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回民有经营南货、北货、纱号等行业的。邵阳市郊区回民，利用当地物产和交通资源优势，每当辣椒上市季节，为外地客商代办收购、加工、托运业务，营销范围除本省湘潭、长沙外，还远及广州、武汉等地。经营该项业务的以“海同兴”最负盛名（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江西南昌，据1920年的统计，回族所经营的商业种类，可以分为下列的几类：五金火柴业、古玩业、办馆业、刻字石印业、菜馆业、茶食糕饼业、卖渔业、瓷器业、宰卖牛肉业、镶牙业、眼镜洋货业等（《江西回教概况》，《月华》第3卷(1931年)第10、11期。）。其中五金火柴、刻字石印、瓷器、镶牙、眼镜洋货业等，均为新拓宽的商业门类。
江苏回族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也十分明显（郑勉之：《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貌》，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以扬州为例，30年代新增行业有材版、锅店、文具、柴篷、轮船、运输、煤炭、浴室、酒店、照相、金融等行业。南京回族行业面已扩大到棉纱、纸张、金融、石油等方面。经销棉纱的有杨子渊的仁和祥大商号。经销纸张的有马文亮的汉春斋纸号，销售各种纸张，还印刷加工装订成账册出售。经营金融业的有李汉卿的长和钱庄、金宏义的大同钱庄，经营贷放、存款业务，金氏还被举为南京商会常务理事。经销石油业的有撒光铨的光陆石油商行，汪凯良与人合作开设的大陆石油商店。光陆石油商行创办于40年代，经营美商德士古公司的汽油、煤油、柴油、沥青、润滑油、黄油、变压器油等二十多种石油产品，此外还经营美商朴雷公司的拷胶、碱粉、肥田粉等化工产品。回族商人也有从事文化事业的，如镇江兴办的三山报馆、镇江书店等。因市场需求关系，一些原经营传统行业的回族商人，根据市场导向及时调整了经营业务，如丁星甫在南京经营的铜锡业店后改为泰昌五金号，经营车件和电料，许多回回药店兼营西药，出售万金油、眼药等；回回经营炒货业者也纷纷兼营卷烟、火柴业，公顺烟号、顺昌烟号，都是以回族人为主的合资企业，几乎垄断了南京的卷烟批发业务。
在云南昆明，回民有从事西药、五金、杂货、煤炭、建筑材料、钟表修理者。此外，还有1922年马玉兰开设的兴盛牛奶场，1932年马美娣开办联友牛奶场，1941年马千明开办的明德厚纱庄，1942年纳本敬开办的鸿顺土布店，1948年武义和经营的蓄电池行（宋恩常：《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在四川成都，出现了几十家开绸缎店、电料行、药房以及煤油公司的回民。其中资金千元以上者十余家，万元以上者有几家（《成都回民状况》，《禹贡半月刊》7卷4期。）。
在陕西西安，20年代又兴起德泰光煤油公司、利通汽车运输公司以及经营布匹、纸烟、杂货客栈的仁中利、德兴合、春月恒、同文成和新昶和等商号。到了30年代及其后，在西安有华丰面粉公司、协合客栈……以及马姓的金店，白姓的旅馆等较大的产业；在渭南，有渭南打包厂等（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在北京，回民经营澡堂、烟铺、电料行等行业者大为增多（王梦扬：《北平市回教概况》，载李兴华，冯今源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0页。）。
在天津，回民经营的有盐业、粮业、纸张、丝绸、布匹、竹器、粮食运输、米面加工、染坊、洋货店、百货店、土杂品、外贸等行业。外贸业务中以“长元德”堪称魁首，它是在“长元德喜寿花烛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1893年后开拓进出口贸易。出口商品为牛油、牛皮、牛骨，进口煤油、洋蜡、石油蜡料、日光皂等”（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在上海，回民经营的有春源祥纱号，宝华、国际、中法西药房，福裕呢绒号，艺光照相馆以及房地产，洋什货，化工原料，印刷，书店，礼品、进口贸易等行业。马晋卿等于1913年合伙组织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协兴公司”，以东南亚地区为主要市场，香港为中转站，还设立科伦坡分公司，出口以中国丝绸、山东府绸、茶叶、瓷器为大宗，兼营爆竹及中药材等。进口以水晶、燕窝、西洋参、红蓝宝石及中西药材。每年进口贸易金额达数万元（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6~277页。）。
安徽有安庆“王泰和”百货店，始于清末，20世纪20年代王绍南任经理时一手经营三家店铺，雇工多达七十余人，日营业额高达数千余银圆，名噪一时，成为安庆最大的百货店。“盈生泰”百货店，1922年开设于安庆，兼营批发，垄断了整个安庆专署所辖八县的批发业务，雇工二十余人，也是安庆城内有名的大商号。“马龙华蛋品公司”，则几乎垄断了上起九江下至芜湖一带的鲜蛋采购业（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
上述大量事实足以说明，民国时期回族商业活动领域已突破了小商小贩、牛羊屠宰加工、饮食、医药、珠宝等传统商业的束缚，经营范围已拓展到百货、印刷、书报、文化娱乐、西药、浴池、卷烟、花纱、五金、电料、建材、煤炭、石油、现代交通运输、金融，外贸……部门，基本上形成了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品种齐全的商品系列。此外，在其他一些省区，也有不少回族资本主义商业。如江苏南京新奇芳阁清真茶社，镇江中国国货公司、恒源昌商号；山东淄博复永兴商号；四川成都马裕隆商号；甘肃平凉文茂祥、祥发和商号……基本都属于近代回族资本主义商业范围之列。
仅就上面所列举的一些省区的情况看，说明民国时期回族商业中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开始发生发展起来。尽管它和汉族同类商业相比，存在着资金少、规模小、分布极不平衡，基础十分脆弱又极不稳定，在回族及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毕竟反映了回族商业经济的新发展，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总之，民国时期回族商业的总体情况是：
第一，传统的小商小贩、牛羊屠宰、饮食、医药、珠宝等行业仍在持续发展，其中又以摆摊设点，提篮叫卖的小商小贩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民国时期回族商业已突破传统经济的束缚，凡与回族生活习俗无妨碍的行业，回民均从事经营，其经营活动领域已几乎拓展到商业的各个部门。
第三，民国时期，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企业在回族中已经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它反映了回族商业的新发展。
第四，民国时期回族商业的发展变化，是回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不开的。但由于受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回族商业发展的历程更为艰难曲折。因而，中国民族商业的特性（特别是局限性）在回族中必然有所反映，这是不应否定的，应予以认真地研究和科学的总结。
