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王孟扬(1905~1990年)是现代着名回族新闻工作者。他在抗战期间作了两首抗战歌曲。其一为《迈进》，王孟扬所作的词为：
全中国的穆士林，大家要奋起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我爱我宗教，更爱我祖国，国若灭亡教安能独存。亲爱的同胞们，大家莫迟疑，快向胜利道路上迈进。全中国的穆士林，大家要奋起抵抗日本军阀的侵凌。（载《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会刊》。）
其二为《中国回族抗战歌》，薛文波词，王孟扬曲，内容是：
敌方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
回民自身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
礼拜寺今成焦土，无辜妇孺染血膏。
悲哉教胞五千万，蒙辱含羞在今朝。
文秀遗风今尚在，彦虎烈气犹未挠；
倭寇破灭腾欢日，回族男儿解战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和组织回族人民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在华北地区组织和领导了几支回民支队，回民支队中流行着几支抗日歌曲，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回民支队大合唱》，歌词为：抗日火焰燃烧在大平原。伊斯兰的教胞们挥起战斗的臂膀，在共产党的爱护培养下，组织起自己的武装，高举起鲜明的少数民族的旗帜，发挥勇敢善战的优良传统，我们誓为回民自由，中华民族的解放，永远跟着共产党！真到最后的胜利，直到敌人的灭亡。（载《回族文学丛刊》创刊号。）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在北京、天津等占领区成立伪伊斯兰教组织，操纵极少数回族卖国分子，阴谋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回族抗战歌曲艺术地表达了广大回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心声，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沉重打击了日本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使那些附逆的回奸陷入孤立。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歌曲表达了回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血肉关系和为整个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的强烈愿望。它作为回族艺术发展历程中的新高峰，深刻反映了回族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发展道路的认识与追求，回族在民族问题上摆脱了古典色彩而跨向了真正的近代民族思想的高度。
(五)乐器
早在唐宋时期，东来的穆斯林带来了中亚、西亚各地的乐器，经过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特别是与中国原有乐器的融合，产生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乐器。这些乐器主要是：口弦。吹奏乐器，又称“口口”或“口弦子”，是一种流行于今宁夏的民间袖珍乐器。回族姑娘用篦梁或竹片削成3寸长的酒瓶形弦身，中间刻一舌簧，弹奏时将舌簧的一端轻轻含入双唇间，用丝线流苏吊穗扯动另一端，口弦簧产生震动，便发出“嗡嗡”的声响。弹奏的姑娘按照口形、气力的变化，发生声响，用以表达感情，称为“口弦语”。改进后的口弦用金属片制成，其形如钳，圈上连簧片，演奏时用右手弹拨簧片，靠空气振荡发音。
埙。吹奏乐器。流行于宁夏。此种乐器中国古已有之。元代宫廷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先皇、太庙，登歌乐器有埙，其形制为：“陶土为之。围五寸半，长三寸四分，形如秤锤。六孔，上一，前二，后三。韬以黄囊。”（《元史》卷六九，《礼乐志》三。）现在流行的埙，又称哇呜，一般用黄胶泥捏成中空的扁豆形、牛头形、鸡蛋形，并扎一吹口和几个小孔。吹奏时需要放孔、压孔。音域较窄，音量也较小，只能吹奏简单的曲子。因它取材方便，制作简单，深受广大回族群众喜爱。
咪咪子。吹管乐器。流行于宁夏。以芦苇、柳皮或麦秆为管，中段掏空刮薄或破成若干条，用手将两端挤压中间，用火烤成橄榄形，外贴苇膜或薄纸。上端吹口无簧，上节设三个按孔，下节设四个按孔，吹奏时常发出颤音，多演奏抒情或悲伤曲调。
箫箫子。吹管乐器。又称咪咪、弯箫。流行于宁夏。它是将竹管一头烤弯上烙六个按孔制成，吹口不设簧片，竖吹，音色浑厚。
索勒。吹管乐器。流行于宁夏。管身木制，形近唢呐，有八个按孔，前七后一，管下端套一切口葫芦，吹嘴为双簧片。演奏时左手拇指按背孔，食、中、无名指按上三孔，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按下四孔。音域很宽，达到两个八度，音色浑厚。
角笛。吹管乐器。由埙(泥哇呜)演变而来。木制形如角，有单管、双管之分。单管形体较小，长约33厘米，设六个按孔，横吹，吹在较粗的一端，音域可达两个八度，音色明丽；双管形体较大，长约83厘米，粗端上下各有一孔，体内有两管，各设六个按孔，近凸面管短而细，发音较高，音色悠扬，近凹面管长而粗，发音低，音色深沉，音域为两个八度。两种角笛均不设膜孔，后端不通，尾上方设有气孔。笛身多彩绘，饰有流苏。
嗳仔。吹管乐器。流行于福建泉州一带。它从古代的回族乐器“苏尔奈”演变而来，是唢呐的一种。泉州地方戏中常用这种乐器主奏，以增加热烈气氛。
羊头弦子。弹拨乐器。流行于宁夏。琴身木制，音箱呈椭圆形，上蒙羊羔皮，琴头饰如羊头，设两个弦轴，张两根丝弦，用拨子弹奏，亦可用拇指弹拨。音色清脆，可用于自弹自唱或伴奏。
三环。打击乐器。流行于宁夏。它由3个铁环组成，主环较大，下接环把，主环两侧下方接两个中环，各环套3个小环，把端缀有彩穗，用时手持环把摇动或上下摇晃发声，用于器乐合奏或歌舞伴奏。
环镲。打击乐器。流行于宁夏。由镲和铜环组成，大小不一，大者直径约40厘米，镲体四周上翘，缀数十小铜环，使用时两手各持镲摇动，发出“唰唰唰”巨响，常在舞蹈高潮时使用。
羊扇板。打击乐器。流行于宁夏。在羊髋骨的宽边上钻数孔，其中两孔系彩色丝带或彩球，其余各孔系小铜铃。演奏时手握细端，铃、板相击。这种乐器主要用于歌舞伴奏。
环鼓。打击乐器。流行于宁夏。鼓身木制，呈长筒形，两端有筒箍，上有铜环。鼓面用小羊羔皮。演奏时左手扶鼓斜置胸前，右手拍击，亦可边击边摇。多用于坐唱和表演唱伴奏（以上乐器参见袁炳昌、毛继增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北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6年。）。
三、社会科学研究
(一)史学
严格意义的回族史学研究是在民国年间兴起的。以往的回族史学或多或少还包含在伊斯兰教宗教研究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民国以来，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回族知识分子产生，成为回族历史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兴的回族史学研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向围绕在中国回族历史上，对回族的源流、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并由此兼及中外历史的有关课题；二是在研究中采用近代史学方法与理论，有力地提高了这一学科的科学性和学术质量。
