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波斯商人东航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商品贸易。他们或经陆路、海路，携带本国所产货物来华交易，或与沿途所经国家先行交易，再转贩他国货物入华。其中输华的主要货物有珊瑚、琥珀、玛瑙、玻璃、琉璃、胡椒、石蜜、蔷薇水、乳香、猫儿睛、珍珠、犀角、龙涎、璋瑁、腽肭脐、波罗蜜、槟榔、苏木、玳瑁、沉香等。以此换得中国所产丝绸、瓷器、金银器物、铜制品、药材、漆器、竹器、茶叶等物。商人来华有的是随本国使臣一同前往；有的则组成商队，雇用向导，利用骆驼等工具驮载货物，长途跋涉，越葱岭，穿沙漠、戈壁，往来于中国、西域；还有的则搭载本国、中国及他国海船，漂洋过海，贩货至中国。《中国见闻续记》记载了两位从阿拉伯、波斯地区来华的商人：有一个原籍是呼罗珊(Khorasan)的人，来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运到中国去卖我们见到一个游历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曾经遇见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这人说，他是从撒马尔罕徒步走来，沿途经过许多中国的城镇，才到达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的广府。
在唐代的阿拉伯及波斯商人中，有些还自己拥有船只，而成为“舶主”(即船主)，除自己贩运行商外，也为其他商人搭载货物，有时也供游客或使臣搭乘：从前，在巴士拉城，有个名叫伊本·瓦哈伯的库拉伊斯(Quraysh)族人。他是哈巴尔·比因·阿斯瓦德(Habar b.Al-Aswad)的子孙。当巴士拉遭到洗劫时，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来到尸罗夫。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只船要开往中国。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搭乘这只船，漂洋过海，去中国了。
(二)蕃商在华的经商方式
蕃商在华的经商方式主要是与中国商人直接进行大宗的商品交易，以换取中国商品。这种交易常在舶主与中国商人之间进行。因为蕃商舶主主要利用自己的船只载运货物，他们到中国，多不久留。一旦成交，即刻卸下货物，再装载中国商品驶往本国或他国贸易，因此成交的数额通常是比较大的。蕃商的交易活动，经常是由购买者先看货色，讲定价格后便成交提货。《今古奇观》第九回《转运巧遇洞庭红》中记述了这样的经商习俗：元来旧规，海船一到，主人先折过番待款，然后发货讲价的。主人家手执着一付珐琅菊花盘盏，拱一拱手道：“请列位货单一看，好定座席。”看官，你道这是何意？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珠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首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
这虽然是明代的记载，但唐代的蕃商即有依珠宝多寡排定座次的习俗。“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别”蕃商的这种交易方式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官府及地方长官的插手，其原因正是利用了蕃商急欲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的心情，而凭借自己的权势巧取豪夺。早在南朝时，广州地方官府就曾压价购买蕃商货物，“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至唐代，这一做法依然如故。“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甚至当朝廷财政危机之时，还以借的名义向蕃商征调财货。“广明元年(880年)春正月，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当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胡商未耳。’乃止”（《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广明元年》。）官府及官僚的插手，实质是借蕃商交易之机，侵吞渔利，中饱私囊。曾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的王锷就以此发家致富：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王锷能从“尽没”蕃商之利起家，进而贩易货物，竟能以财货贿赂京师权门，既说明王锷之贪，又反映当时蕃商交易之盛。正是由于蕃商与华商交易先看货，再讲价发货，故有冒领货物之事发生，其中亦不乏官府要员。“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货，舶酋不胜忍，杀之”（《新唐书》卷一一六，《王琳传》。）唐代史料中对这种交易方式的细节极少记载，尚不得而知，但这种方式应该说是存在的。阿布·赛义德·哈桑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也记了这一件事：有一个原籍是呼罗珊的人，来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运到中国去卖。此人是一个吝啬又贪婪的商人，因此他和皇帝的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有一次，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他跟那个商人发生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宦官竟至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
此外，《苏莱曼游记》也记道：“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时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中国印度见闻录》卷八，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由此可推知，大宗商品的交易是蕃商在华经商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把商品卖给中国商人或在华的蕃客，再由这些人行销各地。
蕃商经商的第二种方式是自己开设店铺，买卖交易，唐朝政府对此是允许的，“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称：“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全唐文》卷五一五。）唐代，许多城市中都开有“波斯店”“波斯邸店”等，即由阿拉伯人、波斯人自己经营。《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记：“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
