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儿不汤。用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五个，回回豆子半斤捣碎去皮，萝卜二个，一同熬成汤，滤净，汤内下羊肉，切如色数大，熟萝卜切如色数大。加咱夫兰一钱，姜黄二钱，胡椒二钱，哈昔泥半钱，芫荽(即胡荽)叶、盐少许，调和匀，对香粳米干饭食之，入醋少许。
马思答吉汤。用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果五个，宫桂二钱，回回豆子半斤捣碎去皮，以上数件一同熬成汤，滤净，下熟回回豆子二合，香粳米一斤，马思答吉一钱，盐少许，调和匀，下事件肉，芫荽叶。
(二)服饰
元代回回人的服饰，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氁丝，头袖，其服也。
由此可见，当时回回人的服饰与华人有很大差异。氁丝当为回回人之服装，《辍耕录·嘲回回》中有“氁丝脱兮尘土昏”，显然很是沉重，系阿拉伯人传统服装粗毛呢斗篷。氁为毛段，元时传入中国之速夫即是，氁丝斗篷系用速夫绣丝或配色，《元史·舆服志》中有“青速夫金丝阑子”。又《康熙字典》“氁”字条引《辍耕录》：“凡调合服饰颜色氁子用粉土黄檀子入墨一点合”；“又氁绫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样。”头袖为头纱或缠头巾，《辍耕录·嘲回回》有“头袖碎兮珠翠黯”句。元时回回人喜穿斗篷、缠头或盖头，妇女用头袖作盖头布，喜用珠翠装饰，与中世纪阿拉伯人装饰无异。
然而，元代回回人散布全国各地，多数与汉人杂处，因此在服饰上的“华化”趋势也是难免的。宋时广州蕃坊的蕃官“巾袍履笏如华人”，元时大批回回人“仕于中朝”（王礼：《义冢记》，《麟原前集》卷六。），充任上自丞相，下至吏员，这些为官者必穿朝服；而一般民间，“学于南夏”（王礼：《义冢记》，《麟原前集》卷六。）也成为时尚，想必穿汉人服装也是越来越多了。
(三)婚姻
元朝政府对“诸色人”的婚姻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礼体制》援引圣旨称：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钦奉诏书内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
这条规定与伊斯兰教规并不相悖。按伊斯兰教规，穆斯林实行族内通婚，男子可以娶外族女子，但女子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女子则不可嫁给非穆斯林。
元代回回人的婚姻主要是族内婚姻，且依从本俗法，陶宗仪《辍耕录·嘲回回》载：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
又有婚姻中的财产纠葛按“回回体例”断处的案例：（大都路）回回太师不鲁溪等称：回回体例，女孩儿不曾娶过死了的孩儿，若小叔接续，女孩儿地爹娘肯交收呵，收者；不肯交收呵，下与的财钱回与一半，这般体例。
又照得：娶妻财毕成者，男女要不追财，欲要照依回回体例，不曾断过如此事理，诚恐违错，乞明降事，省部后此，仰更为审问无差，依理回付一半财钱施行。（《元典章》卷十八，《户部》，《未夫过门死回与财钱一半》。）
所以，元代回回人的婚姻按“回回体例”处理是得到法律保护的。
回汉通婚早在唐宋时已有之。元代回汉通婚更多。回族学者杨志玖说：“窃以为当(元代)西域人初来华时，其中妇女自当少于男子，盖来华者以军人为多，其有妻女者甚少，即本有妻室，而万里远徙，亦当委死旅途，存者无几矣。本类女性既少，自当求偶于他族。此盖不得已而择之途径也。”（杨志玖：《元代回汉通婚举例》。见《元史三论》，第160页。）他并举出数例加以说明。其实，深入研究之后，元代回汉通婚远比估计的要多得多。试举两类事例论之：
第一类，回回人融入汉人之中。
例一，元曲大家王实甫之父王逖勋，娶阿鲁浑氏，生实甫。但实甫及其子王结并不称为回回人。
例二，元代大画家高克恭，祖高乐道，娶翟氏；父高亨，娶六部尚书之女；克恭先娶曹氏，再娶刘氏（高克恭之妻刘氏系蒙古国四朝元老刘敏之孙女。《高克恭行状》称：“刘氏实便宜公之孙。”所谓“便宜公”即太祖成吉思汗“授要抚便，便宜行事”的刘敏。据《图绘宝鉴》卷五，刘敏“善画墨竹”；子世亨，“亦善墨竹”，故以女嫁画家。）。三代皆娶汉族女。克恭的后代元末避兵，世居上海，与明代大官僚、大画家董其昌有血缘关系。显然，高氏后裔已融入汉族之中（见马明达：《高克恭事迹考略》，载《中国回族研究》第2辑。）。
第二类，汉族融入回回人之中。试以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中回回人家族婚姻情况加以分析。
该年共有十二名回回人录取进士，其中大吉心因书中其母及妻名字脱落，不知其族别，故以11人计，则这11人中生母为汉人者共5人，占百分之四十五；11人中有妻室者7人，这7人有4人娶汉人为妻，占百分之五十七。由此可以推断，元时回汉通婚的比例是不小的。