1926年，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在《史学与地学》上发表。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第一篇系统之作。它采用了唐代至清代中国典籍中有关回回的资料，是中国回族、伊斯兰历史资料的第一次辑录。1927年，着名史学家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发表。这部颇具功力的着作对回族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5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分《中国回教史上应解决之问题》《中国回教史上应认识之各问题》和《中国回教史之构造》三章，对伊斯兰教的名称、传入中国的时间及一般概况均有论述；下卷以时代为序，分别论述回民在中国之侨居时代、同化时代和普遍时代，对回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贡献和境遇，均有分析。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这本书是继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之后全面系统研究回族历史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回教与穆罕默德》《回教之传入中国》《宋代之回教》《元代回教之鼎盛》《明代之回教》《清代之回教》《中华民国之回教》七章。这是回族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回族通史，因而社会影响较大。翌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共八卷。该书自碑文、匾额、方志入手，采用《通鉴纲目》体例编撰而成。各卷分别冠以《至圣纪要》《回教之道》《礼法制度》《历代史志》《回纥源流》《回回历法》《文章勋业》《名寺古墓》等标题系统阐述伊斯兰教入华时间、路线以及在华发展演变情况。它对于当时教内外人士正确了解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活动与习俗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回族史论着最多的是白寿彝。白寿彝(1909~2000年)，河南开封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河南中州大学。1928主编《晨星》半月刊，开始学术活动。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毕业后在禹贡学会、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任编辑。抗战开始后来到大后方，任桂林成达师范教师，之后在昆明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综观白寿彝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七八种论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为在我国建立回族学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年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缺的条件。
在这一段话中，他首先指出回族史研究的艰苦性。这些艰苦性是回族形成过程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作为一个回族学学者，必须具备语言学、史料学、目录学等条件外，还应该具备懂得伊斯兰教精神和回族心理的重要条件。因此，要使回族史研究这门艰苦的学问开展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教内的学者与教外有志于这门学问的学者携手共进，互相取长补短。白寿彝的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在回族史研究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回族是由中亚和西亚各族穆斯林进入中原以后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因此在氏族、姓名、语言、名物等方面常常带有原来民族的一些名称，再加上汉文译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音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辨明这些译名的当时读法，就无法准确地复原，也不知其意思。所以，研究回族史必须掌握审音与勘同的功夫，要懂得一点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字，也要掌握一些中国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白寿彝在写《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一文时，广泛吸收西方学者的审音、复原研究成果，如《诸蕃志》中的没药，其“没”字，夏德和罗志意(Hirta and Rockhill)以为是广州音Mat，是大食文Murr的对音；洛佛(Laufer)以为可归源为一闪波语系的名字(Semito Persianname)，--希伯来文的Mor，亚拉美文的mura，大食文的murr，或波斯文的mor。这些说法虽不能立即作为定论，但宋时没药来自大食地区并作为一种重要香料商品则是无疑的。白寿彝建议回族史研究必须明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绩，要到全国各地去了解碑刻和私家记载。他在自己的论文中，非常注意吸收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各地的伊斯兰碑刻十分重视。
第三，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30~40年代正是战乱动荡的时代，受资料所限，白寿彝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唐、宋、元三代的回族研究上。他以雄厚的史学功底，大量掌握中外文史料，在怛罗斯战役、杜环《经行记》、宋代香料贸易、元代赛典赤家族等研究中均有独到见解。例如，关于赛典赤家族，他根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赛夫丁碑》《咸阳王抚滇功绩》、马注《清真指南·请褒表》等汉文资料，又研究了出版不久的《多桑蒙古史》，并通过多桑书获得拉施特《史集》等域外史料，经过反复比较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1211~1279年)，原为不花刺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五世祖，名所非尔。高祖，赛严。曾祖，苏祖沙。祖，坎马丁。父，马哈木，有人说是苦鲁马丁，苦鲁马丁似是马哈木的号。《咸阳王抚滇绩》和《请褒表》《原道跋》记有赡思丁先人的事迹，惜无佐证，不能断其真伪。《元史》记“太祖西征(1219~1224年)，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这似混于“赛典赤”的称号，误以马哈木之事迹作为赡思丁之事迹的。《元史》又记赡思丁事说：“太宗即位，授丰、靖、云内都达鲁花赤。”授三州都达鲁花赤者，也许是马哈木，不一定是赡思丁本人。
这个意见已为以后的学者进一步加以论证。
第四，把回族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联系在一起。《中国回教小史》第九章《最近的三十二年》中，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回族的爱国热情，呼吁回族人民“往新生的路上走”。
白寿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回族伊斯兰史方面的主要着作收入《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