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正月，各部起义军在荥阳大会师，队伍空前壮大。“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明史》卷三〇九，《流贼传》。）二月，马守应与张献忠率部“西走商州，复至秦川”。洪承畴闻讯，急忙于四月间率部返秦，并檄曹文诏自楚。以兵来会。五月五日，“老回回等直薄西安，连营五十里拒官兵”（《平寇志》卷一、卷二。）当敌人合围上来时，则及时转移，转战武功、扶风、郿县等地，然后重返终南山。六月，高迎祥、李自成率部下终南山，袭击富平、宁州。老回回、张献忠、蝎子块、过天星亦先后率部袭击西安、平凉、凤翔诸郡。洪承畴遣将往援，遭到老回回等义军迎头痛击，毙其总兵曹文诏(兵败自刎)、副总兵艾万年等及明军六千人。老回回和张献忠又率部突袭朱阳关，明守将朱来臣被杀，守军溃散。
马守应等在关中大捷后，不久又率部东出潼关，连下洛阳、颍州、光州、风阳、潜山、太和、宿州、巢州等城，“扰豫楚，南突江淮”（《平寇志》卷一、卷二。）十月十五日，马守应义军计取陕州城。十一月又南下攻南阳、邓州等城。此时，朝廷赐兵部左侍郎象昇尚方剑，令其专制中原。他调集大量兵力，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又暂处于艰苦奋战时期。
九年正月，“老回回自东路谋归郏(陕)”（《平寇志》卷一、卷二。）二月，马守应起义军聚于豫西灵宝、渑池、永宁、卢氏等地，不时出击敌人。三月，明将左良玉率军来攻，马守应义军在陕州作战失利。五月，马守应率部西进陕南商洛大岭，从湖广西进的混十万部也不久到达。两军与前来追剿的秦翼明部明军交战，再次失利。此时，高迎祥、李自成率部进攻南阳、裕州，遭到象昇等的截击，精锐丧失殆尽。七月，高迎祥在陕西周至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捉获，送京遭害。于是，起义军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继续坚持斗争。而在豫、楚一带的马守应也被当地义军推为“盟主”。
九年八月庚辰，马守应率部围攻开封，焚其西关。九月秋，马守应在郧、襄稍事休整后，率部退据鄂东蕲、黄间。此时起义军粮饷充裕，士气高昂，遂联合曹操、闯塌天等义军，合众二十万，“沿江而下，六合、怀宁、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仪真，南都为震”（《平寇志》卷一、卷二。）之后，又挥师北上，攻入河南，并进围安庆。此后年余，马守应等部起义军均活动于楚、豫、皖三省的交界区域，成为中原地区抗击官军的主要力量。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各路起义军齐聚川西。李自成部在梓潼遭官军伏击，损失惨重，仅余百余人，入楚依献忠，不允。“自成独骑驴(数)日行六百里，走商洛。至淅川老回回营，卧病数月。老回回授以数百人”，乃得重振旗鼓。
李自成惨败后，紧接着革里眼、射塌天等也受挫，起义军士气有所降落，部分首领也开始动摇。十月间，曹操等九营向官军乞抚。此后将近一年，马守应联合革里眼、左金王南营四股义军，转战楚、皖、豫间，并曾于崇祯十二年十月间北上，袭击安庆、桐城等地。次年九月间，曾逼近明皇族的老巢--凤阳，使朝廷十分震惊。
然而，在明军云集之际，马守应也开始动摇，有“乞抚”之举。据史料记载：“十二月丁未朔……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惧而乞抚。杨卓然入二贼营议，安插于潜山、霍、太间”（《平寇志》卷三。）这或许是缓兵之计。因从后来不久又连续出击明军的事实来看，很有这种可能。
从崇祯十四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形势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发展。六月间，马守应联合革里眼、曹操、张献忠，合众围攻应山。九月间，张献忠兵败，乃投马守应营，东进霍山“隘险自保”。此时，闯王联合曹操，攻陷叶县，杀知县张我翼和守将刘国能。后移师北上，攻陷泌阳，“尽获秦师士兵，势益盛”（《平寇志》卷三、卷四。）马守应、张献忠等自霍山北上与之会合，各路起义军会师河南，众愈百万，盛况空前，河南大部府县闻风款服。
十五年三月七日，马守应等南营五股义军步骑万人东趋寿州，攻陷舒城、六安。五月十三日，各部义军在颍州外围中伏，死千人。之后数个月，马守应与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李自成等联合行动，转战皖、豫、楚各地，分别袭击或攻陷过信阳、麻城、芜湖、桐城、安庆、上蔡、汝宁、确山、唐县、襄阳、夷陵、宜城、荆门等城。“时贼势大，襄、洛之民，牛酒迎贼”。“闯贼令老回回据夷陵，犯澧、常”（《平寇志》卷三、卷四。）
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一，闯王李白成陷承天(今湖北钟祥)，众义军共推他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马守应亦奉其号令。二月初一，闯王分兵为四：“老回回守承天，曹操守襄阳，革里眼往黄州，而自将其一屯荆门”（《平寇志》卷五、六。）马守应被封为“永靖营英武将军”（《国榷》卷九九。）
