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回族史(修订本)
19105500000007

第7章 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6)

一种是“回鹘豆”。《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回鹘豆》称:“回鹘豆,高二尺许,直秆,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此种豆,元时称为“回回豆”,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即今之豌豆。此种豆不同于唐时中国史籍中的“胡豆”,据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的研究,豆类是伊朗人的重要食物,石国(塔什干)有各种豆类,豌豆在波斯语里有nujud和gergern或xereghan等字(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1-132页。)可见,此种豆很可能原产于波斯或中亚其他地区,中国首见于记载,则始自《契丹国志》,观其名则知自回鹘引进。到元时,“回回豆”已“田野中处处有之”,可见传播之广泛。

第二种是西瓜。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三,引胡峤《陷虏记》载:“自上京东去……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上京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向东进入平川,当地有人种植西瓜。据胡峤记载,西瓜系契丹破回纥时传入。南宋初,宋使洪皓抵金,携带瓜种传播至南宋地区,中国种植西瓜始遍及全国。西瓜原产地在非洲还是中亚,说法不一,但中亚早已种植西瓜,辽朝正是通过回鹘传入的。

辽朝与波斯的交往,史料记载极少。《辽史》卷二《太祖纪》载: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是时,波斯仍为萨曼王朝。

2.辽与喀喇汗朝的交往

辽朝与喀喇汗朝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早在辽太宗天显八年(934年)六月时,喀喇汗朝即派使臣到辽通好。《辽史》卷三《太宗纪》上载:(天显八年)六月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辽史》中把喀喇汗朝称为“阿萨兰回鹘”或“回鹘阿萨兰”,“阿萨兰”即“阿尔斯兰”,喀喇汗朝大汗自木萨开始,多称“阿尔斯兰汗”,辽朝为有别于诸回鹘政权,分别称之为“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和“阿萨兰回鹘”。喀喇汗朝派出第一个使团入辽后,辽太宗很重视与喀喇汗朝的关系,即派使臣墨离鹘末里回访。会同三年(940年)二月,“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赐对衣劳之。”可见这次出访是成功的。

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年)十一月,“回鹘阿萨兰遣使为子求婚,不许。”这时的喀喇汗是阿里·本·木萨汗在位,辽圣宗当时没有同意下嫁公主,未知何故。但到太平元年(1021年)三月,辽圣宗又同意嫁宗室女于大食王子,所以辽又同意嫁宗室女于喀喇汗朝,故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年)十二月,有“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辽史》卷七〇,《属国表》。)之事。此事发生在喀喇汗阿尔斯兰汗苏来曼·本·玉素甫在位时期(1032~1056年)。

根据《辽史》记载,喀喇汗朝共向辽朝派出使臣十六次,其中十三次为“朝贡”(在朝贡中有一次是“于越”和“达剌干”派出的贡使,“于越”是王朝的副汗或大领主;“达剌干”是地方官或小领主);两次为联姻事;一次为求援事。东西喀喇汗朝分裂后,东喀喇汗朝曾遭邻国侵犯,故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二月,“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辽史》卷二〇,《兴宗纪》三。)由此可见,终辽之世,与喀喇汗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辽与喀喇汗朝的贸易往来也经常保持。前引《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契丹》下中有关于小食、于阗与辽朝贸易的记载,小食即喀喇汗朝,于阗为喀喇汗朝所灭的于阗回鹘。

辽朝统辖范围是否有穆斯林活动,这是肯定的。上述伊斯兰各国和地区的使臣、商人来华后留居中国不是没有可能。而唐、五代时在华北的回族先民,其后裔依然留居在中国北方,否则辽统和十四年(996年)就不会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修建牛街礼拜寺了。

3.西辽境内的穆斯林

西辽境内的穆斯林是元代回回人的重要来源。

辽天祚帝保大四年(1124年),辽灭亡前夕,兴国节度使耶律大石因与天祚帝在抗金方略上意见相左,遂率铁骑二百,北走可敦城(今蒙古土拉河上游),会七州十八部首领,得精兵万余,自立为王,置南北官属。公元1130年,大石率部西征。公元1132年,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称菊儿汗(又译葛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群臣上尊天佑皇帝,年号延庆,国号仍为辽,故史称西辽,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为哈剌契丹。

西辽建国后,首先降服高昌回鹘,置少监监其国。是时,喀喇汗朝边境住有一万六千帐来自辽朝的突厥-契丹人,他们获悉大石东来,便全部投奔西辽军。东喀喇汗朝阿尔斯兰汗伊卜拉欣因不堪葛逻禄和康里人的欺凌和骚扰,于公元1134年初归附西辽,伊卜拉欣降为“伊利克-伊·土库曼”(土库曼王)。

公元1134年3月,耶律大石迁都巴拉沙衮(即虎思斡耳朵)。从公元1137年开始,西辽不断向外扩张,在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击败西喀喇汗朝军队,西喀喇汗马合木逃回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公元1141年,马合木与葛逻禄等人矛盾加深,求助于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葛逻禄人则向耶律大石求援。是年秋,双方激战于卡特万(今撒马尔罕北),塞尔柱军大败,退出河中。大石领兵进入萨末鞬,封马合木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留少监监其国。随后又遣大将额儿布思进军阿母河流域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沙阿提西兹称臣纳贡,西辽退兵。1143年,耶律大石殁。是时,西辽帝国疆土最为辽阔,其直辖地以巴拉沙衮为中心,北至伊犁河,南抵锡尔河,西达怛逻斯河,东辖伊塞克湖以东地区。其附庸国有东西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花剌子模,属部有粘拔思部、康里部、葛逻禄部。耶律大石为控制葛逻禄,使之成为单独的政治实体,与东喀喇汗朝分离,西辽派少监监督。

