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乾
马乾，字洛水，本居昆明，后移居禄劝(今属云南)，举崇祯元年(1628年)乡试，为广安(今属四川)知州。七年，农民军攻夔州(今四川奉节)，巡抚陈士奇战死，马乾遂代行巡抚事，擢右佥都御史。十三年，张献忠起义军入川，夔州再次告急，四川巡抚邵捷春檄马乾摄府事，坚守城池。献忠围攻二十余日，终未攻下，马乾因功升川东兵备佥事。不久成都陷落，巡抚龙文光死，马乾再次代行巡抚事，并传檄远近，协力抵抗起义军。张献忠死后，所部李定国、孙可望南下贵州遵义受阻后，回师重庆，马乾率师阻击，内江一战，援绝力竭而死。有子二人，长子襄，元谋庠生；次子良，武定贡生，均落籍昆明。
3.“马氏三忠”
马献图、马负图、马呈图系前述名将马世龙的三个儿子，因三人皆为明廷“尽忠”，时人称之为“马氏三忠”。马献图，字兴之，以荫补指挥同知。崇祯年间转战陕西关中一带，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后战败被俘，劝降不从，随义军北上至山西侯马驿时被杀。马献图弟负图、呈图俱系指挥，当李自成部牛成虎攻陷宁夏时，二人约其表兄，企图恢复，事败被杀。
4.“教门三忠”
羽凤祺(字冲汉)、马承祖、撒之浮是明末忠于明廷、坚持抗清的三位回族将领。三人先祖是南京回民。成化中，羽凤祺之祖羽士夫、马成祖之祖马黑麻及撒之俘之祖赴两广镇压瑶苗等民族暴动，以战功留镇广州，授回卫指挥世职。清顺治四年(1647年)，羽凤祺等三人以拥戴南明永历帝之功，加都督同知，七年，清兵围广州，三人共守南门，城破，俱戎服自尽。事后，回民按伊斯兰教习俗将他们葬于广州流花桥畔，人称“教门三忠”。
此外，明代还有一些回回官员，他们虽然品级不高，声名不甚显赫，但却基本上以治军从政为专门职业，并多着有军功或政声。如成化时官员刘瓒，山东青州人，历官司狱、按察司副使、御史等职，后裔被称为“御史刘”，是这一地区典型的回回中级官僚家庭；天启举人韩养醇，山东禹城人，官至衢州知府，次子昌谷，官至荆州知府，四子昌祉，官至淮安知府，民间以“一门三知府，父子九登科”之谣，称韩氏家族仕途之奇（见《山东省民族志资料选编》第1辑。）。又如万历进士丁日近，字光元，号午亭，福建晋江(今泉州)人，系着名文学家丁自申子。历官郾城、高淳县令及南户部江西司主事等职。在任高淳令时，民有腴田八千余亩沦于湖，岁苦赔输，贫不能偿，他尽请朝廷蠲除。又亲率民工修筑胭脂河工程，河水以平，为民称颂（《泉州丁氏谱牒》，《泉州回族谱牒资料汇编》油印本。）再如英宗、宪宗朝武官马义(1412~1481年)，字明道，河南新野人，北宋回回天文学家马依泽第二十代裔孙，历官百户、千户、指挥佥事、指挥同知、参将、都督佥事等职。从征福建、湖广等地，立有一定战功（见《怀宁敦悦堂马氏宗谱》。）
总之，明代回回人的政治生活十分活跃，政治人才辈出，在明代政治领域里建功立业，从而对明朝社会乃至回回民族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回族劳动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一、回族劳动人民遭受的双重压迫
明朝后期，统治阶级加紧了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尖锐，回族劳动人民更遭受了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终于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回民暴动和起义。
自明代中叶以后，封建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封建统治者手中。除了大官僚大地主之外，上自皇帝，下至藩王勋戚、宦官等都拼命地掠夺土地，扩大皇庄和封建庄田。嘉靖后，皇庄名革实存。万历时，神宗皇庄占地仍多达二万余顷。至于宗藩外戚庄田就更多了。史载，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有庄田8990顷，另有山场483段，山坡竹枝5坡，竹园3处，桑园2处（康熙《陕西通志》卷九，《贡赋》。）；楚王、韩王、肃王、黔宁王沐英后裔等四王府在陕西平凉府属有庄田数万顷，佃户数万丁（顺治朝题本田赋类第54号(中央档案馆藏)。）有些地区土地兼并已达饱和状态，皇族宗藩还在拼命抢占。如河南地区，土地本已被周、赵、郑、唐、崇、潞诸王瓜分殆尽，但神宗仍在这里封藩福王朱常洵，先赐田四万顷，后改二万顷，河南土地不够，只得“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汴渠垫》。）天启时，熹宗赐给惠、瑞、桂三王湖广、陕西庄田每人三万顷，两省地方官竭尽全力也未凑足此数，最后只得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等省（《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
其他勋戚官吏、缙绅豪民、富官大贾“求田问舍而无底止”（刘同升：《限田均民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六一。），也是兼并土地的主力军。如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土地多达百万余亩（《明神宗实录》卷三四〇。）；松江华亭大官僚董其昌强买腴田十余万亩，“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南阳曹某、雎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等号称河南“四凶”，他们“田庐满地，仆从如云”，占田多者千顷，少者也不下数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明朝统治者还巧立了各种名目，加紧对各族劳动人民的横征暴敛。总计明代自万历末年以来，每年正常岁入额已多达1461万两白银，在此基础上，统治者不断加派田赋，增加人民负担。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反明开始，明朝政府就大规模地加派“辽饷”，不久，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募练军队，又加派“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据统计，仅明末每年加派的“三饷”一项，其总额就高达二千余万两白银(其中，剿饷280万两，练饷730万两，另一半为辽饷)（《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远远超过了国家常年的全部赋税收入。
除三饷加派外，各地方官“阴为加派者”又“不知其数”，大地主更是“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他们想方设法规避和转嫁赋役负担。结果，使赋役负担几乎全部落在农民头上，所谓“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郑廉：《豫变纪略》卷一引。），“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当时的情势已到了“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其势必至于尽乱，则无所容加，亦无所事饷矣”的地步（杨士聪：《玉堂荟记》。）
