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崇禧军阀集团的垮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白崇禧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他向蒋介石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共匪剿平，而后行宪”（《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4年，第475页。）。并在各种场合，鼓吹“若共匪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坚持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继续增兵东北，进攻已为东北抗日军民解放的城市和地区。5月，飞赴东北负责指挥军事，组织反动武装攻占四平、长春等地。6月，白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七个纵队，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直逼长江沿岸，开辟了鄂豫皖解放区，对南京政府反动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白于1947年11月中旬，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以对抗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白乘机向蒋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设一个战区，以便集中使用兵力。蒋怕白兵权太重，尾大不掉，坚持设徐州、华中两个“剿总”，于1948年4月免去白国防部长职务，任命其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华中“剿总”。开始时白拒绝接受任命，后经黄绍竑劝说后，始于6月28日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职务，并主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辖湘、鄂、赣、豫、皖五省军政大权。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后，白崇禧感到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为救自保开始了“备战求和”和“求和备战”两手活动，暗中策动五省参议会，促蒋下台，并请李济深出面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妄图划江而治。但当1949年1月蒋发布下野文告后，他一面希望李宗仁以代总统地位搞“全面和谈”，实现其划江而治的梦想，一面又主张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反映出其实无和谈诚意。4月上旬，当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的意见后，白即作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卫长江。据白崇禧事后回忆：“后来黄绍竑携共方条件回南京，我记得李代总统召集会议讨论，黄报告后意思是应该接受，谈了好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没讲话，后来讲话了，我说：‘总统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条件，成立联合政府，这结果一定和欧洲捷克国相同，无疑等于投降，捷克等是前车之鉴，坚决反对。’说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劝李代总统不要接受”（《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1984年，第878页。）。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彻底粉碎了白崇禧“划江而治”的美梦。5月14日，张轸兵团起义。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白“率部退至以衡阳、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之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继续与人民为敌。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白部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战术，仍给他留以立功赎罪的余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故10月初其主力部队第七军一七一师、一七二师，四十八军一七六师及直属队在由衡阳撤回广西途中行抵黄土铺一带时，4万余人全部被歼。至此白始令其余部队向广西仓皇撤退，搞什么“反共保乡”活动，负隅顽抗。鉴于白的顽固反动立场，人民解放军于11月20日对桂北发动进攻，21日在小榕江击溃七十一军，22日解放桂系老巢桂林，22日，梧州、柳州同时解放。12月4日解放南宁，攻占镇南关，7日解放钦州。至此，白崇禧集团从陆上、海上逃亡通道全被切断，成为瓮中之鳖。进入广西的白部17万余人除一万多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1950年2月，白偕夫人及子女乘飞机抵台，宣告了白氏集团的彻底垮台。
白崇禧由辛亥革命时期富有理想、颇有才华的爱国青年，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成为桂系军阀首脑之一，爬上了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宝座，成为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在统一建设广西、北伐、抗战时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剿共”反共反人民，又干了不少坏事。他一生和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终因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点上一致，始终为蒋介石卖命效力。特别是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反革命本性更加变本加厉，终于遭致彻底覆灭的命运。
第五节社会经济状况
一、农副业生产
(一)回族农村土地占有状况
民国时期，广大回族人民在新老军阀、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深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回族同胞以其辛勤劳动、善于经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农业、民族工业和商业等方面依然取得了许多进步。特别是边远地区农业的开发和边贸的发展、城镇传统手工业的经营，以及回族民族工业的兴起，均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进入民国时期后，我国回族虽然分布于全国所有省区，但西北地区已占有绝大多数，其中宁夏、甘肃地区比例更大。宁夏地区的回民绝大多数居于南部山区，这里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生态破坏严重；甘肃回族农民80％居于积石山、太子山和陇山等高寒地区，耕种条件相当恶劣。全国其他地区的回族农民，也多在高山严寒，或干旱丘陵、贫瘠荒芜山区，或滨湖低洼的湖泽地区耕作。这是造成回族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