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日：“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该书卷十七《卢李二生》亦记：“（卢生）乃与（李生）一柱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见柱杖惊曰：“此卢二舅柱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卷三四《崔炜》又有“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之记。这些波斯邸店，当是阿拉伯及波斯人经商之所，他们与中国商人一样，于市上开设店铺，出售来自海外的商品货物，同时收买中国的珍宝玉器。如唐时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僧人持“宝骨”“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太平广记》卷四〇三，《宝骨》。）又，苏州华亭县有一守夜看船人，偶得夜光珠后，他“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太平广记》卷四〇二，《守船者》。）有关此类的记载，尤以《太平广记》为多。尽管许多情节十分荒诞离奇，可又多与大食国胡人、波斯胡人、西域商胡等相关，亦反映阿拉伯及波斯商人的经商活动。
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既以经商为主，中国商人遂有专门与之交易买卖者。“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何明远》。）这位主管驿站的官员，依仗权势，强行收购胡商货物，以至发财。
蕃商运来中国出售的货物，以及准备运到海外的货物，大多集中在几个主要的通商口岸，其中以广州居首位。“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一遇火灾，货物就被烧毁了。因为，那里的房屋都是用木料和芦苇修造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如此繁盛的交易，足见蕃商入华之众，正因如此，唐朝政府对蕃商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
(三)政府对蕃商的管理
蕃商入华首先要交税。“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全唐文》卷五六三，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下碇之税，是蕃舶进入港口，停靠码头时而缴纳的赋税，故又称为“舶脚”。船靠岸后，港口所在官府要派人登船查看所载货物，有无违禁之物，故称“阅货”。随后，官府要从货物中挑选朝廷所需物品，进行收买，此又称为“收市”。此项职务有时也由宦官担任。“这宦官是派去广府--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为皇帝选购舶来品的(官吏)。而且，他又是皇帝臣仆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皇帝的珍宝财物都由他管理”（《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不过，“收市”有时也变成“强买”，甚至强行占有。“宦官竟至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蕃商和舶主还要从自己运来的货物中，拿出一部分珍贵特产进献给朝廷及官府，称为“进奉”。在完成这一系列的事宜之后，蕃商便可与岸上商贾进行买卖、交易。
唐朝政府对来华蕃商基本是采取友好的态度，如“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太和八年上谕》。）也为此专门设置一些官员，“唐设泉州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参军事的职掌是接待和迎送来往的使臣，当然也包括随同使臣来华的蕃商。但这一官职并未录入《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可推知此官为随意设置，很可能仅设于泉州一地。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节度观察使对于蕃商，似乎仅仅是“存问”，而参军事也主要是“导赞”，这两种官员没有具体管理蕃商的职责，更多的还是体现了唐朝政府对来华蕃商的礼节、友情及保护。
在唐朝所设官制中，真正直接负责管理入华蕃商的是互市监和市舶使。据《唐六典》卷二二所记：“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互市监是唐少府监的下属机构，多设置于沿边地区及沿海通商口岸，主要负责对来华蕃商在互市交易中的管理，其长二官为互市监和互市监丞。互市监的管理范围比较广，所涉及的外商除阿拉伯、波斯人外，实际还包括缘唐境诸国，以及缘边诸民族的商旅；而且其权限范围主要是于交易之中，征收商税。市舶使与互市监虽同属对蕃商的管理机构，但它在管理上就更为具体，针对性更强。市舶使是唐代才出现的官职名称，其始置时间尚不清楚。《新唐书·柳泽传》提到，开元中(713~741年)，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曾向唐玄宗进献“奇器”，此事遂遭到殿中侍御史柳泽的弹劾。在《册府元龟》也有同一事的记载：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宋］王若钦等：《册府元龟》卷一〇一。）
这是最早的“市舶使”名称的记载，即这官职的设置至迟是在唐玄宗开元初年。
市舶使也称为押蕃舶使、监舶使、结好使。顾炎武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至有蛮媪卖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不过，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市舶使的记载，不同于其他史书：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约合今四磅)。次日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
据此，市舶使当有其官署“市舶司”，且始置时间当不晚于贞观十七年(643年)。
有关市舶使的职掌，亦不见《唐书》记载，然据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称：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希颜奉宣圣旨宜依者。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曾无内讼之意，更兴出位之思。玉毁椟中，是将谁咎；珠飞境外，安可复追。书曰：“不贵远物，则远人格。”令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归，况又将荡上心。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