月13日，陕西回协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抗战“献旗”大会，除了向国民党政府献旗和向各界发出坚决抵抗日寇的通电外，还一致提出了“通电全世界回教徒共同声讨暴日”“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等提案的《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
四川的回族爱国志士成立了“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该会在1937年12月向各界发出的通电中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1940年5月16日，云南召开全省回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了云南回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要求把救亡运动进一步引向基层。9月，还派代表前往重庆，代表云南回族同胞向政府献旗，“以表滇回抗战决心”。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各地回民抗日救亡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汪逆罪行。1939年2月2日，“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河南省回教青年救国会”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主张明令通缉。白崇禧在复电中说：“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国策，绝非少数奸宄所能动摇……愿我回胞，再接再厉，奋斗不懈，以争取最后胜利。”
在华北大地上，由于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抗日武装，日军重施“以回制回”故伎，策划募集“回教军”两千人，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教大队”，当即遭到当地回民的坚决抵制；日军后又策划了一个集体移民满洲的阴谋，准备每年移民一至五千人，强令华北占领区的回民“承认情愿移民满洲”。在广大回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敌人这一削弱回民反日实力的移民方案终未实现。
一些回族上层爱国人士，不仅出资创办《回教大众》《月华》《回族青年月报》等进步刊物，从事唤起民众投身抗日的宣传工作，而且还捐款献马，支援抗战。“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年近七旬的大阿訇马良骏在声援抗日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全国回族同胞的心声（马云山：《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事略》，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
总之，抗战时期回族人民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遍布全国，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回族人民的救亡外交
1937年12月至1940年底三年左右的时间，是回族人民救亡外交最为活跃的时期，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艾沙·马赋良两人小组、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学生朝觐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六批人员出访中东和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为正面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力量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达浦生教长是我国着名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学者，1927年他从南洋回国后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经常收到海外友人来函，表示对中日战争的真相不甚明了，国外留学生也来信讲述了日寇在中东诸国展开颠倒是非的反华外交宣传，使不少中东人士对我国抗战产生错误观念，他萌发了出国揭露日本在华的种种暴行，宣传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爱国活动的想法。1938年元月，达浦生抵达埃及，他自备礼物献赠国王，得到30分钟的召见机会，将日本法西斯的兽行及我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向法鲁克一世作了系统的阐述，获得了国王的深切同情和支持；不久，他又奔赴麦加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人士相聚，两次拜见了沙特国王，解释了中日问题真相，要求沙特抵制日货，得到首肯；他还用阿拉伯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详述了60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及目前中国的抗日情况，埃及群众纷纷购买，后来加印了5000册，分赠阿拉伯各国要人和报刊；最后，达浦生还在印度和东南亚主要华人区进行抗日募捐和宣传，于1938年8月顺利回国。
1938年1月，以王曾善为团长，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一行5人组成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2月抵达麦加，借各国穆斯林朝觐之际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拜见了沙特国王伊本·萨特，通过交谈，使国王了解了真相，认为“中国之坚韧抗战，颇予阿拉伯人以极度兴奋”，“爱国御侮，实为回教人民的天职”，并表示要通过抵制日货，与中国建立政治关系的形式支持中国抗战；代表团随后又去了埃及，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埃及分会会议及亚历山大中国救亡会宣传大会，获得埃及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5月~7月，代表团陆续访问了贝鲁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分别拜谒了各国元首及朝野着名人士，同样受到同情和慰勉；7月份抵达印度，受到拉合尔、加尔各答、拉克诺各地穆斯林的热诚接待；最后西去土耳其。行程近5万公里，历时一年，出访八国，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英文编写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1939年1月返回重庆。
1938年10月，维吾尔族人士艾沙偕同回族人士马赋良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组团前往中东诸国进行外交联络，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托他们携带《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前往海外散发，他们出访的国家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大体一致，多了一个阿富汗，且二访印度，前后一年半，1940年6月返国。
