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农业经济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民国时期回族中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创办新型农场。1934年，云南回民杨世敏赴蒙自、开远考察后，认为当地的农田水利有开辟前景。次年报请云南省政府批准，成立开蒙垦殖局，自任局长，组织群众挖渠抽水，开垦荒地，建设村庄，试种棉花、甘蔗、烤烟，推广蚕桑，对滇南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云南沙甸回族耆绅白亮臣，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于1938年报请省政府批准，成立思普企业局，率领数百沙甸回民开赴边疆，在南桥开辟了数千亩荒地建立农场。把内地棉花、甘蔗、蔬菜种植技术传入彝族居住地区。在车里（今西双版纳）南糯山成立制茶厂，种茶数万株，年产红、绿茶20000余斤，销往国内外。在佛海成立纺织厂，用生产的棉花纺纱织布，并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改良农具，发展生产，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技术改革和生产的发展，而且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江应梁：《云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湖南隆回县回族爱国人士苏抱樵，20世纪30年代于邵阳北江垅大怨庵创办农场，引进温州蜜桔等优良品种予以推广。1943年，与人合资在邵阳北江垅创办自生合作农场，除继续推广原先引进的温州蜜橘外，还从福建引进爪哇糖蔗数种，经过培育后，使其适应当地土质、气候，产量、含糖量均大大高出当地甘蔗。农场不仅向当地农民传授甘蔗栽培技术以增加产量，还帮助回民江北榨糖厂改进加工技术，进行综合利用。将原先生产的红糖加工为白糖，原先制糖后丢弃的残渣废水加工成为酒精，增加了收入。农场还引进了桔橙、碧绿珠葡萄、洋葱、花菜、长四季豆、山东牛丸心菜在当地城郊推广种植。为进一步引进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苏抱樵还在农场内增设了中国良种种苗场，并与人合资在桂林、衡阳、邵阳城郊兴办了良种种苗联营场。日本侵占衡阳、邵阳、桂林后，三地农场房屋、农作物及设备被洗劫一空。日本投降后，他又于1946年初与友人到衡阳将自生农场更名为互生农场，并任经理，继续从事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工作，直到1948年因经济困难被迫停业（《苏抱樵事略》，《回族研究》，1995年第1期。）。苏抱樵一生，为湖南邵阳等地回汉族农业生产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省分会为扶持桂林郊区草坪乡潜经村回族农民发展生产，于1939年在该村后之古东大罗坪建立了灵枣农场，从四川复旦大学招来该校垦殖班毕业生10余人主建农场事宜。当时在大罗坪兴建了农场办公室、住房、厨房、牛舍、工具室、肥料库房。除购有一般农具外，还有收割机等，共开垦荒地几百亩，“种植各种果木及稻麦、烟叶、薯类等，及畜养牛羊、鸡鸭各生物，以资增加生产……不幸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敌陷桂林，全部损失矣”（段全录，姚继德：《桂林回族经济概论》，《中国南方回族经济商贸资料选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101页。）。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生产所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经营管理方式较以往均有所发展变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经济的缓慢发展，是回族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就其总体情况、特点、作用来说，大体如下：
第一，从全国总体角度而言，无论内地或边疆，民国时期回族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田间管理、粮食及农作物产量等，大体上与当地农民相当，说明是一个适应性极强，勇于进取，以农耕为主的民族。
第二，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经济继承了“回回善营利”的传统，与时俱进，突破了单纯种植粮食、蔬菜仅供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不仅广泛种植烟叶、棉花、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某些地区略具优势），还创办了农场、良种场，改进技术推广新品种，对农产品进行再加工和综合利用，尽管它在回族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甚微，但却反映了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第三，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原因，无论内地和边远省份的回族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较少，且生产、生活的自然条件极差，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收入难以维系生活所需。故回族农民中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极少，大多兼营畜牧，季节性小商、小贩，制革，牛羊屠宰加工，运输等副业，借以弥补生活的不足。
第四，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促进城乡商品交流起了积极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五，民国时期，回族人民在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不畏艰难困苦，克服重重困难，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缓慢发展。今天党和政府从各方面对回族社会经济发展予以支持和扶植，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作为回族人民，如何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在发展当地经济和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三)牧业和副业
