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水利也因大规模屯垦而得到发展。沐英镇守云南期间，“滇池隘”，他发动军民“浚而广之”，继而修整南坝、松花坝，使昆明地区免除了水害。沐春发动军民“凿铁池河，灌宜良涸田数万亩，民复业者三千余户”（《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宜良坝子的汤池渠工程长达36里，是15000屯军开凿，邓川弥苴佉江堤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其他水利设施，还有石屏异龙湖水工程、保山九龙池的灌溉系统，沾益交水坝，曲靖西湖坝、大理御患堤、赵州双塘、祥云宝泉坝等（《云南回族史》，第63页。）
又次，农作物品种齐全。在明代，各族农民大力推广棉、麻、桑等经济作物和麦子、谷物、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回族农民也不例外。如嘉靖年间修撰的《平凉府志》《大理府志》都有种植玉米的简略记载。平凉、河州等回族聚居地还出产“回回豆”等特产（《甘肃通志》卷二〇，《物产》；王全臣《河州志》卷四，《物产》。）除此之外，回族农民还发展了蔬菜、瓜果等园艺业。在云南，回族农民种植的蔬菜种类十分庞杂。如《寻甸府志》之“食货”类“菜属”中就记有“青、白、苋、芹、茄、萝卜(胡、白、红三种)、芥、葱、韭、葫芦(长、圆二种)、蒜、王瓜”（嘉靖《寻甸府志》卷上。）在西北，回族种植瓜果最为普遍。如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有人曾讲，“近闻苦峪遗民种瓜放债，生理百出，皆不愿回本国，此岂恢复之志哉？”（《平番始末》卷上。）《甘肃通志》中还有“肃州出回回甜瓜(出瓜州)”的记载（《甘肃通志》卷二〇，《物产》。）今兰州出产的醉瓜、哈密瓜、香水梨、冬果梨等在当时已是着名的土特产了。
回族农民家庭在务农之余，还饲养牛羊，一些山区的回民，牧羊更是重要生活来源。农牧兼顾，已成为回族的经济传统。明代祁连山、大通河地区曾设军马场，永乐年间，在甘肃就设有武威、安定、临川、宗水、祁连、甘泉六监。甘肃在明代回民极多，这些国家军马监中恐怕也有不少回族牧工在内。
总之，明代回族农牧业在元代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全面兴起，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为回族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乃至为整个回族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手工业
明代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回族手工业的较大发展。明初，官营手工业的匠人实行“轮班制”。洪武十九年(1386年)对工匠的使用办法做出统一的规定：“议定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赉工部听拨”（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四。）手工业工匠为朝廷服役，没有人身自由，“逃匠”现象时有发生。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认可出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则改“轮班制”为“班匠银”制度，手工业工匠所受的人身控制有所削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明代回族手工业资料不多见。但在屠宰、皮革、制药、制香、制瓷等业中还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
屠宰与皮革加工是回族手工业中的传统行业，也是其主要经营的部门，一直延续至今。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中曾说：“宣武门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为业。巡城杨御史四知，榜禁之，众皆鼓躁，诸大臣知状，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事，盖禁杀牛自美事，而京师不可行，想各边亦当然。”（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一。）《万历野获编》也记：“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杀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人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〇。）回回世以宰牛为业，其肉不仅供给本族群众食用，还供应外族人食用；皮革加工以供使用，是为回回生计的重要来源之一。杨四知出榜禁杀牛，当然引起了回回的反对。
明代的北京宣武门外，以宰牛为业的回民就有上万人之多，后来这一直成为回民的传统行业。其中，“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号‘东西两边’，居两边者，视冈上为乡野”（《冈志·小引》，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临清县志》记：“羊市，昔在卫河西，今散于四乡，集厂羊皮，回回生理，红水坑，即其熟皮处，大约本地羊皮三分，外来者七分，外贩多从同州、河南来。”（转引自田坂兴道《回教之传入中国及其发展》，第1119页。）云南的昭通在明代是入黔进川的要地，回民聚居东南冈，以擀毡做皮货为生计，直到清代依然如此（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
制香料业是和唐朝以来阿拉伯、波斯蕃客经营香料的传统相结合的。北京的“香儿李家”，从入明以来，祖传制香有几百年的历史。宋末元初泉州的蒲氏大家族在明初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迫害，其家族迁出泉州避居永春、德化等地，但是他们做香料生意却成为一种特殊职业世袭了下来。永春城关“蒲庆兰香室”自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居来永春卓埔做香料为业，已经有八九代人了。在德化城关有蒲姓“玉兰堂香室”，据说是从永春迁居而来，世代从事香料业。泉州法石乡世代种植香花为业（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载《回族史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4~176页。）
制药业是和回回医药学相结合的。明代着名回族诗人丁鹤年，不但善诗歌，“至于算数、导引、方药之说，亦靡不旁习”，他在宿留四明期间，“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戴良：《高士传》，《九灵山房集》卷十九。）云南昆明回族孙继鲁之后裔精于医道，在昆明开了“万松草堂”药铺，一直传到近代。陕西回回卖药的人不少。北京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都是从明代开始的。
