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回族军阀的斗争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回族
(一)回民遭受的双重压迫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广大回族人民，并没有改变政治上受歧视奴役，经济上受剥削掠夺的悲惨命运，依然遭受种种歧视和压迫。
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仍然奉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1946年伪国大代表选举中没有回民代表，而用“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的名义找出几个人充数。在1947年元旦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对回族人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都未作任何规定。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遭到国统区广大回民的强烈反对。《清真铎报》刊文揭露国民政府给予的所谓“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十名“国大代表”名额的骗局（《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
各地、各阶层回族人士及各回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严正指出：“我回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与蒙藏族同。而中央各项待遇，独未使回民与蒙藏平等待遇，此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突崛》第3卷6期。），抗议不承认回回为民族。中国回民青年会通电呼吁全国，要求伪宪法取消把回回民族称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的规定，提出回回作为一个民族应该享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立法监察委员资格和能够参加各级选举等方面的政治权利，并在教育上有享有均等机会，在生活上有特殊的便利（《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当时侮教案件不断发生：如1946年夏，驻河南淮阳县国民党士兵在中山大街二仙楼吃饭时，竟公然强迫卖烧饼的回民小孩吃猪肉面条，激起全县回民反抗。特别是1947年9月16日《北平新报》第二版文艺栏内刊登的一篇题为《猪》的文章，恶毒侮蔑回族敬猪为亲，引起北平及全国回民的极大愤慨。北平回民成立“护教大会”，17日与北平回教协会一起，组织数千回民进行游行，提出6项要求，希望当局公正裁决。然而9月18日，国民党中央社在“新闻报道”中，却以“系误解教义发生误会”为《北平新报》多方辩解，开脱罪责，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坚持民族歧视与回族为敌的反动立场。
牛肉系回民生活的必需品，民国期间，国民政府多次严令“绝对禁止宰食”。1946年秋，湖北枝江县回协支会代表全县回民，以“回民需要甚切”，请“准予宰食老弱残废之牛”（《中国回教协会汉口分会信箱》，载《伊理月刊》，1946年，第3期。），向县、省政府多次交涉，均遭拒绝。1947年，湖南衡阳江东几户回民联合在盐码头开店宰牛，以维持生计。然而当地政府却下令准予汉民开店宰牛，回民则只能宰牛自食，不准上市。当地回民与阿訇多次与政府交涉，均被驳回。真是是非不辨，有冤难申。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混乱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各种捐税，加紧对城乡人民的搜刮。如烟酒税、印花税、房产税、落地税、募兵款、草料费、服装费、伙食费、航空费、办公费、牲口税……名目繁多，无奇不有。如此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得当时担任武汉商会会长，在商界颇有影响的回民陈经畲经营的“汉昌肥皂厂”也只能以高利率吸收私人存款和向金融界贷款才勉强维持下来，其他回民经营的饮食业、手工业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者甚多。全国其他各城镇回族工商业也大多如此。
回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占有土地就成为回族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据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邵阳各地农村回民中佃耕农占85％以上。在邵东县的水井头、渡头桥、九龙岭；郡阳县的银仙桥、武郡江；邵阳市郊区的茶元头等地回民中，佃户则占95％（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28页。）。
湖北各地农村回民中，佃农约占90％，而枣阳县顺城湾95％回民为佃耕农（答振益着：《湖北回族》，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78页。）。河南农村回民大多少地、无地，或只有少量山地、坡地、沙地、盐碱地、河滩地、低洼地。1948年辉县有回族农民430户，少地无地者竟达414户，占总户数的93％；民权县伯党集400多户回民中，少地无地的占88％（《河南民族志》(打印稿)第二章。）。海南省三亚市“回辉村回族共占有土地4440亩，而70％掌握在地主手中，如地主杨亚梅一人就占有土地五百多亩”（中元秀：《广东回族》，载《回回民族遍华夏》，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1987年编印。），广大回族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正常年景每年收成除交纳地主捐税外，已难以维持生活。若遇上天灾人祸，则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或靠借债、逃荒、要饭、卖女卖子维持生计。
