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关于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或突厥语在回回人中的保留情况，各个地区也不尽一致，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则少一些。
另外，回回人还有一些自造词在民族内部通用，在这类词中，有的是纯以汉字组意的词汇，一般可望文生义，他们多来自明末清初的经堂教育和民间自造口语，均系对汉语和外来语的改造利用。有的则是汉语同外来语合璧而成的词汇，一般难以望文生义，前者数量较多，如清真(“清净无染，真乃独一”)、打算(清算、追究)、得济(好)、折证(争辩)、开经(公开举行宗教礼仪活动)、圆经(举行宗教礼仪活动时诵读《古兰经》)、下刀(按特定宗教礼仪执刀宰牲)、托靠(依赖)、没水(大净失效)、有水(大净随身)、抓水(为亡人做大净)、殁(亡故)、入土(按宗教礼仪安葬亡人)、报应(惩罚)、回赐(赐福)、感赞(赞颂)、冲头(女性穆斯林做大净)、冲洗(男性穆斯林做大净)、奴婢(仆人)、恩典(含义与汉语原义相同，但习惯上只能用于真主)、参悟(宗教功课中对主的恩惠、权能静思默念，以悟出人生宇宙的真谛)、亡人(亡故的穆斯林)、领受(真主赐予人的优越条件、福分)、满贯(拥有的财产数额达到应交天课的程度)、清高(含义与汉语相同，专用以赞颂真主)、大能(无所不能，专用以赞颂真主)、出散、打散(均指施济、捐献)、知感(含义与汉语相同，专用以表示对真主的感激)、计较(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襄助(专指真主的默助)、无常、归真(均指亡故)、看守(品德、保护)、承领、准承(均指宗教功修或某项诚意善举被真主承认、接纳)、举意、立意(均指从事某项宗教活动开始时用特定的句子表达心愿，以祈求真主接受或回赐)、羞体(需要掩蔽、禁止裸露的躯体)、亏心(困窘)、拨派(安排)、干办(善举)等。后者如讨舍牺德、写衣扎布、遭色兰、扎米尔清真寺、干尔麦里、降白俩、过乃滋儿、转(传)已死科、抹色袜子、了罕格等。
总之，到了明代中期，汉语言成为回回人的共同语言，这对回回人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虽然回族在未形成之前使用过多种语言，但那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能把这些语言视为“回回语言”。回族中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外来语言的保留，只是回族形成后在语言方面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而已。
四、“回回”居住特点及其定型
无论是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蕃客”，还是元明时期东迁的“西域回回”，在他们居住下来以后，为了过宗教生活和婚丧嫁娶的方便，首先要建造清真寺或较简陋的礼拜场所。后到的穆斯林，由于相同原因，也就在已建的清真寺周围居住下来。久而久之，清真寺周围便自然地形成了回族的聚居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西安的化觉巷清真寺、扬州的仙鹤寺、杭州的凤凰寺、南京的净觉寺、北京的牛街清真寺、西宁东大寺、银川南关清真寺、沈阳南大寺等清真寺周围，历史上曾经是或者至今仍然是回族的聚居区。
大约从元代开始，回回人的居住分布已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及至元朝末年，由于长期战乱，回回人四处流落，再加上明朝初年的大规模迁徙，使回回人的居住更趋分散，但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从总体上讲不仅未能改变，反而更加严整和稳定。
大分散是一种客观趋势，人们无力改变，而回回人却力争保持小集中。因此，在明代，凡有回回人居住的地方，总是尽力集中在一起，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聚居区。在农村，集中于一个村落、山寨；在城镇，则集中于一个隅所或街道。这样，便于族内的互相照应和过宗教生活。数百年来，历尽沧桑，虽大分散的格局多有变化，而小集中的特点始终未变。这是回回人维护内部联系，不使自己的群体被历史湮没以及自强、自尊的表现。
在明代，回回人“大分散，小集中”居住特点能够最终形成并趋向定型化，是有众多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二是回回人宦游、经商；三是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最为重要。