制瓷业，在质料上有“回青”的发现和阿拉伯文图饰。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一书中曾提到明代制瓷业中有“回青”一说。明人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提到“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这种进口原料是产于索马里的钴料，含铁量高，含锰量较低，译苏麻离青，正德年间已称回青。回青又从云南输入（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德国学者保尔·卡莱教授也说：“在正德皇帝开始执政时，在江西省的景德镇建立一个御用烧瓷厂，专门制造皇室瓷器。这个地方从明代就是中国瓷器工业的中心。当时中国穆斯林人口的中心在云南省，这个省的一位高级官吏从外国地区获得了伊斯兰青色，可以用来模仿宝石。装饰皇室瓷器也非常合适。这种比黄金还加倍昂贵的青色颜料，就是这时才引进的。”（(德)保尔·卡莱：《有关1500年前后中国情况的伊斯兰历史资料一阿里·阿克巴尔着〈中国纪行〉》，见《中国纪行》，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03页。）永乐、宣德时期还出现了如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在元代不见的新器型。这些器型是和郑和西航时受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有关，有的器物还是为了外销而特地制造的，瓷器上有阿拉伯图饰，这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出现，到正德时期更为流行（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0、第406页。）在阿里·阿克巴尔所着《中国纪行》一书中还有一个带阿拉伯字母装饰的中国正德年间制造的瓷盘插图。保尔·卡莱在《土耳其地理学家按伊朗资料描述的中国》一文中说：在慕尼黑收藏的一个16世纪初带有阿拉伯铭文的中国瓷缸，铭文是(a)真主是神权(al-gudrah lillah)；(b)真主是仁慈的(ar-rahmat lillah)；(c)真主是力量(al-azamatlillah)（阿里·阿克巴：《中国纪行》，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33页。）明代瓷器大量出口，尤其是青花瓷享有盛名，有些瓷器也饰有阿拉伯文图案。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一书中记载了作者亲见和收藏的明代外销瓷，特殊的有“回回文三彩(红绿黑)大盘”，“赶珠龙火云奔马要娃娃回回文白地青花大盘”(回文意为无魔鬼为患)（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
另外，明代回族在其他手工业行业中也有做出一定成绩的。如有些回族手工艺人就擅长制作手工艺品。据载，明潞州(今山西长治)回族手工艺人马壕，系明永乐六年(1408年)随沈简王朱模移驾潞州为官府侍卫要员的马招第五代世孙，他极擅长制作扇面，并以此为生。其扇面图案，无论山水风景，花禽鸟兽，均栩栩如生。产品销量大增，他因此致富，在潞州城西北购地，盖建了清真北寺。马壕同乡程德也是当时着名手工艺人，他擅长制作宫帽，因手艺精巧，产品畅销全国（均见《山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又如，一些回族手工艺人擅长经营染织业。据载，明代宁夏固原人浦回子即擅长此业，后因故离家出走，与道士云游（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二三。）。
从上述史实来看，明代回族手工业比前代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经营的范围更广，大众化更强，商品化程度更高，对回族经济的影响也更大。
三、商业
明初，在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城市增加，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洪武、永乐年间，对商税的征收一般是三十税一，农具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属全部免税。对于回回的商业活动，明廷还给予了特别的保护。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谕旨中提到，回回可“凭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回族人物志》(明代)，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4~115页。）。这样，回族的商业经济在明代有了一定的发展。
与元代相比，明代回族商业经济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具有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第一，在国内贸易中，明代的回族商人活动范围更加广泛，而且深入到村镇和边远地区。
明代的回族聚居区域已大为扩展了。特别是在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华中几大区域形成了以片状、线状交相辉映为主要特色的回族聚居区。因此使得回族的商业活动不仅在这几大回族聚居区中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其分布也呈现出与聚居区类似的新特点。这就是既有线形带状的(如沿运河两岸和陆上丝绸之路)，又有网状或片状的(如广东、广西、河南、湖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内)，还有焦聚点状的(如北京牛街等)（赖存理：《回族商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许多回族商人的长短途贸易活跃在国内各条商路上，如金吉堂曾记述说：“……贸易所至，如江宁回民沿江而上，至江西、湖北、湖南贸易；陕西回民循汉水而下至湖北，故武汉市上有所谓南京教门与陕西教门之别；河北者出口赴热、察、绥；鲁、豫者，出关至奉、吉、黑。”（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1935年。）又据记载，仅明代云南以回族为主的马帮贸易就有6条商路：自昆明通贵州的普安州驿路；自昆明经丽江而进入西藏的驿站，此路多贩盐于藏区而换回藏中土货；自昆明北到四川的宁远府路；自昆明东南由师宗州达广西的南宁府路；滇西回族马帮活跃于大理到缅甸一路（《云南回族史》，第66页。）这说明明代回族商业活动的分布区域比元代有所发展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所引资料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