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云南诗人中，闪氏父子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闪继迪(？~1637年)，字允修，永昌(今保山)人。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官至吏部司务。诗文名闻当时，其诗气势雄浑，情绪激越，富于想象，如《霹雳石》有“才人狙喜夸笔砚，紫霄天帝煞忻羡”之句；写景诗则情趣盎然、清秀明丽，如《西湖逢里人》有“三吴水尽越山出，五色云中乡梦长”之句；写时事诗则爱憎分明，情不自禁，如《忠肃公庙》有“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黄鹂涕泪中”之句，表达了作者对丁谦的崇敬与怀念。着作甚多，有《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广山先生集》等，均佚。《滇南诗略》《诗源》《滇南诗选》等书中辑有他的诗六十余首。继迪长子仲俨(1597~1642年)，字人望，又字中畏，天启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善诗，诗集已佚，今存《寄答萧五云孝廉》一首。徐霞客游滇西时，曾以长诗相赠，霞客评曰：“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徐霞客游记》卷十八。）季子仲侗，字士觉，号知愿。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曾随父游历吴越山川名胜，相对酬唱。有《鹤鸣集》三卷，杂文、诗、制义各一卷。
政治家海瑞、思想家李贽均善诗，且有许多佳作传世。但海瑞以散文着称，李贽以哲学、史学、文学评论闻名，故对他们的诗作不再专门论述。
(二)散文
明代回族文人留下散文较多。明前期有着名诗人丁鹤年等，惜无文遗存。晋江陈埭丁氏，自丁仪以下，文人辈出。丁仪子丁自申，着有《三陵稿》，其文为时人推崇，故有“当世谈文章必首三陵”（杨修：《三陵集·序》，晋江县文献委员会抄本。）之誉。自申侄衍夏，编有《丁氏族谱》，其中《宗聚说》《享先纪》《说先纪》《宁先纪》《念先纪》《祖教说》各篇均出自其手笔，文字严谨，引经据典，说理清晰。晚年自作一篇《谏》，曰：先生喜谈天下事，经纪数千万言。先生喜读古今书，评骘数十万篇。或如烛照，或如耆占，乃先生藉之以娱，不欲有传。知先生者，于风尘之表省其遗篇；不知者，于泰清之巅味其飞鸢。铭曰：
山之北兮白云深，海之东兮苍树临。
风飘飘兮攀松柏，日出皎兮扫亲茔。
结庐其下，流水环扃。
春风兮与澹，秋月兮与明。
梅之白兮莲之馨。
偃仰兮啸傲，烟霞兮订盟。
探木天(秘阁)兮访姚姒(舜禹)，
游玄圃兮招大庭。
人不得而名丈人兮泰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六二，《隐逸》。）
这篇《谏》生动地描绘了衍夏隐居泰清时与清水流泉、白云松柏为侣，以啸嗷烟霞、徜徉玄圃为乐的情操。
明代有一批从政的官宦政论文、散文极佳。马文升、沐璘、沐诚、马从谦、孙继鲁、马自强、海瑞、詹沂、冯从吾、詹应鹏等，为其中之佼佼者。
马文升累官至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主持兵部达13年之久。有《马端肃公奏议》12卷，收文升奏议55篇，以恩命录、行略、墓志等文附之。文升有文武才，廉直重气节，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等多有建策。又有《马端肃公三记》，一曰《西征石城记》，记成化初为陕西巡抚时与项忠平满四之乱事；一曰《抚安辽东记》，记成化十四年(1478年)辽东辽抚陈钺冒功激变，而文升奉命抚定之事；一曰《兴复哈密记》，记弘治初吐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而文升持议用兵，遣将讨平之事。文升以其对哈密、吐鲁番形势、民族关系等透彻了解，提出用兵之方略，不失为难得的一篇军事、地理、民族关系的杰出论文。
孙继鲁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惜文集散佚，仅存其六世孙孙鹏所辑《习杜祠堂记》数篇。孙鹏写道：“此先清愍(孙继鲁谥号)提学湖广时作也。先清愍学博才高，作为诗、古文、词，雄古遒劲，迥绝迳蹊，为杨升庵、李中溪诸名公所屈服。着有《松山文集》《破碗集》以叠经兵火，只字无有，偶于他书得此，急录之，以存先译。”孙鹏所辑《习杜祠堂记》是应襄阳修建“习杜祠堂”时所写的碑文。习凿齿是东晋史学家，曾着《汉晋春秋》反对桓温的分裂活动；杜甫曾作诗赞扬孔明，反对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继鲁抓住这一主题，写道：“况如温之蓄非望，如安、如史之贼且乱者，天诛其能逭乎？则二公之史、之诗诚深远矣！”（(清)袁文揆辑：《滇南文略》卷二八。）他撰文注重思想内容，文笔清新，条理清楚，善用排比句，颇有气势。