造成回族农民生活贫困更重要的原因是回汉大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占有，而广大回族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的境地，他们遭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沦为佃户或卖身为奴婢。大地主马麒、马安良家族，在甘肃临夏各占有数万亩良田；该县枹罕乡仅占农户数0.8％的地主，占有全乡耕地的87％，而占农户总数89％的贫雇农却只占8％的耕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1964年铅印本，第25页。）。解放初，仅据临夏县枹罕乡、漠泥沟乡和临夏市堡子乡3个乡的统计，占3％的地主，占有的土地竟达70％以上。居家集地主马子仁有佃户近一千户（马通：《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民委民研所，1980年铅印本，第19页。）。据在黑龙江阿城镇张香、马回两屯20户回民中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中农两户占有土地12垧，贫农3户占有土地6垧，雇农15户全无土地，都是向地主租地种。”（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甘肃民委民研所，1958年铅印本，第9页。）在甘肃农村的回民中，一般地租多在产量的五成以上，有的达七八成。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的方式竟有金鸡上架、狗撵兔、黑驴打滚、黑到明、加一先扣、猴戴帽、颠颠脚、挖奔子等8种之多。有些地主在荒月粮食大涨价时，将借粮作价供给农民，秋后粮价大跌，按当时市价折款要回粮食，剥削手段十分残酷（马通：《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民委民研所，1980年铅印本，第19页。）。
在广大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解决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从实际出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基本上仍然实行着减租减息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没收汉奸、豪绅、恶霸的土地，优先分给烈士遗族、抗日战士和无地农民。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在土改中，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回族贫雇农分得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如靖远(河北盐山)县塔上村的农民每人平均分地一亩六分，庆云丁家庙村每人分地二亩八分。渤海区靖远、德平、庆云、沧县等县五十多个回民村，有一千五百多户贫苦回民分得了土地。仅德平四区李家寺三百多户回民就分地六百多亩。定县唐家庄四百多户回民，斗争出地富土地一千五余亩，房子一百零七间，都分给了贫苦农民。连土地最少的宁津县长官镇回民(这里的地主规定土地不能卖给回民)也得到了土地。”（《回族简史》第106页。）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使解放区的回民挣脱了封建枷锁，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二)农业
民国时期回族的农业生产，从总体来说，回族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田间管理、产量等，大体上与当地汉族农民的水平相当。但由于回族农民进入各地的时间较晚，大都聚居于当地自然条件较差的穷乡僻壤，因而给回族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带来的困难更多。
在西北地区，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被镇压后，金积堡、灵州、宁夏府(今银川)、河州、西宁等地的回民被强行迁徙，大部分迁至今宁夏南部的山区和今甘肃的平凉、会宁、静宁、定西一带，生活于山边、滩边、湖边、渠梢的“三边一梢”之处。回族农民在恶劣的环境里，努力开发可利用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使原来十分荒芜之处出现了农田和村落。如固原州，“有十余家为一村者，三五家为村者，彼此相隔数里、十里不等者。”（见《固原州志》。）在海城(今海原)，“本城及西安、龙地湾、二府营四区，水甘土衍可种膏腴。”（见《海城县志》。）这些田地多是回族农民辛勤劳动开发得来的。在川区的回族农户，由于灌溉便利，农业基础较好，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景象。着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写道：
宁夏河东至金积、灵武为回民最多的地方，尤以金积为回民最多之区，他们处处表现不一样的耕种。金积境内的道路水渠，没有不是井然有序的，农地中阡陌整齐，荒废之地绝难发现，对于农事之耕耘除草，亦能功夫实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甘肃回族农民的生产水平一直较低下，直至1949年时，临夏金州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仅一百多斤，总产只有二亿多斤，主要作物为小麦、豆类和土豆等（马通：《甘肃回族史纲要》，甘肃民委民研所，1980年铅印本，第20页。）。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回族农民中普遍开展，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曾于1935年起推广植棉，开始在中宁、金积、灵武三县试种，1940年起大规模推广，有些回族农民也掌握了植棉技术。从1941年起，宁夏开始试种甜菜，到1945年时贺兰、永宁、宁朔、平罗、中卫等地开始大量种植，这些川区的回族农民也开始种植甜菜。宁夏南部山区的农民和甘肃回民地区的农民所种主要经济作物为大麻、油料、烟叶、药材等。
内地及沿海地区的回族农民则因地制宜，种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一些经济作物。如湖南隆回回民所生产的龙牙百合、红皮大蒜、生姜、辣椒；海南三亚羊栏回民的近海捕鱼及蔬菜生产；均是当地颇具特色的主要产品。河南禹州砖桥坡、东刘庄、西刘庄、北海庄、南海庄、尹坡、赵桥、巴庄8个回民聚居村落，位于颖河冲积平原，土质肥沃，地下水资源丰富。自20世纪初起，当地回民即改变了传统种植小麦、玉米、黄豆、红薯等农作物的做法，开始试种烟叶。到20年代，烟叶种植面积大幅度上升，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禹州回族志暨宗教志》第七章第二节，1989年铅印本。）。湖南邵阳郊区北江垅回民，于清光绪年间最早种植甘蔗，后逐步推广，民国年间成为宝庆各地民间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邵阳回族》第四章第三节，1986年10月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