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日立场决定了回族抗日斗争的广泛性。这首先表现在回族抗日活动地域分布的广阔。从回族相对集中的西北边陲到东南海疆，从大后方、根据地到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到处都有回族的救国斗争。回族抗日斗争广泛性更主要地表现在回族各阶级、阶层都程度不同地参加了抗战。回族人民群众是回民抗战的主体，是促使这一斗争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西北各省的回族虽然不在抗日前线，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尽可能地支援前线战争。如宁夏回汉学生组成“少年战地服务团”，大力宣传抗日；青海、新疆的回民为抗战捐款捐物。群众的抗日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和回族军阀对民众抗日的限制，推动了西北的抗日形势。1943年，甘南回、汉、藏各族十万余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的阶级压迫和片面抗战路线，提出“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的口号（郭正清、马自祥：《甘肃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幕壮剧》，载《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敌后根据地回民支队更是回族民众抗日的代表。回族上层也不乏抗日人物，着名者如白崇禧、端木杰、马聪、马杰等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贡献了力量。西北回族军阀虽然一度对日态度暧昧，但总的说还是坚持了民族立场。马鸿逵、马步芳在宁夏、青海作了抗日准备，青海骑一师、马鸿宾部曾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回族宗教人士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除王瑞兰、马良等极少数依附日本外，各地阿訇、学者均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本合作，有的还积极宣传抗日，对动员回族抗日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及其各地分会，均有宗教人士的积极工作，如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支援抗日大会上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日，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朱杨桂、高新生：《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这些说明回族在抗日问题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无论下层群众还是上层人士均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挽救民族危亡的主题已经超越了回族的阶级界限和政治派别划分，成为全民族的纲领与行动。
(二)抗战与回族的进步
如何认识回族的全民族抗战，亦即如何认识回族抗战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回族的抗日斗争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回族为抗日作的宣传、进行的战斗、消灭的敌人和捐献的钱物数量，无疑都是回族抗日贡献的明证。但我们认为回族抗日的作用还有更深远的内容，而且这些深远的内容对回族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回族抗日运动与全国政治形势的关系出发，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新变化。
第一，回族社会的统一性空前提高。在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各阶级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各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10年战争的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为各民族的内部统一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回族兴起了全民族的抗战运动，而全民族抗日运动则有力地推动了回族内部统一性的提高。何以这样说？我们知道，回族因其形成道路的特殊性和地域分布的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回族发展不平衡，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难以形成统率全民族的政治目标，其斗争也往往是地域性的。近代以来，各地的回族或者为了民族的利益，或者为了全国的进步，曾进行了种种斗争。但这些斗争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联系。近代西北回民起义和云南回民起义联系甚少，而西北回民起义内部派别林立，壁垒分明；内地的回族先进分子曾为推翻清王朝而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但西北的回族军阀却成了清政府的帮凶；回族宗教界则表现出不问政治的姿态，与回族政治势力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总体来看，近代以来回族表现出走向统一的趋势，但其步履蹒跚，发展缓慢。抗日战争中，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产生了统一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即全体回族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
当时各种回族刊物都以宣传这一口号为宗旨，包括一些宗教刊物也改变过去只谈宗教的传统，而把抗日与伊斯兰教义结合起来宣传抗日，有的刊物则完全是为宣传抗日而创办的。其次，统一了行动和斗争。抗日口号被回族各阶层、各派别所接受，无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回民，还是国统区的回民，都把抗日作为首要任务，而沦陷区的回民则以更坚韧的精神保持了抗日的立场。其三，出现了统一的组织。如前所述，针对日本利用回奸，建立伪组织欺骗回民的阴谋，回族在1938年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由于这一组织受到回民普遍拥护，遂发展成为全国回民抗日的统一组织。它在未沦陷的各地广泛地设立分会，包括延安也有该组织的分会。可以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是回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最后，政治统一性的提高。思想口号与斗争行动的一致，统一的政治组织的产生，既迅速推动回族政治统一程度提高，又是其具体表现。可以看到，抗战时期回族的上层与下层、宗教界与政界、学术界与政界之间的政治联系空前密切，出现了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局面。这表明抗战中的回族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和政治统一的水平都有显着提高。
