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春元，河南郑县(今郑州)回民，幼年习武，善射。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武进士，以蓝翎侍卫任山西吉州营都司。咸丰初年调驻光州(今河南省潢川)。1856年调任天津镇标右营游击。英法侵略军北犯后防守大沽。沙春元和都司陈毅等分守大沽北、南炮台。5月20日英法军舰进入大沽口内，炮击我炮台，沙春元率领北炮台兵士奋勇还击，南炮台陈毅等亦率领战士奋战，回击敌人。“彼此互击，约两时之久，夷船受伤已六七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〇卷。）；法舰“霰弹号”船长被击毙。沙春元挺身站在炮台上，亲燃巨炮，痛击敌人。不幸炮台顶盖被炸开，危险万分，部下劝他避开，他坚持不肯，誓言“唯以死报国”！正战斗间，为炮击中，当场牺牲。南炮台的都司陈毅亦壮烈殉国，大沽失陷。
沙春元阵亡后，咸丰帝传旨在其战死地和原籍入祀昭忠祠，赏云骑尉世职，表彰他爱国忠君的功绩。
(五)中法战争中的云南回族将领
1883年底，法国挑起中法战争，侵略越南和中国。黑旗军刘永福和老将冯子材都在战争中立有功劳，滇军中的回将马维骐、白金柱、马秀廷等也开赴前线投入战斗，援国越卫。
马维骐，云南临安府阿迷州人。“年未弱冠，即好武喜兵”（《清史列传》卷六四，《马维骐传》，5078页。）。中法战争前，积功至参将。“及法越事起，率师出关，遂以偏裨独当一路”（《清史列传》卷六四，《马维骐传》，第5079页。）。初驻军兴化，援应北宁，屡挫敌兵。再进攻宣光，昼夜攻城，奋战不懈，击毙敌将多名，敌兵无数。宣光垂克之际，敌援兵大集，围刘永福军。马维骐奉调赴援，至左城地方，敌军蜂拥而来，维骐以少战多，激战两昼夜，我军阵亡三十余人，情势甚危，维骐丝毫不退，勇敢指挥，不仅战却敌兵，且解刘永福之围。继而前往临洮助战，再传捷报，枪毙敌酋七名，敌兵数百，获战利品数百件。“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清电稿》卷四五九，《马维骐传》，第1270页。）。《清史稿》上总结中法战争说：“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着”（《清史稿》卷四五九，《马维骐传》，第12700页。）
白金柱，云南沙甸人。自幼喜武，“喜聚群儿作垒石为城，折木为兵之戏。……以弱冠入行伍，从马维骐军”（锡良：《记名提督云南开广镇总兵白忠果公墓志铭》，载《沙甸回族史料》，1989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随马维骐入越，参加了马维骐指挥的战役。战争中“摧锋陷阵，皆身先士卒”，立有战功。
马秀廷，云南师宗县人。祖居陕西凤翔府，明初随军入滇，落居云南。秀廷自幼酷爱武术，后从戎。1883年中法之战爆发后，随岑毓英部统定远、镇远两军出关，转战宣光、临洮。战斗中“身先士卒”，平时带兵“恩威毕具，赏罚严明”。中法之战中“功劳卓着，为国效忠”，诰授健威将军。
马树堂，云南大理人。中法战争中因功升副将。
以上滇军四回将，在援越抗法卫国中表现了不畏强敌的英勇精神。
(六)左宝贵援朝抗倭捐躯平壤
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6月，日军占领汉城和战略要地。7月，进袭中国海陆军队。8月1日，中国被迫正式对日宣战。“朝议既决战，卫汝贵、马玉崑、丰绅阿各率所部往御之，宝贵自奉天来会，是为四大军。”（《清史稿》卷四六〇，《左宝贵传》，第12709页。）
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县(今平邑县)人，入朝作战前长期驻奉天(今沈阳)，任记名总兵、提督。8月初，左宝贵到达平壤，“布置未定，倭人猝以众数万环攻，宝贵急与丰陲阿(《清史稿》作‘丰绅阿’--引者)合军设伏，奋力齐进，倭败退，追剿数里，擒斩二百余，枪毙无算”（《清史列传》卷六〇，《左宝贵传》，第4768页。），取得初胜。日寇退龙冈，复由龙冈分道回攻，宝贵令得胜之军内外夹击，毙敌千余名，再胜。日军疯狂反扑，清军总统提督叶志超命诸军环城自守，左宝贵扼守北门--玄武门。双方枪炮对射，通宵达旦，战斗激烈，日军仍不撤。叶志超胆怯，拟弃城逃跑，“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勿令逸”（《清史稿》卷四六〇，《左宝贵传》，第12710页。）。九月中，日军发动总攻。日军经过探察，“知宝贵所统奉军三营炮台峙立城北，为诸军冠”，遂拼死进犯，力图夺此险隘，攻破清军防线，占领平壤。左宝贵“躬踞炮台，手燃大炮，左右轰击”，“益严督兵弁，奋勇血战”。他“虽屡受枪伤，犹裹创指挥，誓死抵御”（《清代七百名人传》，《左宝贵传》，第1074页。），不幸为飞弹击中胸部，当场牺牲，平壤失陷。