早在明朝初年，回回人就曾两次有组织地大规模迁移，一次是洪武初年的移民和军事屯戍，一次是永乐初年的驻军屯戍。
洪武初年，随着战事的需要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明政府大力实行屯田政策，尤其重视军屯。回回人就如同参加元末起义一样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辛勤地开辟了众多的屯田据点。在西北的甘肃、青海东部和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跟随回回将领沐英征战的回回军在军事活动停止后，曾留下许多人屯耕戍守，以后多数人在当地落籍为民，并形成为回族聚居的村寨。
例如，今甘肃临潭旧城的回族，主要有赵、马、杨、丁几个大姓，世传原籍南京纻丝巷。明初洪武年间，他们的祖先在沐英军中服役，后留临潭，子孙繁衍，逐渐成为甘肃南部的一个回族聚居区。临潭的第一座清真寺即这批回回人所建。今青海西宁、民和一带的回民也说他们的祖先于明初随沐英西征，从南京珠玑(即纻丝)巷迁到此地落户的。今云南建水马姓回回也是随沐英驻滇将士的后裔，有《马青云行状》为证。行状上说：“公姓马氏，讳青云，临安建水人也。其先系出金陵，始祖特墨公，明初领兵入滇，官临安卫指挥千户，遂家焉。今郡东回龙村其故里也。”据此行状所言，从特墨公至马青云为第十五代。马青云是马如龙的祖兄，上推15代，可知特墨公当为明初洪武年间人。由此可见，特墨公应是随沐英入滇的回回将领之一，后落籍临安，世代繁衍，至清代乃成为当地的一个回族大家族。至今，许多建水回民提到他们的始祖时，都说是从南京柳树湾迁来的。回回在云南屯田戍守时所形成的村落，其命名往往有“营”“屯”“厂”“所”字样，如昭通的八仙营、寻甸的大营村、呈贡的回子营、通海的纳家营等等。嘉靖《寻甸府志》中也记载：“本府管下人民种类不一，有汉人，有僰人，有色目人，即回回也”，并记“清真寺二：一在城北门外百步；一在城北门内，俗呼为回回寺，色目人马得全舍田二十亩入寺，永远为常住，以济贫难”（嘉靖《寻甸府志》。）。腾冲芒棒区马家寨马天昌收藏的《腾冲马氏家谱》说：“先祖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大营至腾居守”（《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其后裔落籍于腾冲。
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等人出征云南途中，曾征讨贵州的乌撒(今贵州威宁)，明军筑城防守，在乌撒卫开了四十八屯，其中也有回回军士屯兵务农，至今这四十八屯中还有六七个屯是回族聚居地。《威宁县志》记载：“威宁西北一带，毗连滇之昭(通)鲁(甸)，多回族，其先皆出甘、新，随元明两代征西南，故移殖于滇及黔之边也。”（保健行：《在贵州的回族》，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回民赴威宁初期，较集中的居住点在县城内的马坡及城郊下，以及马家屯、海子屯、官屯等处，有虎、李、刘、张、锁等三十余姓（《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明初政府在中原地区的移民活动尤为突出。朱元璋曾说：“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朕极意安抚。”（《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中原诸州从元代开始即为回回人的聚居区，经过元末大乱，各族人民死亡甚众，回回人亦难幸免。于是，明廷移四方之民以实之。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命都督佥事王简、王诚分赴河南彰德(今安阳)、山东济宁，平章李伯升往真定(今河北正定)，“统理军政，镇守屯田”（《明太祖实录》卷八七。）。后来又徙山西泽潞(今长治)无业者到河南彰德、归德(今睢阳)、太康和山东临清等地垦荒屯田，“并赐钞、农具，复三年”（《明史》卷三，《太祖纪》；《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现在河南回民中还有他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据记载，今开封的回民，有不少是从北京迁来的。另据记载，山东青州回民也有不少是这一时期从北京迁来的。如《杨氏世谱》云：“至大明洪武元年，兵取大都，大将军令都人南迁，六世祖遂协(携)莫苏及二女奔青州。……元被灭后，赵氏奉命南迁至青州”（引自丁乐春：《山东回族概况》。）。又，在今山东泰安、济宁，河北沧州、泊头、盐山至北京通县一线的许多回民聚居点都是因洪武年间军事屯垦而形成的。如北京以南的七十二连营、正定的南三营、山东阳信的六营、无棣的五营等，就是当年回回军的营盘所在（参阅马霄石：《回族的来源与形成》，临夏1982年翻印本。）。