上述严重的土地兼并，残酷的封建剥削，本已使各族劳动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使各族劳动人民陷入绝境。据统计，自万历到崇祯的71年间，水旱饥疫等灾害，竟达68年之多，受灾地区遍及全国，尤以北方和西北地区最为严重。万历十五年(1587年)，“黄河以北民食草木”，陕西富平、蒲城各县“有以石为粮者”。次年，河南饥“民相食”（《明史》卷三〇，《五行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有人曾说，数年间灾害不断，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百姓或食土，或食雁粪，食“观音粉”，甚至“母烹其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者，均随处可见（冯琦：《宗伯集》卷五一。）
各族人民生活无着，不得不另谋出路。他们有的受雇去做佃家或佃仆，备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艰辛日子。做佃农的要把收获物的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形成今日完租，明日乞贷，勤劳一年，依然冻馁的现象。除地租外，佃户还要受到许多额外的勒索以致被随意打死。一些地方的佃农如同奴仆一般，没有人身自由，有时还会随同土地被主人转卖。有的则到处流浪，成为“流民”，并不时起而反抗。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普遍地存在着。据史料记载，仅明宪宗成化年间，流民人数就多达150余万，其中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和南北直隶各省涌向湖广荆襄的流民有四十三万余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在这一庞大的流民队伍中，回回、蒙古等少数民族流民不在少数。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三月丁卯，明政府重申荆襄流民入山之禁。“时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刘敷等奏：比年荆襄流民复聚，且有外郡安置回回、达达(蒙)结合成群，假以贩马为名，侵扰道路，宜令提督太岳、太和山监丞韦贵兼抚流民，防奸、戢盗”（《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一。）又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一月，巡抚陕西御史师存智曾奏：“陕西回回、土达与居民杂处，遇饥寒易为劫掠”（《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五。）这说明自明中叶以后，回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已十分严重了。
另外，在压迫和剥削一般农民的同时，明朝统治阶级还千方百计地克扣军饷军粮，引起各族士兵的大量逃亡乃至哗变，如原洪武年间凉州等十一卫应有旗军61600人，下屯旗军实为33500余人，仅占55％。至明中叶以后，军士大量逃亡，嘉靖时仅存屯军23383人，屯田数额也由400多万亩下降到116万多亩（《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九八、卷一九九。）。大批屯田荒芜，屯田士兵生活维艰，纷纷逃亡和哗变。
除了阶级压迫外，回回人遭受的民族压迫也很沉重。朱元璋打天下时回回人曾出了大力，所以当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下大都、明王朝政权渐趋巩固时，朱元璋注意了对少数民族施行“仁政”，企望“以德服之”。他在同月下诏大赦天下，诏中提到，“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明太祖实录》三。）
然而，明王朝的历代帝王，对少数民族的歧见仍然较深，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正统思想仍较严重，他们对少数民族的一些宽容做法，从本质上讲仅仅是一种怀柔和羁縻的手段，其本意是欲“同而化之”。如朱元璋曾说：“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明太祖文集》卷十五。）。显然，他这里所说的“夷狄”既包括明王朝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也包括明王朝国外的各国各地区人民。又说，“夷狄”皆“犬羊成群，变诈百出”，但“人性皆可以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于是，他于洪武十一年正月下令将降服的二千余名故元官民迁至平凉安插，欲“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五年，朱元璋还下诏，要求“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明会典》卷二二。）洪武六年闰十一月颁定《大明律》时，将此诏收入其中，强制推行。与此同时，朱元璋又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对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的“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除了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外，其他一些官员同样有歧视、猜疑和警惕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如洪武九年闰九月，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这种对少数民族无端歧视、猜疑和警惕的言论，竟然受到朝廷奖励，曾秉正本人还被擢为思文监丞。
又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壬寅，礼部覆甘肃巡抚赵载所设二事，其中之一就是对回回人的防范问题。其文云：“外夷通事皆以色目人为主，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在京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且诸夷之中，回夷最黠”。因此，他主张“其通事宜以汉人，毋令交通，以生夷心”（《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又，权相严嵩也说，“今通事序班人等，俱系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师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教其贩卖茶斤、违禁货物，肆无忌惮”。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出现，他认为今后应选汉人学习“番语”，“前项序班，俱以汉人充之”，如“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亦用中国精通回语之人，不得差委汉回，致生奸弊”（严嵩：《南宫奏议》卷二九。）随后，明廷将四夷馆回回署丞白杰、序班王凤祥、通事锁守贵、撒文奇等调往鸿胪寺任职，将他们监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