从三月份开始，起义军内部发生矛盾，刀枪相见，一些首领被闯王杀害。三月十日，闯王杀死革里眼(原名贺一龙)、左金王(原名蔺养成)，尽有其众，自称“顺王”。不久，张献忠攻下黄州，自称“西王”。四月一日，闯王遣数千骑突入曹营，将曹操杀死。此时马守应驻军澧州，闻讯“惧甚”。闯王见他和张献忠关系密切，“每忧其改从献”，欲“调其兵回襄阳”，“屡征不至”（《平寇志》卷五、六。）于是，闯王“拘其眷属于襄”，令其进攻常德等城。九月间，又令马守应移驻夷陵、荆州。张献忠遣使渡江与马守应修好。十月，闯王移师西进，攻入关中，占领西安，又转战延安、宁夏等地。“闯既入关，献益纵横荆、岳间”（《平寇志》卷六；《国榷》卷九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号“大顺”。二月六日，马守应自荆州移驻襄阳。此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据《记事略》载，张献忠“夥并贼首老回回，兼有其众。”康熙朝《荆州府志》卷四十载：“甲申之春……所谓老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按：指张献忠)腹矣！”当然仅据这些史料来断定马守应为自己的盟友张献忠所杀害，论据尚欠充分（智夫成：《关于明末农民领袖“老回回”之死》，载《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纵观马守应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上述战斗历程，我们认为他有以下两点值得特别一书：一是注意回、汉民族的团结和起义队伍内部的团结。他起义初期，所部义军当以回族农民为主，随着战斗的广泛开展，特别是后期多在汉族据多的江淮地区活动，起义队伍中汉族农民的成分日益增多，他能团结部属，对敌展开英勇斗争。在整个战斗历程中，他先后同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张献忠、贺一龙、罗汝才、贺锦等农民起义领袖密切合作，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从未发生马守应对友军搞不团结的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李自成在川西梓潼遭到明军伏击，损失惨重，仅剩下百余人，来到河南淅川马守应营地。马守应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静养休息半年多，然后拨给他部分人马，使其得以重振旗鼓。到了后期，起义军各部间发生互相残杀事件，马守应顾全大局，主动维护起义队伍的团结，从未挑起事端。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各路义军联合，李自成被共推为“盟主”，称“顺王”。到了三月间，即发生“内讧”，“顺王”先后杀掉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和曹操(罗汝才)，“尽有其众”。马守应在澧州闻此骤变，既难过又伤心，也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当李自成“拘其眷属于襄”，并数次召他去见面，他没有去。尽管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也没有挑起事端。
二是马守应很有谋略，很讲究战略战术，屡出奇兵，击败敌军。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从整体上采取运动战，掌握斗争主动权，忽而从北到南，忽而又从东到西，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不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他攻下敌人城池很多，但从不守“死城”，总是“流而不居”。敌人“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官兵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造成“贼主我客”的局面（《平寇志》卷三。）使得明军疲于奔命，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马守应很注意计谋，常常以智斗敌，出奇制胜。他们“每伪称官兵，绐陷山寨”（《平寇志》卷三。）崇祯十五年(1635年)十月十五日，马守应让部众打扮成明军传令兵模样，来到河南陕州，当换马之际，大队义军突然攻入南关，很快把州城攻陷。马守应也很重视战前对敌情的侦察。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转战湖广，他“多购麻、黄、蕲水人为间谍，或为医卜星相，或缁衣黄冠，或卖械乞食，分布江、皖诸境，以觇虚实”（《平寇志》卷三。），尽量做到“知己知彼”，所以常常是“百战不殆”。