1939年12月，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三人组成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从香港出发到达新加坡，受到当地穆斯林和华侨的欢迎，他们拜访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和侨商胡文虎先生，散发了《中国之回教》图片册，用大量照片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此后，代表团又用半年多的时间走访了马来西亚的93处市镇，按计划还访问了文莱、沙捞越等地。代表团的东南亚之行，引起了当地各国穆斯林的极大关注，不久他们也组织了南洋回教赴华亲善访问团，前往中国桂、滇、黔、川、陕、甘、宁、青等省进行参观慰问。
1938年秋，西北甘、宁、青等省115人组成的西北回胞朝觐团取道西藏、印度前往麦加参加1939年春的朝觐活动，在麦加，他们遇见了日伪控制的“华北回教朝觐团”在为日本侵华唱赞歌，于是同留埃学生朝觐团一起与民族败类们展开了斗争，还在一个有15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言，斥责日寇利用穆斯林感情搞欺骗宣传的行径，从而使这次宗教朝觐变成了一次有力的民间组织的国际抗日宣传（详见《回民言论》，第1卷，第9期。）。
1938年日本以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名义派遣朝觐团作侵华国际宣传，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以庞士谦阿訇为首，包括马坚、纳忠、林仲明、张有成、纳训、马俊武、林兴华等也组团赴麦加朝觐，他们与敌伪派来的朝觐团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准其以伪组织名义为虎作伥，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利用宗教做欺骗宣传的阴谋，最后使这个伪代表团如丧家之犬掩丑而归（《中国回教朝觐团日记》，载《回民言论》，第1卷，第9期。）。
五、回族抗日斗争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人类共同体。各民族的一体化趋势是由他们共同的历史命运决定的，是在他们共同的斗争中发展的。这是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繁荣的历史基础。回族的抗日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与进步的历史规律，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时这种斗争大大加强了回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团结，并推动着回族不断进步。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了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回族发展的基本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我国近代特定条件下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为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所认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促使人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迅速取得共识，走向一致。因而，抗日战争中这一民族发展道路成为人们广泛追求的目标。这主要表现在：
（一）回族的全民族抗战
近代的民族关系，既存在各民族团结奋斗的趋势，也有民族分裂的危机。这两条道路摆在我国每一民族的面前，成为对他们的严峻考验。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一方面对我国进行疯狂的武装侵略和肆意屠杀，用血腥的手段妄图使中国人民屈从于他们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又采取政治分化手段，特别是利用国内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民族分化政策主要针对少数民族的某些上层人物，引诱他们投靠日本，导演了一幕幕丑剧。伪满洲国、蒙古军政府为其典型。对回族，日本也大力推行其分化阴谋，他们极力挑拨离间回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故意夸大回汉矛盾，鼓吹“帮助回民自治”，用成立“回回国”来欺骗回族。为实现其阴谋，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派遣大批特务潜入绥远、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活动，煽动西北回族军政势力降日亲日。全面侵华后，日本在北平成立“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中国回教青年团”等伪组织，并于其占领的华北、山东等地设立分会。这些组织由日本人一手操纵，各分会均由日本人充当顾问，完全是日本侵华的御用工具。日本企图利用这些组织实现其“以回制回”和分化回族的双重目的。历史证明，日本的这一阴谋并未得逞。除少数甘心附逆者外，广大回族均洞悉日本的伪善与险恶用心，自觉抵制日本的侵略阴谋。日本统治下的华北，回奸活动最为猖獗，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回族的抗日斗争最英勇.产生了冀中、渤海回民支队，涌现出以马本斋为代表的一批抗日英雄。为了孤立和打击日本支持的傀儡组织，回族着名人士于1938年5月在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八项抗日纲领。这个组织与日本扶植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相对立，大力号召回族抗日，受到各地回民的欢迎。《回教大众》说：“每一个有血性的教胞没有一个不痛感无组织领导的痛苦。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迫切盼望的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已经正式成立了。”（《敬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载《回教大众》，第8~9期合刊。）足见回民把它视为自己的组织，他们反对傀儡组织的感情跃然纸上。西北回族在《告全国同胞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假借回民名义”“实施其侵略计划”。针对日本的阴谋，他们提出：“(一)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敌人投降！(三)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四)联合回族同胞共同杀敌！”（《回教大众》，第2期。）由于广大回族的抵制和斗争，傀儡组织陷于孤立，回奸人物臭名远扬，日本的民族分化政策彻底破产。广大回民同仇敌忾，表现了全民族抗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