左宝贵捐躯平壤的消息报到朝廷，光绪帝令“着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入祀昭忠祠”，“国史馆立传”，“赠太子少保衔”，“谥忠壮”（《清史列传》卷六〇，《左宝贵传》，第4769页。）
抗日战争时期，左宝贵的英名成为激励我国军民对日作战的一面旗帜。
(七)马福禄等英勇抗击八国联军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列强对华侵略加深，国内各种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此伏彼起。戊戌运动刚刚失败，义和团运动猝然而起，迅速席卷华北大地，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和扩大侵华，1900年组成八国联军，从大沽登陆，进犯我天津、北京各地，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这时长期驻扎西北的甘军被清廷调入京畿。甘军由两种力量构成，即董福祥为首的原西北汉族流民武装和河州回军。甘军将士具有强烈的反对外来侵略意识，调入京畿后“事事图与西人为难”（《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入京前曾击伤外国工程师，入京后见洋人即“群起詈之”，杀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使馆人员经其驻地往往“策马疾驰，甘军自后投石，纷纷如雨，几罹难。自是使馆中人相戒，不敢远出”（龙山顾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第39页。）。甘军又与义和团联合攻使馆区，成为清军中反侵略最积极的一支队伍。
6月中旬，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二千军队向北进犯。清廷命甘军开赴廊坊，阻击侵略军。6月18日，回族将领马福禄与总兵姚旺率部3000余人向外国联军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中国军队在后方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迅速逼近车站”（德里特里·杨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马福禄“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却”（《清史稿》卷四九五，《马福禄传》，第13688页。）这次战斗非常激烈，史称“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列强不得不承认这是“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丢脸”（《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2页。）
6月20日，甘军奉命攻打北京使馆区。甘军回族将士奋勇作战，在王府大街长安牌楼北与奥地利军接火，“枪炮声大作，飞弹如雨，忽忽有声，竟夜不绝”（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38页。）甘军“声势骇人”，于次日攻破奥使馆，又连日攻克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俄国道胜银行。由于清统治者与使馆内洋人暗相勾结，使馆武装集中火力向甘军反扑，致使甘军受阻。回族将领马福禄、马福祥、马海宴等在正阳门上置大炮，居高临下轰击美国使馆。6月28日，在攻使馆的激烈战斗中，马福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等相继阵亡。7月1日，马福禄督师急攻美使馆，左臂受伤，仍裹创力战。次日，马福禄又率队攻英使馆，英军设栅垒抵抗。马福祥先破二栅，马福禄又“连毁七栅，敌尸骀藉埤堄间，血为之殷”。马福禄又率敢死队，“大呼跃栅，而飞弹入其口”，捐躯都门，时年46岁（马福祥编：《马氏族谱述事集》，民国三十五年版。）
反击八国联军侵略中，河州回族将士表现了不畏牺牲的英勇精神，受到群众的赞扬。北京城破之际，“印度兵入，市人犹讹曰‘马安良率回兵勤王至矣’。”（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0页。）足见回兵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云贵回民起义
(一)云贵地区的社会矛盾