(四)丧葬
元代回回人的丧葬情况，以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送终》所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他在杭州“目击其事”最详：
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纻丝或绢或布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桌子于坎上，四日一祀一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捽面，剺披其发，毁其衣襟，躄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子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呫靴尖为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羊)，以飨其类，并及邻里及贫丐者。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死(尸)面朝西云。
周密所记大体符合回族丧葬程序，但也有多处失实。如说丧家把洗尸水在屋内一坎中聚起来，“谓之招魂”，则纯属杜撰，不符合回族速葬的习俗；又说“方殂之际，眷属皆捽面……振动远近”，然后“呫靴尖为乐”，都是不合实际的（见丁国勇：《回族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演变》，载《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
元代中国的城镇中，大都有回回居住，因而也多有回回人的墓地。如杭州有聚景园，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知，原为宋皇室苑林，建于南宋孝宗时，后荒芜不修，到元初就成了回回人的墓地；泉州灵山圣墓，在泉州城南，宋时即为蕃客墓地，元时回回人死后都归葬此地；广州“蕃人冢”在城西10里；江西吉安，至正十一年(1351年)当地达鲁花赤买地一方于吉水之东，“西域客死于此，皆葬焉。”（王礼：《义冢记》，《麟原前集》卷六。）
(五)姓氏
蒙元时期大批回回人进入中原，初来时其姓氏均为其原来种族之姓氏，即阿拉伯人名、波斯人名、突厥人名等等。以后逐渐有人采用汉名，或有汉回两种名字，因此元代回回人在姓氏上仍保留着民族特色，故《辍耕录·嘲回回》中说：“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契非，皆回回小名也。”
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后，一些建功立业的回回家族，从在华定居的第二、第三代开始，许多人从幼年开始即攻读四书五经，学进士业，出现了明显的“华化”趋势，采用汉名便普遍起来。元人安熙说：“近世种人居中国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安熙：《御史和公名字序》，《安默庵集》卷四。）其取汉姓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以原姓名中为首者为姓。如元初大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家族为圣裔，故其家族均有“赛典赤”之称号，其后裔多有改“赛”为姓者，如赛典赤·乌马儿之子、元曲家赛景初即取赛为姓。赛典赤家族取赛为姓者甚多，今云南、河南、陕西、山东等皆有。又有马、忽、沙、速、米、保、哈及纳等姓，皆赛典赤·赡思丁之后裔原名首字为姓者。
以原名尾缀为姓者。如着名诗人丁鹤年之父名职马禄丁，遂以丁为氏。赛典赤·赡思丁之子纳速剌丁，其后裔有以丁为氏者。
以原名每一字分别作姓氏者。如上述纳速剌丁，其后裔有分别以纳、速、剌、丁四字为姓者。
在原名前冠以汉姓成为汉回合璧者。如诗人哲马鲁丁，自署名大食哲马，盖哲马鲁丁原籍为阿拉伯。又有大食惟寅、康里百花等皆是。
在原名前冠以回回姓而名取汉名成为回汉合璧者。如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皆是。
以蒙古姓为姓者。元代时蒙古人为最高统治民族，采用蒙古姓为姓，蒙古以外的各族包括汉族是常有的事，回回人亦有之。如着名翻译家察罕，赛典赤·赡思丁之孙、官至平章政事的伯颜等皆是蒙古名。
以其他汉字为姓者则不胜枚举，恕不一一罗列。
元代回回人常有回汉两种不同姓名，或用回回姓名外另取一汉字或号，前者如诗人乃贤有汉名马易之，曲家哈喇有汉名金元素；后者如诗人萨都剌有汉字天锡，故又名萨天锡，哲学家、学者赡思有汉字得之。此种状况或与后世回族取经名有关。
本章小结
