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道衡使英问题
大理政权后期，曾有刘道衡使英求援问题，成为滇西回民起义研究的重大疑难和评价杜文秀的关键。刘道衡，云南文山人，回族，经名哈桑。1870年上书杜文秀：“请元帅假衡以尺寸之书，专衡以远使之任”（《回民起义》(二)，第170页。），去英国求援兵。1871年冬，刘道衡带着杜文秀呈“大英国皇上”的表文去英国，表文内称：“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今闻我大英国皇上仁如尧舜，德媲禹汤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
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勷成逐鹿之志。”刘道衡于次年5月到达英国，呈交表文，又两次致函英王，说明他来求援的原因，并说带来四箱大理石，以表“献土称臣”之意。第一次信中称：“各位老大人阁前金安，敬启者：表章内所陈不过大概，至于备细之事，本是要衡细说，方能明白”，“我大理力战十七年，能与清朝对敌，亦东方之英雄也。今我来归顺贵国者，不过借贵国之洪福，图成大事而已。若贵国不肯发兵到中华，事也无妨，我大理所管之兵，亦自足用，目下只须贵国派一二能员贵官，由阿瓦暗地进大理，会我父亲，看我情形，若大理可以共图大事，只须暗地助我枪炮，助我银玉，则我大理所管地方，便都是贵国的百姓了。”
第二次函，着重说明送四箱大理石的意图，说：“古来中华规矩，每逢小邦归顺大国，名为献土称臣，必取小邦主山之石，以为凭据，将此石献于大国，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拿到大国一般。大国将此石收了，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收了一般。中华自秦始皇以来，二千余年，小邦归顺大国，必行此礼。”刘道衡还述说大理政权疆域：“今我大理所管之地，东至楚雄，西至腾越，南至耿马，北至丽江。由东至西，人走十八日；由南至北，人走二十日。”
这成为了解大理政权辖区的宝贵材料。刘道衡自己写的函，自然由他自己负责，而杜文秀呈英王的表文是真是假，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说：“只有刘道衡这一个无耻透顶的骗子才搞得出那样一个马脚毕露，丑态百出而还恬不知耻地去行骗的骗局来”（罗尔纲：《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意思是刘道衡使英完全是刘道衡搞的骗局；有人认为，“既不能说杜文秀完全同意刘道衡这种行为，但也不能说杜文秀对使英的事体可以毫无责任”（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也有人认为刘道衡使英杜文秀负全部责任，说：“时当同治十年(1871)十月，杜文秀终于依照刘道衡的建议”，并“授予刘道衡全权。”（黄嘉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178页。）不论如何，杜文秀对刘道衡使英要负一定责任，说杜文秀呈英王表文纯属刘道衡假造缺乏根据。但即使杜文秀对此事负有责任，也不能因此否定杜文秀，因为陷入危难之际总希望得到援助，求外援不能等同于卖国，何况杜文秀没得到任何英援，刘道衡空手而归。
当他回到仰光时杜文秀已殉难，大理政权已失败，刘道衡以后的行动更不能由杜文秀负任何责了。杜文秀毕竟是个英雄人物，是滇西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人们今天纪念他完全是应该的。
投降清朝后的马如龙，忠心为朝廷卖命。他的叛卖活动大大削弱了云南回民起义的力量。《清史稿》说：“滇回初起，势颇盛，自如龙反正，其气始衰”（《清史稿》卷四五六，《马如龙等传论》。）马如龙投降后站在清朝廷立场招降杜文秀，政治上瓦解回民起义，军事上打击回民起义，为清朝镇压回民起义尽犬马之劳。因此，“全滇底定，赏黄马褂”；1874年“到京陛见。奉旨调湖南提督。值慈禧皇太后寿辰，命赴慈宁宫听戏三日，钦赐回教肴馔，并玉如意，衣料、香炉等物。前后召见四次，复命恭亲王亲验伤痕，写呈御览”（《回民起义》(二)，第313页。）他得到朝廷赏赐，但没得到朝廷信任，由云南提督调湖南提督，以后客死四川。
另一个降清的回民领袖马德新，政治上不能肯定，但写有许多伊斯兰教着作，受到回民穆斯林的崇敬。
(四)贵州白旗起义
贵州白旗起义即贵州回民起义，因旗帜尚白，故称白旗起义。广义上它是云南回民起义的一部分。因为它与云南回民军不仅地理上相连，整体上配合作战，清朝廷也把它们作为回民起义的一个整体来镇压的。