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的失利，不仅年年征兵拉夫，而且动辄对回民进行残暴的血腥屠杀。仅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山东益都的8个月中，回民被杀害一百余人，四十多人遭毒打，九十多名妇女被侮辱，还有千余青壮年被抓捕（《回族简史》第110页。）。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武汉很多官、商均用纸币兑换金银而无事，回民商贩马林芳却因区区几块银元触犯当局“禁令”，1949年2月被捕后，第二天即被枪杀于统一街口。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榨取下，在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下，城乡广大回民生活陷于绝境。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小寺街居住着几百户回民，但没有一个人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供职，95％以上的成年人连固定的职业都找不到（北京市社会学会、民族宗教研究所编：《北京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调查报告》，1983年8月。）。河南禹州市“山货厂全村回民五百多户，二千三百多口人，没有像样子的工商业，却有四十多副掌鞋挑子，180多根皮条杆子，这一类走乡串村的穷生意”（《禹州市回族志暨宗教志》，禹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45页。）。广西桂林东江区码坪街(现为红光街)有居民116户，约442人，其中99％以上都是回民。这条回民街从1945年~1949年4年中，被抓壮丁的17人，被送进监狱的15人，被杀害和被逼死的25人，无法生活卖儿卖女的11人，妇女被奸污残害的有30人，有病无钱医，有粮无钱买而病死、饿死的多达147人，全街有29户死绝，5户逃往他乡下落不明（《广西少数民族·回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湖北襄阳县双沟村回民中，有18户42人被拉壮丁死在异乡；其余的或沦为乞丐，或卖儿卖女，妻子改嫁，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湖南常德县许家桥中堰、跑马岗等地回民，则是“种无地、居无房、吃无粮、睡无床”，一生“做不完的苦工，吃不完的野菜，磨不破的肩膀，穿不烂的鞋袜(指终年赤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马步芳、马鸿逵家族，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对西北地区回民进行横征暴敛和超经济的掠夺。马氏家族、门宦、官僚、地主、寺院占有大量良田沃土，强迫农民交纳高额地租，负担繁重的粮、草、田赋。人民群众除承担烟酒、百货、印花等国税外，还要缴纳各种地方捐税，派款和支付各种差役。甚至连烟囱冒烟、饮用河水都要交税交款。“黄河长来西海宽，苛捐杂税纳不完。百姓骨头里把油煎，伤心的眼泪流不干”，正是青海人民对难以承担的苛捐杂税的血泪控诉。广大回民为了支付沉重的捐税徭役，被迫向高利贷者借款，承受“黑驴打滚”，“马莲叶”（“马莲叶”系高利贷利息的名称。借债时双方议定还款时间，到期不付即使太阳只偏过一片马莲叶宽，也要按两个月偿还利息。）等高利贷盘剥。在西北各地，回民还普遍担负学粮、乌苏勒(农业税，交纳全年农产品的1/10)、卧格夫(给清真寺捐献财产)等十余种宗教负担。
在马氏家族统治下的甘肃、宁夏、青海各地，还普遍严禁回民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动辄处以“鸭子浮水”(倒剪双手吊起，背上加上石块)、“揭背花”(用皮鞭蘸水抽打背部)、“老虎凳”“抱大筒”“戴火叉”……等酷刑。在马氏军阀残暴统治下，广大西北回族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过着贫困的生活。
(二)回民争取民主解放的斗争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回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从未停止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45年8月，毛泽东亲自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云南大学回教同学会、云南回教协会及回族民主人士，在昆明正义路清真寺召开座谈会，决定就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等问题向全国发出通电，支持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正义举动。11月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回族学生，参加了在联大举行的反内战、反独裁时事晚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统治。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明德回民中学及其他大中学校中的回族师生，不少人参加了为受害者举行的公祭活动。云南大学20多名回族学生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回教同学会”，在历次掀起的民主运动中表现突出，起到了骨干作用（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武汉大学回族学生魏星桥，是时担任《武大新闻》的编辑工作，他为纪念1947年武大“六一惨案”一周年而写《纪念决不是哭泣》，为声援浙江大学于子三被害而起草的《武大学生罢课宣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讨伐。
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人和城市贫民掀起了罢工和抢米风潮，安庆回民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安庆是历史名城，位于长江沿线，水上交通便利。这里回民大都集居在大南门吴樾街一带，多从事小商小贩，有200多人在江边当码头工人，为过往船只装卸货物。1946年10月，在封建把头操纵下，回、汉两族码头工人发生械斗，双方互有伤亡。事后陈庆贤勾结官府派兵不许回族工人上船搬运，生路被断绝。农历年关来临，为了活命，以马吉才、金志安、姚永久为首的200多回族码头工人手持三角小旗走上街头，高呼“我们工人要吃饭！要生存！”“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到安庆行政公署门前示威请愿，一连数日毫无结果。后来七八十名回族工人包围了专员范苑声的官邸，奋起抢过对准工人的机枪，掉转枪口指向范宅，迫使范准许回族码头工人复工。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把头联合制造的民族矛盾，长达一年半的安庆码头纠纷才告平息（《安徽回族革命斗争史迹四则》，载《回族近现代史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它使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和封建把头及贪官污吏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于是18名回族工人组织了“同心会”，带领回族群众为维持自己合法权利继续斗争。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后，物价一日数涨，官商乘机囤积粮食以饱私囊，致使素有鱼米之乡的安庆大闹粮荒。在安徽大学学生反饥饿宣传的鼓动下，1947年5月9日上午，安庆1000多回民和汉族群众一道，奋起捣毁囤积倒卖大米的怀宁县银行行长何荫庭的公馆。反动军警开枪镇压，激起全城人民公愤。下午愤怒的饥民砸了怀宁县政府、县参议会和警察局。官办“乐裕丰”米行所囤积的几百石大米被一抢而空，迫使官方只得将囤积的大米供市，粮价迅速下降。在这次抢米风潮中，领头的是回族搬运工人组织的“同心会”（《安徽回族革命斗争史迹四则》，载《回族近现代史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