第五，民国时期的回族商业，已基本上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商品系列，对于促进城乡商品交流，改善各族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并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答振益：《民国时期回族商业概论》，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第六节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
一、文学
(一)诗歌、散文、小说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封建的清王朝后，在民国时期短短的三十余年中，伴随着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回族的文化科学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和新文化的色彩。
民国时期的回族文学中，旧体诗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新诗歌、白话散文和新式小说开始成为主流。
从事旧体诗写作的诗人虽然不多，但诗的内容却充满着爱国的进步思想。具有代表性的爱国诗人，当推甘肃天水哈锐(1862~1932年)，字蜕庵。哈锐出身医家，自幼读四书五经，习八股文，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朝考入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回族中少有的翰林公。历刑部四川司主事，壁山、宜宾、乐山知县。辛亥革命后返乡，发展实业，曾开设炳兴火柴公司。他从一位旧官吏转变为实业家，逐渐形成了忧国忧民、反对外敌的爱国思想，这种思想常常倾注在他的诗文中。《己已早春感言》：
充耳谁闻庚癸呼，中原布满流民图。
万黎只合沟中瘠，敲比何须问有无。（《哈锐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页。）
诗中写出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方大饥荒的悲惨情景，也揭露了官府恣意敲索的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哈锐爱国心切，是年11月，吴佩孚过兰州，哈锐题诗《赠吴子玉将军》之六：
少陵论将贵廉耻，北斗以南更有谁。
赢得全球人格在，爱钱惜命究何为。
之八：
忍把神州袖手看，如闻父老劝加餐。
何当一怒殪蛇豕，矍铄伏波再据鞍。（《哈锐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页。）
诗人虽望非其人，但抗日的意志却十分坚定。
“五四”运动后，我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新诗逐渐成为诗坛主流。许多回族青年诗人用新诗来表达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革命事业的心声。沙蕾(1912~1986年)，江苏苏州人，小学时即模仿唐诗习作，后改写新诗，13岁时即出版了诗集《一册图案的诗集》，收入其少年时代诗作20多首。1932年任上海《金城》月刊文艺主编，翌年出版《心跳进行曲》《夜巡者》两本诗集。1937年在《文学》月刊发表《午夜》《死囚》两首诗。1938年任《回族大众》半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主席，用沙蕾和笔名月群在《抗战文艺》《大公报》《文艺复兴》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抗战诗篇，强烈控诉日寇的侵略行径；抗战胜利后，他又用诗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的罪恶，《警告》《控诉者和凶手》等诗篇是当时影响很大的诗篇。诗人热爱和平、自由，向往美好的新中国，他在《在火药味中我们诞生了》中写道：
忍住阵阵的剧痛啊，
别让我们的意志下沉！
在弥天的炮火中，
瞧，一个独立、自由的
东方巨人在诞生！
木斧是新中国诞生前开始写作的。木斧原名杨莆，字馨甫，本籍宁夏固原。193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他很早就接触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进步作品，深受影响。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成都、重庆、武汉、香港等地发表作品159篇之多，表达了他对反动派的憎恨、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其中《疯孩》《东天》《我们的路》等诗，被许多进步报纸转载，《血，不能白流》一诗还被四川大学地下党作为传单在游行队伍散发。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代表这一社会政治力量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努力寻求富强祖国、抵御外侮的道路。清末以来，许多优秀的回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力主学习西方，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要求振兴祖国、振兴回族，进行宗教、教育等改革。回族作家的散文写作不再是停留在自然景物的描写和碑传题跋酬赠之作，改革社会、争取民主成为散文的主流。
1907年，以国内14省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翌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刊物《醒回篇》。《醒回篇》第一号上发表的10篇论说和几篇内地来稿，代表了这个时代觉醒的回族新一代追求民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宗教观点，他们撰写的文章具有代表意义。当时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担任留东清真教育会书记的黄镇磐在《醒回篇》发刊序中写道：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天，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岂知他洲探险者，突飞天堑，狙我庑，排我闼，直窥我堂奥，若屏气蹑足，乘人于梦寐间。乃未几大厦连云，坦途不夜，枪林弹雨，车轰马嘶，虽长夜漫漫，如此喧嚣，差足破吾人之清梦。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阁，列天神仙子之居，而回顾同侪，多处于濯淖淤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蹊径，径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沔莆路，殆不齿吾人类焉。（见《醒回篇》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