贵州回民起义的原因，如同云南回民起义一样，开始也有回汉互斗的性质或色彩。贵州省普安厅(今盘县)属大坡铺(距城五十余里)华家屯(距城四十余里)一带，居民以回族居多，结婚时有以喜果投掷新郎、新娘的习俗，称为“打喜”。1858年秋，当地汉族官僚地主高家取媳，花轿经过大坡铺时，回民拦住打喜，高家以有失尊严，受辱为名，寻机报复。不久，大坡铺回民马孝父子驱马赶场，马未拴好，跑到地里吃了高家的麦子，高家狗腿子将马孝打死于路旁田中。马孝子跑回大坡铺说明情况，族人马忠带人将那狗腿子打死。时值大坡铺邻近的云南平彝回民起义，高家以六坡铺回民勾结云南“回匪”为由，上告官府，请官府发兵镇压。大坡铺回民推马河图去普安厅说明情况，马到厅后得知官府已发兵来剿，急忙跑回家告诉乡众情况紧急。回民先下手为强，于1858年12月12日集合一千多人，由张翎翔、马河图带领，打死高氏族人三百多，并一举占领厅属的资孔城，打死官员多名，由“回汉械斗”发展成杀官起义。
普安厅同知夏成业急禀兴义府(今安龙县)知府胡霖澍，请求发兵。胡霖澍带兵到普安厅镇压，分筑七个大营，结果被回军各个击破，败退普安厅城内，不敢出来。胡派夏成业和普安知县刘岱英到大坡铺和回民讲和，愿出七万两白银作为条件，使回民放下武器。回民一度信以为真，放弃斗争，但旋即识破敌人阴谋，重新集结，在张翎翔、马河图带领下向新城(今兴仁)进发。沿途布依族、苗族及回族大众纷纷加入，不断壮大，将新城攻下，打败前来增援的敌军，取得重大胜利。打下新城后，义军推举张翎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马忠为将军，扩修城墙，增设碉堡，刻制印信，旗帜为白色长方形，人员改穿与清朝不同的服装，蓄发盘在头顶，表示抗清决心，同时派人和广西太平军、云南回民起义军联系，扩大影响，成为全国抗清队伍中的一支有力武装。
1860年，义军分头出击，张翎翔率部攻打贞丰州，马河图打普安，还有几路兵打兴义、安南，太平军石达开部自广西来援，云南回民起义军马联升部派人来助，形势大好，烽火遍黔西南。1861年4月，义军攻占贞丰州，6月再取普安(先得而复失)，年底攻占册亨，次年(同治元年，1862年)春占领兴义府，打死知府胡霖澍。贵州白旗起义进入巅峰时期。
当贵州回民起义节节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官府见镇压不能取胜，改以议和拉拢。云贵总督徐之铭以“张翎翔与署临元镇总兵马如龙相识”，“嘱马如龙函致张翎翔，妥为劝导解散。”1862年9月，马如龙致张翎翔函，说“滇省因前官办理不善，以致回汉相残不已。兹天心厌乱，人心思治，各大宪从宽招抚，保予官职，并将我等受屈之情，备细奏明，已蒙圣恩允准，是以从和。现在各府厅州县均一律肃清，迤西亦渐有就绪。”他劝张翎翔“存安民救世之心，约束弟兄，息兵停战，……仿照滇省议和办理，使斯民出诸水火之中”。张翎翔、马河图复函马如龙，说：“内云各大宪将我等受屈情形备经奏明，已蒙允准，曷胜欣慰。但弟敝省之事又自不同，兴郡六属与我三教人等怨重仇深。……弟决不妄加杀戮，有害生灵。不惟地方幸甚，苍生幸甚，弟亦得以告无咎于麾下。又云议和一节，事非小可，俟委员到时，应如何办理，自当有以报命耳。”（《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农民起义军文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结果去招抚的金万照(云南回民)亦加入贵州回民起义，并成为后期的主要领袖。
官府招抚不成，驻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出面调停。1864年夏，致函回民领袖，说：“你们得把怨恨的动因向总督提出，由他将情况转呈到皇帝前，皇帝肯定会正确对待的。怎么诉诸武力，使灾难上加灾难呢？”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务使双方停止仇恨”。回民领袖马河图回信说：“我们为什么举起旗帜，揭竿而起呢？一半出自气愤，一半是被迫。……我们杀人是出自救人的目的”（雷维哲：《清代法国传教士调解贵州回民起义的几封信》，载《贵州宗教史料》第二辑，1987年编印。）调解没有成功，因为天主教士站在官方立场，和云南的招抚唱的是一个调子。以后天主教士又送来信，劝回民投降。说“投诚以后，要忘记过去的一切”，“双方停止仇恨”，“白旗一方占据的房屋田地，……应还原主”，“自投诚之日起，一切罪犯由地方官按皇朝的法律制罪”，“回民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长期放下武器，很快成为一家人。”调解的面纱已经完全撕去，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