第二，回族社会更加开放，促进了民族团结。回族在清代曾连续发动反清斗争，引起清政府极大警惕并对回族采取控制和压迫政策。由于清政府利用民族矛盾和挑拨民族关系，回族长期面临紧张的民族关系。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并未消除。这一长时间的压力造成回族在社会和心理上形成自我封闭的倾向，这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历次重大的政治变化和政治风潮中，回族社会很少公开表示明确的态度。回族社会的这种封闭性影响着她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也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发展。抗日战争中，回族社会表现了明确的民族立场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态度，第一次全面地公开自己的政治态度。由于这一态度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一致性，因而在事实上表达了回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认同感和一体化，表达了回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某一个民族独立能打败的，因此，任何政治上的封闭都不符合抗日的要求，都不利于抗日而被放弃。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自我封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弃了封闭，实现了国共合作；回族也放弃了封闭，不仅开放自己的观点，并在各种刊物上宣传回族的历史与现状，希望人们更多地了解回族。其他民族的人士也积极研究回族问题，如顾颉刚所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2页。）
基于此认识，许多回、汉等人士都致力于宣传、研究回族，克服了不少过去存在的认识上的误解和心理上的隔阂。实际的斗争活动更大地强化了民族之间的认同与团结。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里，回汉同胞共同战斗，生死与共。敌占区的回汉民族兄弟互相支持抗日斗争，很多回族兄弟在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地主动支持汉族抗日队伍，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自觉意识。在各种抗战回忆资料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迹，如阎铁的《燕郊枪声》中记述了一位卖豆腐的“小张回回”主动帮助八路军攻打日本监狱的事迹。（见《星火燎原》之五，第62~63页。）在抗日的共同战斗中，在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召唤下，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奋斗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民族关系中的古典色彩大为淡化，向现代民族关系大大迈进了一步。
第三，抗日斗争促进了回族的觉醒和进步。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人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回族的全民族抗战，既是爱国思想激励的结果，又有力地增强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一思想巨大的启迪作用与回族抗日的客观运动相结合，成为回族迅速觉醒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抗日不仅是对日问题，它也包含着如何改革国内政治甚至经济，从而增强抗日力量的问题。回族投身于抗战，加强了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他们不仅要关心回族的命运，而且要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回族不仅要为打败日本而奋斗，这也必然导致他们要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斗争。这既是回族社会的开放，也是其进步的表现。开放与进步是相伴而发展的。
具体讲，回族的觉醒和进步可从两方面认识。首先，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关心国家一般政治问题的积极性空前增强。日本对中国采取军事征服腹地、分裂边疆民族之政策。而回族聚集之西北边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日本分裂西北阴谋的破产，乃在于回族的民族思想的进步。回族学者白寿彝当时指出：“我们的边疆上，需要边疆同胞的国家意识和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边疆上，回教同胞的国家意识，虽不见得普遍的浓厚，但回教都有忠于国家和为正义而斗争的教训。”（《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8页。）就西北而言，从新疆到陕西、从海固回民起义到甘南暴动，回族既有抗日的要求，又有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斗争；从内地看，不仅军政界回族人士积极抗日，回族学者、宗教阶层的政治热情亦与日俱增。马松亭大阿訇在北平《抗日宣言》上签名，在埃及向记者散发支持抗日的声明，影响巨大；回族学校成达师范提出：“‘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需要彻底地联系起来……成师因负有时代的使命，训练学生及指导其毕业后服务的动向，都是循着这个目标。”（艾宜栽：《半年来的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同上书第1062页。）该校在战争中被迫迁徙桂林、重庆，于颠沛流离之中坚持办学，表现了坚韧的爱国精神。抗战胜利后，成达师生又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典型体现了回族由抗日而不断觉醒的道路。其次，由抗日而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从回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关系看，长征之前二者联系甚少；长征之后二者在西北的联系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在抗日战争中向前发展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共在日本占领区开辟的敌后根据地，或者把回民自发的抗日武装纳入到自己的军队体系使之发展，或者发动回民抗日，帮助他们组织回民抗日武装；一是国统区的回族不满国民党统治，接受中共抗日纲领，投奔边区。还有许多回族与中共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政治上倾向中共。如西安回族人士马师端在所创办的图书馆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西安古城为之震动（哈雒岐：《西安回民图书馆的创办者马师端先生事略》，载《回族研究》，1992年，2期。）。
回族参加抗战是回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回族不畏强暴，不为利诱，掀起全民族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扞卫民族尊严的一支劲旅。回族不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贡献，对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参加抗日运动对回族是一个重大变化，而抗日又推动了回族内部外部关系不断变化。概括而言，回族自身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抗日而结合得更加密切，使得回族与国内一般政治问题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所以，回族内部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是相互促进的。从抗日斗争出发，更多地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更大地投身于国内政治斗争之中，由此，回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回族不仅参加了抗日斗争，而且为自己汇入革命运动做了准备，这又表现了民族战争对革命运动的促进。这一历史深刻揭示了在近代条件下，在多民族共存的国家中，每一个民族都以其他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只有当她汇入中华民族奋进的洪流之中，她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才走上了进步和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