西辽统治者信奉佛教,耶律大石西征后所占领的地区内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西辽统治者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都得到保护。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时是国教,尽管西辽对伊斯兰教依然尊重,但它毕竟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伊斯兰教中的有识之士(哲人)看到了这一严重局面,力主进行宗教改革,简化教规和仪式,吸收当地人民某些宗教习俗,以扩大穆斯林的人数。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苏菲派晒赫(教长)阿赫马德·亚塞维,他用明白易懂的突厥语写诗,宣传自己的主张。亚塞维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禁欲。即反对奢侈享乐,提倡艰苦朴素。这种主张很易于被平民所接受,用以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二,恭顺。即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恭顺听命’。”(魏良弢:《西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138页。)亚塞维的主张并不侵犯西辽统治者的利益,因而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干预。亚塞维用突厥语在突厥游牧民族中传播简化仪式的伊斯兰教,同时把那些在游牧民中有影响的神只的名字和宗教仪式吸收到伊斯兰教教义和仪式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伊斯兰教在突厥语各游牧部落中的传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12世纪末,中亚绝大部分地区的突厥语部落基本上实现了伊斯兰化。伊斯兰教中的新的教派--亚塞维派也随之得到发展。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西征时,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写道:回纥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说明昌八剌以西已基本上伊斯兰化了。所以,西辽境内的回纥人基本上已是伊斯兰教徒了。金大定中(1161~1189年)西辽“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移习览”即伊斯兰之音译,“骨斯讹鲁朵”即虎思斡耳朵,西辽之都城。以后,蒙元时期进入中原的回回人中,有许多是来自原西辽境内的穆斯林,故有原籍“回回于阗氏”“阿里马里回回人氏”等。

(三)西夏、金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1.西夏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西夏王朝是我国西部古老的民族--党项族建立的。唐时居于夏州的部落称平夏部,其首领拓跋思恭在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战功,唐封为夏国公,从此便据有银、夏、绥、静、宥五州。北宋初期,党项首领李继迁利用宋辽矛盾,采取联辽抗宋政策,势力不断壮大。到元昊时,其控制的范围已包括今甘肃和宁夏的大部分以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现在还没有资料说明西夏与大食、波斯等国有何政治往来。但西夏实际上控制着联系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亦是阿拉伯和西域商旅入宋、辽的必经之路。因此,西夏王朝也借机征收商税,“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五。)征税之外,过往商旅还时常受到夏人的劫掠,因而宋仁宗为此下诏令大食等西域诸国使臣经海路入宋。“先是其(指大食)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乾兴初(1022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1023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自从宋仁宗下诏后,阿拉伯等中亚、西亚商旅多经海路来华,但陆路来往并未彻底终止。西夏广运三年(1036年),天竺(今印度)僧人就曾经大食入宋。“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又二月至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先是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留京三月,宋帝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戴锡章:《西夏纪》卷六。)《马可波罗行记》也提到,唐古忒(即西夏)“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第一卷第六十章。)元朝初年,西夏大黄行销世界各地,可知在此之前,阿拉伯等中亚、西亚商人即已同西夏有较密切的商贸活动。

西夏与喀喇汗朝并未直接接壤,但自元昊攻占甘州回鹘,继而又迫使瓜州回鹘、沙州回鹘称臣后,就与喀喇汗朝控制的于阗回鹘相邻。故元丰五年(1082年)西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给宋朝泾源总管刘昌祚书曰:“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可见,这时西夏与喀喇汗朝关系是融洽的。

但第二年开始,夏与喀喇汗朝关系开始紧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元丰六年五月十九日西夏掠夺“和雇运粮于阗人”的情况:

熙河兰路制置司使言: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略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驼诏:“虏略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

这件事发生后,元佑八年(1093年)于阗请求宋朝讨伐夏国,宋未允。到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八日喀喇汗王子向宋朝通报,已进攻甘、沙、肃三州。《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于阒)遣使入贡,押伴所申进奉人罗忽都卢麦泽到黑汗王子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差人马攻甘、沙、肃三州。诏押伴使臣:候人使朝辞日,谕以黑汗王忠向朝廷,甚喜;若果能破三城,必更厚待。

于阗黑汗王破甘、沙、肃三州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于阗势力向河西的扩张,为伊斯兰教向陕甘宁地区的逐步渗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夏境内穆斯林状况,还没有直接资料可以说明。但13世纪70年代马可·波罗经过沙州、甘州、凉州等地时均见到有穆斯林在当地生活但十四世纪初拉施特在《史集》中追述西夏地区伊斯兰教传播情况时曾这样写道: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河西,……该处有以下一些大城为其君主之京城。京兆府、甘州府、Arzwy、Xijan(元昊1047年在贺兰山所建行宫--汉译者)和阿黑一八里(白城)。在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乃为偶像教徒。

拉施特还写道:唐兀惕地区的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并对此执迷不悟。

拉施特可能有些夸张,但原西夏地区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恐怕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