云贵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杂处，众多的民族共同创造经济和文化。清代云南的生产曾有过繁荣的时期，产粮甚多，“滇中一年所收之粮，倍于所食之量”（广灏：《预备救荒刍言》，《云南杂志》第301页。）。工矿业亦有较大发展。“滇产五金，而铜为尤盛……我朝因天地自然之利，国初时命云南开局铸钱，以便民用。厥后封疆大吏疏陈矿铜事宜，听民开采，委管监收铜政、钱法。”（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矿厂》。）民间开采成为云南矿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乾隆中期，地方官吏奏称：“滇省近年矿业日开，砂丁人等聚集，每处不下数十万人。”（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矿厂》。）但清中叶后，随着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和外国的侵略，云贵地区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农业生产水平开始下降，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封建剥削日益沉重。原来产粮甚丰的滇西大理一带“菽麦稻果不能敷食”，“近省州县产米也属无多”（《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六一，《荒政考》。）农民大量地沦为佃户。由于政治腐败和地方政府财政出现危机，官府在嘉道以后加重了对矿业的盘剥，加强对矿业生产的控制，致使不少矿厂关闭。矿业的衰败刺激了云南的社会矛盾。因为矿工大多是失业农民，一旦停矿，衣食无着，形同流民，最易引发事端。矿工之聚合往往是“无业之徒，籍言某山现有矿引，可以采铜，具呈试采，呼朋引类群向”（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矿厂》。）在矿业衰敝，官吏豪强垄断矿源的情况下，争夺矿产开采的斗争便不可避免。
云南回族从事矿业者很多，如大理府云龙州白羊铜矿厂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矿厂，采矿者以回族为主。许多回民在农耕之余，从事矿业。他们当中既有家资雄厚的“煱头”和“炉户”，也有大量矿工。官府的盘剥与控制使矿业生产日趋艰难，矿业内的矛盾变得复杂。争矿之中，少数人利用民族情绪煽动械斗，而官府又不能合理解决矛盾，反而借机操纵，致使矿争演变为民族纠纷。道光元年，临安矿工徐士雄与回民马良才发生争执，事态逐渐扩大。汉族矿丁聚于临安会馆，回族聚于清真寺，互相械斗，矿绅从中挑唆，引起仇杀回民的事件，形成白羊厂争矿案。此后，云南械斗之风愈演愈烈，弥漫全省。统治者歪曲事实真相，把矿争说成是“滇回蓄乱”，企图推行以汉制回或以回制汉政策，制造民族纠纷，达到分别统治各民族的目的。
贵州地区自鸦片战争之后，封建剥削不断加重，官府巧立名目，增收各种“火龙税”“草鞋税”“屠宰税”等，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加剧。与云南毗连的普安、新城、兴义等地，民族矛盾亦较复杂，时有回汉械斗之事。
回民起义前的云贵地区，阶级矛盾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激荡，兼以清政府措置乖方，加剧了社会危机。
(二)云南回民起义的前奏--滇西回汉互斗
道光年间，滇西不断发生回汉互斗。第一次发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临安汉人徐士雄与回民马良才因小事互斗。徐士雄纠人把门打毁。马良才约众拆毁临安公所，并戳毙公所看守人胡芳。马良才预料临安汉人必来报复，集回民二百余人于清真寺，严阵以待。临安客长秦贤中闻知此事，商同湖广客长向中心纠约三百多人，与回民互斗，双方各有死伤，共死九十人，马良才在互斗中身死。回民马行云含冤赴京控告，地方官奉旨办理。地方官只将首犯秦贤中斩决，马良才“业已被杀身死，应无庸议”，马行云“控向中心等将伊胞侄并工伙等十人杀毙私埋，现已审明定拟，所控得实”，但仍被“杖一百，折责发落”，“徐士雄打毁门所值无几，免其赔修”（荆德新编：《白羊厂汉回械斗案》，《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道光十九年(1839年)，缅宁又发生屠回事件。原因是官府诬回民强占清真寺前空地，令回民交出，回民拒绝；官府又派回民出银四十两，为参将做万民衣伞，回民亦未答应。通判张循征、参将瑞麟勾结地方豪棍，以武力围杀回民，“民居铺房，清真古寺，同成焦土”，“白叟黄童，尽过锋刃，男丁少妇，尸首两分。四村无片瓦，千户无全身”，死亡一千三百余人（《马文昭原呈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一)，第71页、86页。）回民马文昭等赴京，血泪控诉，总督桂良将通判、参将等革职，但马文昭等亦以“诬告瑞麟纵兵助杀，按律反坐”（《清宣宗实录》卷三三九。），致遭迫害。如果说白羊厂事件还是“回汉互斗”，缅宁事件则是官府对回民的残酷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