敌人的调解、招抚没有成功，但回民内部的动摇分子破坏了起义。将军马忠驻兴义府，一会打白旗(义军旗帜)，一会打红旗(清军旗帜)，人称“打花花旗”，被敌人拉过去，将兴义府出卖。张翎翔、马河图在新城闻讯往救，和马忠战斗中遭伏击身死(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元气大伤。后来，金万照虽然重整旗鼓，诱杀马忠，但义军大多各自为战，形不成统一的抗清力量，失去整体作战能力。1870年后张秀眉起义失败，杜文秀东征失利，清军得以集中力量对贵州回民起义镇压。义军城镇相继失陷，1872年新城被包围，敌人久攻不下，掘长壕围困，贵州提督周达武前来督战。金万照见大势已去，同意和敌人讲和，提出“鸡犬不能动，不回大坡铺，不准奸淫妇女”三项条件。敌方一一答应，并焚香盟誓。但开城后周达武背信，屠杀、迁移回民，将金万照囚送贵阳，于1872年11月20日被杀害。坚持14年之久的贵州白旗起义失败。起义的遗迹，碉楼、元帅府、清真寺匾额至今犹在，张翎翔、马河图墓已列为文物。
三、西北回民起义
(一)清廷在西北地区的统治
清朝十分重视对西北的统治，康、雍、乾三朝多次对西北用兵，平定了割据势力，巩固了疆土。经过这些努力，西北与清王朝的联系加强了。西北是多民族地区，清朝为了巩固它对各民族的统治，采取了一些不同于内地的政策。这里设置了一些特别的机构，除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之外，设青海办事大臣驻西宁，管理蒙古、藏族事务；新疆则实行军府管制制度，伊犁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其余各城设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在军事上，以甘肃为中心，兼顾陕西、新疆。“甘省系西陲要地，所设两提五镇额兵较他省为多。”（《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九，P361。）甘肃提督驻甘州，陕西提督驻固原，并辖河州镇。宁夏府城既有满洲将军，又有宁夏镇总兵。肃州、凉州、西宁亦各设总兵。其余各地分布着兵营、哨卡。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控制各民族的需要，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形成了以武备为主的传统，军事控制多于文化经济建设。
清政府的军事化统治，使西北各族人民既承受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又经受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军政官员多为满洲、蒙古旗员，他们自恃其特殊身份，大胆妄为，压榨各族百姓，造成西北政治的腐败更为严重。1781年揭露出的甘肃官员冒赈案，陕甘总督及道府州县官员大多有贪污冒赈劣迹，总督勒尔谨为首56人被处死罪，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自杀亦数十人。这一案件充分暴露了甘肃官府之黑暗。更多的地方官玩忽职守，毫不关心民间生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宁夏引黄灌区农业生产全靠水利，“定例每年疏浚修理，使民田得沾灌溉。闻历年专司之员疏忽怠玩，以致闸道堤岸逐渐损坏，时有冲决，渠身淤泥填塞，日见浅窄。……水势不能逆流而上，多误小民耕种之期。”（《清朝文献通考》卷六，《田赋六》。）这种局面虽经整饬，但并未好转，到嘉庆年间陕甘总督那彦成报告宁夏水利已20余年无人组织修理，致使“民田难资灌溉，以至连年收成歉薄，民力实形拮据”（《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二四，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西北地区自然条件较差，民间本来贫困，在官府的压榨下，人民生活难以为继。嘉庆十五年，西北大旱，百姓流离，“多在兰州、西宁、凉州等处聚集，老弱妇女及饥饿生病，流离失所，……或纠集乞食，或强借抢窃”（《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二一。）而官府征求如故，民间无力完纳赋税，遂形成“积欠”，逐年补交，逃亡人丁所欠赋税，均由当地“活口包赔”，“年年输纳，竟为定例”；“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甘肃省新通志》卷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