着名回族政治家海瑞善诗文，尤以文为主，所着政论文、奏疏、序跋、赠序、墓志、书信、杂记、讲义等数量很多。早在中举后任福建南平儒学教谕时，他在《教约》中说：“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吾平日读书，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为文，不过画师之写神在耳。”（《海瑞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就是他一生写文章的指导思想。从政后，他撰写了许多奏疏、条例，其中着名的有《治安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兴革条例》《开吴淞江疏》《劝农文》《禁革积弊告示》等。海瑞自称上《治安疏》是“披肝胆为陛下言之”，批评朝政毫不留情，如“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对嘉靖皇帝只顾“玄修”长生不老之术，说理尤其得力：“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访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海瑞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本名林载贽，因其三世祖叔被官府所杀，遂改姓李。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百泉居士、思斋居士、龙湖叟、秃翁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历任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郎中、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辞官后居湖北、北京、南京等地，教授子弟，潜心研究、着述。万历三十年(1602年)，遭人所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入狱，旋自杀于狱中。李贽祖上原是河南固始的回回人，元末迁居福建泉州，世代从事海外贸易。他虽然读儒书，研究佛学，但临终前仍希望按伊斯兰教规埋葬。李贽在被捕前，对后事作了安排，要求死后不用棺木，穿圹安魄，不换新衣，用白布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
李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文学评论家。在文学创作上提出无拘束的“童心说”，反对复古模拟，主张“绝假纯真”，抒发己见，反对儒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他在《童心说》中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焚书》卷三，《童心说》。）
李贽在《杂说》一文中，通过对《拜月记》《西厢记》和《琵琶记》的评论，提出了文学作品要真实自然的主张，反对创作中人工的刻意雕琢和片面追求表面形式。他说：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干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之竭。（《焚书》卷三，《杂说》。）
本着上述创作原则，李贽曾评论过《水浒》《西厢》《幽国》《浣纱》等小说戏曲。他认为《水浒传》是与《说难》《孤愤》一样的发愤之作，水浒英雄是天下“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写道：《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必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以忠义名其传焉。
由此可见，李贽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竭力挣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以追求思想解放的精神，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李贽极善写作散文，文风犀利，短小精悍，不事雕饰。
二、艺术