勤劳的回族农民在自然条件差、土地少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他们努力开拓，开展多种经营，故回族农民中单纯经营农业者不多，大部分回族农民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兼营牧业、养殖业以及手工业和商业。
在河南省，回民拥有的土地较少，人均不过几分地，与汉族农民相比一般要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且多为沙荒地、盐碱地，生活非常贫困。所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生活，许多回族农民在种植之余，又从事养殖业。在农村，有70％的农民兼营季节性的小商小贩和短途贩运，有一部分农民还兼营牛羊业（穆德全：《河南回族分布的历史渊源》，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在黑龙江农村，“三月开始插种，九月才能秋收，回民又有经营小商小贩和其他副业的特点，城镇附近的农民的副业收入要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58年，第9页。）。四川农村回民，“多数兼营商业、畜牧业、家庭饲养或从事制革、运输等副业以维持生计。如盐源回民，勤于务农，精耕细作，且‘家家饲马、户户养鸭’，生活颇为富裕。新都回民散居乡间者，则以务农为本，但又兼营屠宰牛羊、摆小摊，开茶社、饭馆、点心铺等。松潘回族的农民，除务农外，还多兼小商贩，贩牛皮、羊皮、布匹等，往来于草地及各省”（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3页。）。其他各省区的回族农民除务农外，也往往兼季节性的商贩活动，或兼放牧牛羊，搞小手工业。商贩活动较大者，贩粮、布、盐、牛羊等；资金缺乏者则推炭或卖菜、瓜果、面食、牛羊肉等。此外，各省区回族农民因地制宜，在云南从事赶马帮者，在河南、河北、黑龙江、鄂西北省从事制革者，在新疆、甘肃有从事淘金者，……门类繁多，不胜枚举。
如前所述，福州晋江陈埭的丁氏家族聚居于泉州湾的西南侧，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四境、岸兜、溪边、花厅口、坪头、西坂、江头7个回族行政村。元末明初因泉州战乱不已，回回人丁氏家族迁居陈埭，“开基拓野，筑坡以扞海田，而瘠化为腴，履亩以征荡产，而什受其八，家用益饶。”（《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陈埭丁姓回族部分)《二庄孺人传》，泉州历史研究会、陈埭公社回族委员会油印本，第37页。）他们向大海争来田地，以经营海荡、养殖蛏苗为其主要产业，历明清两代以迄民国，相沿不衰。现存民国10年至34年(1921~1945年)海荡图七张，是丁氏族人抽分海荡时使用的“公图”，证明这些海荡归宗族所有，每八年进行一次分荡，解决使用权，使用者以“在蛏贴银”作为土地使用费(地租)（杨彦杰：《陈埭丁氏“海荡图”研究》，载《陈埭回族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137页。）。这种管理方式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但对于保护海荡、发展生产具有一定作用。今日陈埭的海滩涂不断得到开发，年产蛏苗达2万担左右，为周围沿海县乡提供大量海蛏苗种，这与丁氏回族的传统经营有很大关系。
在长期的牧养过程中，回族农牧民培植了许多优良品种，宁夏银川、石嘴山及银南地区的广阔荒滩上，多由回民放牧的滩羊，是一种长尾脂、粗毛型、裘皮用绵羊，呈白色，但头部、双眼周围和两颊处多有褐色、黑色斑块，羊肉脂肪均匀，肉质细嫩，不膻不腥，味道鲜美；用滩羊羔羊毛皮制成的“二毛皮”是制衣珍品。新疆焉耆是着名的回族聚居区，盛产体质粗壮、能吃苦耐劳，耕地、拉车、骑乘性能俱皆的焉耆马；又有肉嫩刺少、名闻全疆的焉耆鱼。
二、近代民族工业
清末以来，回族的民族工业已经出现。进入民国以后，受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推动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回族中部分商人，少数经济地位上升的农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某些地主耆绅，将其商业资本、长期经营积累的钱财投资于近代工业，创建了一批新式工厂，近代回族资本主义工业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清代咸、同年间，南京回民蒋翰臣靠在长江中游贩卖紧缺食盐而发家致富。后与邑人刘鉴中合资开办了金陵“春生鉴号”，经营绸缎业。他们自设作坊，自织自运自销，产品遍及赣、鄂、湘、川、滇、黔数省，获利甚丰。1894年“春生鉴号”自行歇业，复在长江中游经营典当业和盐业，后又集中财力于上海经营房地产业，遂成江南巨富。传至蒋家俭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苏州苏纶纱厂、苏州丝厂、南通大生纱厂和安徽芜湖裕中纱厂，开回族经营纺织业之先河。民国初年，着名阿訇王宽为解决回民生活及就业问题，让刘德源于北京牛街输入胡同西口设慈善工厂，专门生产毛巾。1919年冬，回族商人鲁连城投资10万元，于武陟县木栾店独资创办成兴纱厂，生产12~20支纱，产量3800绽（吴世勋：《河南》，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259页。）。采用千佛阁牧童人像为商标，是河南纺织工业中较早的纱厂之一。1932年开封回民杜秀升出资租办了该厂，采用二仙阁牌商标，工厂改名为钜兴纱厂。1920年前后，天津回民马泽民创办吉庆公号，于竹竿巷生产麻袋。云南河西回民马汉波、马正和、马泽如、马千里四兄弟，通过肩挑及赶马帮到缅甸经商积累了资金，在昆明开原信昌商号，在思茅设信昌分号，在江城开敬昌茶叶号，在墨江开原信斋，分别经销皮革、百货和生产酱油等副食品……拥有资本曾达二百万半开(银元)。以后他们又用经商所得资金在昆明开设明德织布厂，从四川运来织布机50台，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回族商业史》，第222页。）。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棉花的需求增多。为便于棉花的运销。1932年由西安回民白楚珍、冯梦麟等人集资于渭南创办西安棉花机器打包厂，该厂拥有19个弹花车间，一个仓库，回汉工人近千人。有从德国礼和洋行进口的50匹马力柴油机动力的两半推盘式打包机，并聘请俄国人做技师，每天能打包六百多件，每件重250公斤。该厂在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均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