元代东来的回回人与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大部分是蒙古西征后被掳掠东来的军士、工匠和妇孺，因而具有很大的胁迫性；第二，他们往往是举族东来中土，因而具有群体性；第三，蒙古军队每占领一地，除被屠杀者外，其余皆掳掠从军或胁迫为奴，因而每一城被掳者常以万计，所以东来回回人大多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哈剌契丹)，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第一个地方伊斯兰政权喀喇汗朝的居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回族先民；第四，回回人因投入蒙古的征伐战争，许多回回人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元人说：“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回回人中有许多上层人物成为元朝的各级官员，政治地位很高；第五，早在元太宗已未年(1235年)籍户时，回回人已正式入籍，成为元朝的编民，标志着回族先民“蕃客”地位的结束，回回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总之，元代的回回人是回回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元代回回人的种族十分复杂。他们包含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大小民族，但最主要的则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从数量上估计，则突厥人多于波斯人，波斯人多于阿拉伯人。此外，来自南亚、东南亚、非洲的穆斯林，即“南蕃回回”“昆仑回回”也有一定数量。回回人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有些并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速人(绿睛回回)、犹太人(术忽回回)、吉普赛人(啰哩回回)也逐渐融入回回人之中。
元朝广阔的政治舞台，为回回政治家提供了施展理财和治国才能的机会。人数很少的蒙古贵族要有效地统治偌大中华帝国，必须借助各族上层贵族的力量，所以回回人为主的色目人“柄用尤多”。有元一代，回回人位居宰臣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有的甚至担任中书右丞相和左丞相，左右着全国的政局，至于“理财”更为元朝皇帝所倚重。回回上层人物对朝廷自然忠心耿耿，常常深深地卷入皇位继承等政治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许多人结局是悲惨的。
元代实行民族压迫的“四等人制”，规定蒙古、色目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许多特权。但在元朝最高统治者眼里，回回人只不过是“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而已，只可以为蒙古贵族服务，不可违抗蒙古主子的旨意。所以元朝政府对回回人的政策是多变的，回回人失势时，对回回人有利的政策常被取缔，反过来对回回人有许多限制。回回人中担任大官的、商人成为巨富的，毕竟是少数；随着战争渐趋结束，回回军士和工匠，转而务农或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终岁劳碌，也不过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元代史料中还有色目人因破产沦为奴婢(驱口)的记录。
回回人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回回人从他们的故土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化学、医学、植物学等宝贵知识，带进了许多中国原来没有的植物品种，传入了许多纺织、酿造、建筑、工程技术。回回人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来到中土后，很快就掌握了汉语和华夏固有的文化，元代回回人中涌现了许多用汉文化创作的杰出的诗人、曲家、儒家、史家、画家……从元朝开始，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为适应客观环境，已经出现“以儒诠经”的尝试。由于元朝在宗教政策上的宽容，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华时目睹了伊斯兰教在各地的自由传播，神职人员规范齐全。元代的礼拜寺遍布全国，“今近而京师，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