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正当隋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官僚军阀纷纷割据自立之时，李渊在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之后，唐朝军队削平群雄，铲除割据，实现了全国统一。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把唐朝的疆域拓展东迄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郡，唐太宗被各族首领尊为“天可汗”。
几乎与亚洲东部唐朝崛起的同时，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出现了强盛的阿拉伯帝国。经穆罕默德的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信徒日众，于公元630年征服麦加。之后他的继承者不断向外扩张，征服西亚、北非，建立起版图辽阔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中国史书称之为“大食”。稍后，阿拉伯帝国进入倭马亚王朝(661~750年)时期，中国史书称为“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时期，中国史书称为“黑衣大食”。
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强盛，使两个相距遥远的伟大国家距离缩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频繁的交往，促使中西交通进一步开通，东来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国人日益增多，中国出现数以万计的“蕃商”“蕃客”“胡贾”。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到五代、两宋时，又有“蛮裔商贾”“三世蕃客”“五世蕃客”之称。所以，中国的“蕃客”、“胡商”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外友好交往的产物。
然而，“蕃客”“胡商”与穆斯林之间并不能画一个等号，“蕃客”“胡商”也不完全等于“回族先民”。我们在研究“蕃客”“胡商”时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唐宋时期的“蕃客”“胡商”并不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把来自西亚、中亚、南亚，甚至欧洲、非洲的商人、工匠、传教士都称为“蕃客”，而他们之中虽然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但也有不少人信奉景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佛教。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据一些阿拉伯人记载，被杀的人中除了伊斯兰教徒外，还有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即祆教)徒，人数多达十二万人或二十万人(详见下文)。至于波斯人，虽然七世纪六十年代波斯即被阿拉伯帝国征服，但直到两个世纪后大部分人才皈依伊斯兰教，唐代前期来华的波斯人中绝大多数还是袄教徒或摩尼教徒。直到九世纪后期波斯人才改宗伊斯兰教，在华的波斯人是怎样改宗的，尚待进一步研究。第二，“蕃客”、“胡商”直到蒙元时正式确定“回回户”之前，在法律上他们是侨民，尽管不少人已在中国成家立业，甚至中进士、任官职，但毕竟相当一部分“蕃客”“胡商”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往返于途，是确确实实的商人，做完生意就返回自己的国家去了。于是，我们应该为“回族先民”划一个范围，即唐宋时期在华定居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国穆斯林及其后裔。
本章主要阐述唐、五代、两宋、辽、金时期的“回族先民”，但史料中并没有“回族先民”这个称号，当时人们只有“蕃客”“胡商”这样笼统的概念。所以，当我们今天从回族史角度去研究“蕃客”“胡商”时，就必须加以认真区别。
第一节唐、五代时期的回族先民
一、东西交通的畅通
交通的开拓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提。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其活动范围，主动与周边各族、各国开展交往活动，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
中国与西亚、中亚的交往源远流长。远的不说，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一条横贯中国与西域的通道--丝绸之路的诞生。张骞的副使曾到过葱岭以西的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东汉时期班超经略西域，活动范围更广。永元九年(97年)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虽只到达波斯湾北端的安息国，却反映了东汉时对西方的情况已多有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商船已能远涉重洋，抵达阿拉伯海及波斯湾沿岸的阿曼、尸罗夫、巴士拉、巴林等一些重要港口城市。阿拉伯地区的商船也多自这些港口出发，驶往印度洋或中国。在来华的商旅中，已有不少人侨居在中国，有的甚至是长期寓居，从事贩货贸易。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经商易货，甚至为他们建造馆驿。北魏时，都城洛阳(今属河南)城“永桥以南，圜兵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日归正，二日归德，三日慕化，四日慕义。”分别用以接待和安置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使臣、商旅等人。其中“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欵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宣阳门》。）
由此可见，中西交通的开拓是不知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奋斗的结果。国外人士“乐中国土风”，也是由来已久。
唐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应的中外交通的开拓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任宰相的地理学家贾耽曾记载通往大食、波斯的两条通道——“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这是唐代中国陆路和海道两条主要连接西方的通道。
“安西入西域道”基本上沿袭汉代的“丝绸之路”，自安西(今新疆库车)出发，沿塔里木河西行，翻越葱岭，最终抵达中亚、西亚各地。当时这条陆上通道主要依靠骆驼驮运货物，唐朝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许多商贾往来西域经商贩货的题材。这些壁画非常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外商旅们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情景，既反映丝路上运输的繁忙，也刻画了商旅长途跋涉之艰辛和丝绸之路上自然条件的恶劣，为后世勾勒出一幅唐代东西陆路交往的画卷。这一情景，在出土的唐代文物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在唐墓随葬的三彩陶俑中，骆驼俑和牵骆驼人俑占有一定的数量，有些骆驼俑驮负着丝绸等货物，而牵骆驼人俑则大多是深目高鼻、络腮长须的阿拉伯、波斯人形象。此外在丝绸之路沿途的唐代墓葬中，还有阿拉伯金币和波斯银币，以及具有浓郁的阿拉伯、波斯风格的金银器和玻璃器皿出土。