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在陕北率领当地贫苦回民起义反明，后转战陕、甘、晋、豫、皖、鄂、湘、川各省，驰骋于西北高原、中原大地和江淮之滨，给了明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明皇朝的覆亡，有着他重要的一份力量。他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回族历史上一个敢于拿起枪杆子向封建统治宣战的民族英雄。
第五节回族社会经济状况
一、农牧业
从历史上来看，回回人是在元代大规模屯田的过程中开始务农的。到了明代，务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牧业经济逐渐成为回回经济和社会的坚实基础和主体。
早在明初，统治者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自身既得利益，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洪武元年(1368年)春正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朱元璋谕：“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明史》卷二，《太祖纪》。）以此要求各级官吏爱抚百姓，节制私欲，发展农业生产。他本人更是深切明白“农为国本，百需皆其出”的道理（《明太祖实录》卷四二。）因此在建国伊始就采取了诸如释放奴婢、限制民人为僧、鼓励垦荒、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兴修水利等项政策，来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回两族的农牧业生产活动，也给予了优惠政策。他说：“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向因兵革连年，供给久困弊政，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趋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明太祖实录》卷三五。）
朱元璋以后，明廷的这种优惠政策仍保持了下来。如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曾颁令规定，凡西域入附人等“原有全家优免之例……今后除初回勇士请照例全免，其替役一二辈者，止优免户下三丁，着为令。从之”（《明孝宗实录》卷二八。）这说明明廷以免除赋役来优待入附回回等族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很久，至孝宗时虽有所改变，但仍相当优惠。据史料分析，明廷优惠入附回回人的办法除了免除赋役外，更重要的是给入附的回回人划拨农田草场，发放籽种牛具，安排房屋居室，以此鼓励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所有这些，对明代回回参与屯垦事业、发展农牧业生产都是非常有利的。
明初即实行了屯田政策。洪武六年(1373年)，“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屯辟矣”（《明史》卷七七，《食货一》。）这说明屯田是分为军屯和民屯的。
军屯是明代回族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西北、西南是回回军屯的重点地区。《甘宁青史略》云：“甲寅七年(1374年)春正月，遣将屯田西北。”（《甘宁青史略》卷十三。）当时的做法是：屯军三分守城，七分耕作，每人授田50亩，拨给耕牛、籽种，教树植，减免租赋，使西北田野不断得到开发。
例如西北陕西关中地区，据洪武二十年九月八日“陕西都司言：西安府临潼等县屯卒所输税粮多于民赋，而又与民均科杂役，未免烦困。上是其言，命自今屯卒率五丁选一，编成队伍，以时屯种，税粮与民田等，杂役复之；冬月则练习武艺”（《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青海河湟地区的军事屯垦开始于洪武十年(1377年)。据记载，“陕西都指挥使司言：庄浪卫旧军4千，后增新军4千，地狭人众，难以屯驻。乞将新军1千人调往碾北守御，1千人西宁修城，暇则俱令屯种，止以旧军守御庄浪，诏从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洪武、永乐时期，这里的屯耕经济发展很快。宁夏屯田也颇具规模。洪武六年四月初一日，“太仆寺丞梁仙帖木儿言：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辑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从之”（《明太祖实录》卷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