永乐年间的驻军屯戍，与回回人的迁徙乃至回回聚居区的形成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将都城迁往北京。是时，南京民户“大半随行”，使明初集中于南京的大批回回也有不少人随之北迁。如，今北京附近和河北沧州一带的回民，有许多人就是随成祖北迁回回军士的后裔。相传，当年明军有八大营寨分驻北京周围，每个营寨的统领都是回回人。刘、李是北迁回回中的大姓，他们的后裔至今在沧州、北京等地人数众多。对此，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如永乐年间已有36万明军在顺天府(今北京)各州县屯田（《明会要》卷五九。），其中就有大批回回军士。直到弘治二年(1489年)，回回人马文升任兵部尚书，负责提督团营时，这些北迁的回回军人后裔才由屯田戍守而落籍为民（《明会要》卷五八。），后历经数代繁衍，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回回聚居区。
除了因屯戍而有组织地移民外，历届明政府因安插新附的西域及南洋各地区回回，也曾大规模地组织过移民活动。这对回回人“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据研究，明代内附的西域回回在西起甘肃、东到大海、北自辽东、南至滇桂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聚居分布，而分布最多的当属甘肃省，其次是陕西、河南、湖广诸省，再次是南北二京及京畿之地，山东、云南、两广、福建、浙江等省也均有分布（和：《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口及其分布》，载《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其中许多省区的回回都是明廷有组织地从内附的西域回回中迁去的。这里仅举甘肃、湖广、两京等地的情况略加说明。
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到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的70年间，西域、哈密及其周围地区的回回等民族大举内迁，多被安插在肃州城内以及诸如苦峪、金塔、王子庄、赤斤、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处（杨一清：《处置属番以安边徽以杜后患疏》，见《关中奏议》卷十二。）。前文曾提到，嘉靖初年，仅肃州城内留居的西域回回就多达两千余人。
湖广地区除有唐宋以来的大量原居回回外，此时又有不少内附西域回回被安置在这里。如前所述，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有吐鲁番回回牙木兰率三千余帐内附，明廷将牙木兰家族之一部分安置在鄂城(今属湖北)，以后牙木兰经商牟利，成为东南地区驰名的富商大贾（《明世宗实录》卷八九。）。
北京地区入附的西域回回也很可观。如英宗天顺元年(1450年)二月，为防止内附西域回回、蒙古等族与瓦剌、吐鲁番联合，明廷“命兵部，凡来降达子、回回俱留在京安插”，结果，北京聚居的内附回回、蒙古“较之畿民三分之一”（《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卷二六六。）。明中叶后，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因此而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回回聚居区。如牛街，本为宋元以来回回人所居，这时又加入了不少西域入附的回回人。据说，牛街礼拜寺就是成化中赐额，并成为“西域回回降人诵经处”（谈迁：《北游录》。）的。另据记载，牛街有“武平伯陈家，大轿子何家，皇亲马家，谭指挥家，卢指挥家，钦天监吴家、马家，皆明之旧族也”（《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1页。）。其中的武伯平陈家系指前文曾提到的明初入附的西域回回那那罕家族。又如“京城迤南庞哥庄等处，民夷杂处，桴鼓数鸣。上从御史鹗言，以其地属之顺天兵备副使，凡官民达舍色目人等悉听约束”（《明世宗实录》卷九八。）。由于入附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回回人很多，因此不得不大量修建清真寺，如今城内东四牌楼礼拜寺、花市礼拜寺、三里河礼拜寺、锦什坊礼拜寺以及通州、昌平、保定等地的礼拜寺多是在明代修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