(一)书画
明代的艺术主要指书画和民间工艺。回族书画家负有盛名者不多。元末明初着名诗人丁鹤年是一位画梅高手，绘有《临水梅》《临窗梅》等作品。鹤年的族兄马速忽，字子英，官福建行中书省员外郎，明初寓居福建晋江，是一位精于画梅竹的画家，丁鹤年有《题族兄马子英进士梅花》：“池馆春深看牡丹，五陵车马隘长安。谁知凛凛冰霜际，却是梅花守岁寒。”又有《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翠实可充丹凤食，乔枝仍待早莺迁。一拳苍藓荒秋雨，惆怅无人解补天。”（《丁鹤年诗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页。）此两幅作品虽已散佚，但从丁鹤年诗中此一梅一竹又跃然纸上。
明中期杭州人丁锡，字佑之，号西坞。自幼酷爱绘画，精于山水画。
明末书画家梁檀，字大廛，又字乐甫，号天外野人、蒹葭主人、石崖士等，山西太原人。诸生出身。工绘画，专心临摹古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有《东山胜览图》传世，写穷冬风雪荒寒素寞之境，又用中国画法绘制《天堂图》(或为“克尔拜图”，朝拜中心麦加的禁寺)，青纸为底，用泥金绘成。梁檀亦擅书法，其风格孤洁秀峻，摆脱俗态，亦不拘泥于古法。
名将沐英的曾孙沐琮、沐磷均是书法家。沐琮(1450~1496年)，字廷芳，号益庵，又号东山居士。镇守云南有政声。通经义，善歌诗乐府，草书自成一家。其族兄沐磷，字廷章，号为东楼居士。镇守云南，号令严明。精于词章，善隶、籀、草书，因其官至右军都督，故人称“右儒将军”。
诗人杨应奎及其子杨金、杨铭，均有书名。女书画家马守贞(1548~1604年)，小字之(或去)儿，号湘兰，又号月娇。南京人。诗、书、画皆有名，善画兰竹，书法弱柳游丝，婀娜妩媚。云南晋阳人金公趾，名初麟，以字行，善书法，宗董其昌。福建晋江丁炳，字中耿，楷书端重方正。文学家马世俊的书法颇有盛名，风格兼具“二右”(晋王右军羲之，唐王右丞维)。
(二)工艺
从明代开始，在回族民间涌现了许多从事民间工艺的行家。如前文曾提到的山西潞州(今长治)人马壕是着名的制扇师，他以制作扇面为生，所制扇面图案，无论山水风景、花卉鸟兽，均极为逼真。苏州人甘文台，擅制香炉，拨腊翻沙，深心有法，其冶炼铜汁色泽比重、款式花纹，堪与宣炉铜器媲美，工艺特殊之处在铜料，因回族不崇佛法，故将镀金佛像碎为原料，因而铸出铜器质量极好，甚至胜过宣铜。又有苏州人蒋回回，亦擅制器物，用铅钤口，金银花片，泥金描彩，作品形象惟妙惟肖，见者无不叹服。
作为工艺美术的回族木雕兴起于明清时期。他们把表现先知遗训的各体阿拉伯文书法、几何与花卉图案等雕刻在木质构件上。用以装饰各类建筑物的藻井、门窗、柱梁上，构思巧妙，刀法细腻，融古朴、精巧、高雅于一体，充分显示出回族工匠杰出的艺术才能和审美情趣。匾额、柱饰一般采用浅浮雕，线条劲挺，刀法娴熟、利落，能较好地展现阿文书法连绵如带的神韵，加之施以彩绘，立体效果明显。藻井木雕常采用与拼接相结合的手法，几何纹理清晰，层次分明，状若丝网，悬于天棚，轻盈精巧。回族建筑的门窗木雕多采用透雕手法，图案多采用花卉，构图严谨，造型生动。回族使用的桌椅、床柜等物一般不作过多木雕，但阿訇坐椅却十分讲究，坐椅的楼梯门顶和顶部，多有拱状穹顶装饰，刻有经文或花卉图案，有的敷金施彩，显得典雅华贵，剔透精巧。西南地区的回族木建筑，与当地民间建筑木雕有类似之处，垂柱上常雕有凤凰、孔雀、莲花、石榴等动植物图案和云纹，含有象征吉祥之意。
石雕在回族民间有悠久的传统。早在宋元时期，许多清真寺和拱北墓亭的门楣碑铭中都留下了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石雕，具有丰富的图案装饰性。如建于11世纪初的泉州艾苏哈卜寺，礼拜正门柱顶石就雕刻着卷云纹图案，门楣部分为三方双侧弧形石刻组成，底、中二层石刻浮雕阿拉伯文。元、明、清时期，许多清真寺内立有石碑，如艾苏哈卜寺有明永乐“敕谕”碑，四缘浮雕飞龙图案边框，上首刻篆体“敕谕”二字，框内阴刻隶书正文。有不少清真寺内刻有明太祖御制《百字赞》碑文。这些石碑的形式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碑刻的形式。宋元明时期的伊斯兰教授墓葬石刻，以泉州发现的为例，大致可分为墓碑、塔式石墓盖、祭坛式墓葬石刻和拱北式陵墓建筑门楣石刻四种形式。这些石刻图案，除了云月图案、几何图案为伊斯兰教所特有的外，其他花卉、枝叶等，与泉州发现的古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摩尼教等的石刻图案几乎一致，这说明了中世纪时由于文化交流的畅通，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扬州普哈丁墓的形式和石刻与泉州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