唐代的东西陆路交通较前代尤为繁盛，其原因主要在于唐朝的强盛。与吐蕃和亲后，河西走廊的秩序安定，商旅及货物的安全得到一定的保障。唐太宗时，唐军先后击败吐谷浑、高昌、突厥等，并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南)设安西都护府，又置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四镇，从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自阿拉伯、波斯至唐朝疆域的路途因此也大大地缩短了，使臣和商旅往来更加便利。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海上通道已有了固定的航线。地理学家贾耽对“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船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经访求考证，撰《广州通海夷道》。兹将贾耽原文及香港学者陈佳荣的考释抄录如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广东省宝安南头以南，香港大屿山以北，今九龙半岛西北一带)，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岛东北面之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南面之大洲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Culaocham，今越南之占婆Champa岛)，山在环王(即林邑、占婆)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东南岸的归仁Qui Nhon一带)。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之华列拉角Cap Varella一带)。又一日行，至古笪国(Kauthara，今越南的芽庄Nha Trang一带)。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Panduranga，今越南的藩朗Phan Rang一带)。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Poulo Condore今越南之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马来语Selat之译音，义为海峡，此指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巨港、占碑一带)。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爪哇岛)，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或指苏门答腊东北岸外之伯劳威斯Brouwers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
其北岸则个罗国(Kalah，又作哥罗，或在今马来半岛西岸之吉打Kedah一带)。个罗西则哥谷罗国(Kakula，或又作伽古罗，在今马来半岛的克拉Kra地峡一带)。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或谓在苏门答腊岛东北岸的日里Deli一带)。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或即苏门答腊岛西北岸外之巴鲁斯Barus)。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或谓指尼科巴群岛，但日程不合。一说此处即《宋史》之娑里西兰山，伽蓝洲、西兰山指今斯里兰卡岛，婆国应为娑里，系梵文Cola之对音，《西域记》作珠利耶，后世作注辇或琐里，因该国时从印度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入侵斯里兰卡，故称之为娑里伽蓝洲)。又北四日行，到狮子国(此指由斯里兰卡南岸至国都，今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Male，在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尤指今奎隆Quilon一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即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旭国(今印度西北岸之布罗奇Broach)。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Diul，或在今巴基斯坦的提勃尔Daibul一带)，其国有弥兰太河(阿拉伯语称印度河为Nahr Mihran)，一曰新头河(印度河Indus R.)，自北渤昆国(或指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之巴尔提斯坦Baltistan一带)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
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Dierrarah，或在今伊朗西部波斯湾头的阿巴丹Abadan附近)，一日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Al-Ubullah，或在阿巴丹西北之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乃大食国(即阿拉伯)之费利剌河(即今幼发拉底Euphrates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附近，或其西南之祖拜尔尔zubair一带)，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当时阿拉伯哈里发Khalifah为阿拔斯朝的诃论Harunal-Rashid，786~809。故或谓茂门王为Amir al mummenin之译名，Amir意为首领、君主，mummenin意为信徒，音译茂门)所都缚达城(即伊拉克之巴格达Baghdad)。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或在今东非坦桑尼亚Tanzania之达累斯萨拉姆Dares Salaam，三兰即Salaam之对音)。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Shihr，或即今南也门之席赫尔Schehr一带)。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或应在今阿曼之马斯喀特Muskat附近)，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即今阿曼Oman之苏哈尔Sohar，为其波斯语名Mezoen之译音)。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或谓在波斯湾内之巴林Bahrain岛。一说系伊朗沿岸莫克兰地区古称Bahr Mokarm之讹译)。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有关这条航道的记载，也出现在阿拉伯人的史料中。《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记述了从波斯湾的尸罗夫经故临(今印度奎隆)，越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安达曼岛、南巫里岛(今属苏门答腊)至个逻国(吉打)，再折向北上，经潮满岛(今属马来西亚)直抵奔陀浪山(今越南藩朗)，由此北行经占婆岛(今属越南)，最终到广州的东航路线。在其他阿拉伯人撰写的游记，如依宾库达特拔(lbn Khurdadhbah)的《省道记》(又译《郡国道里志》)、马素提(Abu-l-Hasn Ali-el-Mas’udi)的《黄金牧地》等着作中也多涉及此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