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阿拉伯、波斯商舶途经之处，伊斯兰教传播很快。印度西海岸的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显然已有伊斯兰教传入，《宋史·注辇国传》称：明道二年(1033年)十月，其国王所遣来华使臣名蒲押陁离，“蒲”姓为阿拉伯名Abu之音译，已为各国学者之共识，则蒲押陁离当为阿拉伯人或取阿拉伯名之注辇人。注辇国，元时称马八儿，已完全伊斯兰化。又有柯兰(今印度南端西南海岸之奎隆)，元初称俱兰，使臣杨庭璧抵其国时，该国首相名马合麻，显然是阿拉伯文Mahmud之音译，文字用回回字(阿拉伯文)，可见俱已伊斯兰化久矣。
宋时南洋各国伊斯兰化已很明显。如三佛齐，为苏门答腊岛东南一王国，地处要冲，《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国》云：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宋史·三佛齐国传》云，三佛齐国俱姓蒲。在传中见有蒲姓者，如蒲蔑、蒲陁汉、蒲押陁黎、蒲婆蓝、蒲谋西等人，又有李末、李何末等，“末”“何末”皆可能为：Mahmūd之音译。
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之文莱。《宋史·勃泥国传》云，其国王向打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遣使团来华，其中副使名蒲亚里，显系阿拉伯文Abu Ali(布·阿里)之对音。
阇婆，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宋史·阇婆国传》称：先是，朝贡使派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掌市舶监察御史张肃先驿奏其使服饰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可见该国受伊斯兰习俗影响要更深了。
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宋史·占城国传》称：“其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国中蒲姓亦多，如蒲路鸡波罗、蒲诃散、蒲罗遏、蒲萨陁婆等。
上述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西海岸到今天东南亚的南洋诸国和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中南部，凡阿拉伯、波斯商人足迹所到之处，均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群体，他们在两宋时期也纷纷来到中国。在两宋史书中，泛称自海道来华之人为“南蕃人”，甚至连大食人亦包括在内。北宋末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载，当时掌管外国事务的官署鸿胪寺即列大食于南蕃诸国中。我们这里叙述的当不包括大食、波斯之人。
南蕃人的人种十分复杂，但大体上有白、黑之分。白色人种是指从大食、波斯到南蕃各国经商后定居的人种，称为“白蕃人”。岳珂《桯史·番禺海獠》中所说“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显然这是阿拉伯、波斯人在占城定居后，因其财力雄厚，成为贵人。
黑色人种唐时主要指马来人种，宋时中国商人已远达非洲，故知昆仑奴主要来自非洲。这些肤色很黑的南蕃人，在宋代史书中通称为“昆仑奴”。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则称为“鬼奴”“野人”；《异域录》称为“黑小厮”；《南越笔记》卷七称“蕃小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称为“蕃奴”。这些称号反映出“昆仑奴”地位低下，多为家奴之故。但肤黑的南蕃人并非全是奴婢，根据现有史料可以把入华的肤黑南蕃人分为以下几类：充当使臣。《宋史·大食传》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大食）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诃末、判官蒲啰等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
充当奴婢。《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云：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
“昆仑层期国”即今马达加斯加岛或桑给巴尔岛，“层期”即《新唐书·南蛮传》中之“僧只”，为Zangi之同名异译。可见，层期国为昆仑奴之主要来源地。由于西方昆仑奴大量被掠夺转卖，中国沿海港口广州，富人畜奴已很普遍。《萍洲可谈》卷二称：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惇，不逃徙，亦谓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
充当宫妇。南汉刘甚宠波斯女。吴兰修《南汉纪》卷五引《清异录》(宋初陶谷撰)：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嬖之，赐号媚猪云。
《岭外代答》卷三《波斯国》云：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鬓发皆卷。
许多学者认为南洋之波斯与西域之波斯肤色不同，南洋波斯似为苏门答腊岛北岸之Pase（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5页。）
唐时入华之昆仑奴有充当水手者，也有“昆仑海盗”。元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华，见到中国海船上有黑人水手，又有阿比西尼亚人在中国充当军士，将在下文中阐述。
三、宋代的蕃商
(一)海上交通与贸易的蓬勃发展
自党项族在银州(治今陕西榆林东南)、夏州兴起后，西域入华的陆上通道实际上已被党项贵族控制。夏人不仅借机征收“十中取一”的商税，更时常抢夺、劫掠过往使臣、商旅的财富，所以这条陆路通道并无安全可言。而宋朝也担心使臣、商旅将宋边守御情况告之夏人。“宣和中(1119~1125年)，(回鹘使臣)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宋朝统治者反对和禁止阿拉伯、波斯诸国使臣、商旅通过陆路，经西夏入朝。《宋会要辑稿·国朝会要》载：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今甘肃平凉)。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国中不许，至是恐为西人抄略，故令从海路至京师。
所以，宋代东西方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故海上交往尤为繁盛。
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造船技术在宋代又有长足的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船舶都具有极好的性能。海舟是海上交往和贸易的工具，当时用于与阿拉伯、波斯诸国间贸易的远洋船只已十分先进，较内河及近海航行的舟船更大，性能更全。宋人吴自牧在杭州(今属浙江)见到钱塘江中的海舟，记道：“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宋代一料约等于一石，即十斗。以南宋末五斗为一斛计，五千料大约为一万斛。但这并不是当时最大的海舟，航行在阿拉伯、波斯地区有一种可载千人的大舟。“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位今非洲西北部及欧洲西班牙南部)，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这种所谓的“木兰舟”不仅载货量大，且船上设施比较齐全，竟可航行海上数年。
宋代的造船业，“海舟以福建为上”（《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所制海舟被称为“福船”。这种船为尖底上阔，首尾高翘，两舷装有护板，船吃水深达4米，因此于海上航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福建地区的造船业十分兴盛，南宋时谢履有《泉南歌》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会要辑稿》中也记道：“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近年来，在泉州等地陆续发现了几处修造船只工场的遗址（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涂门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11期。），并出土了一些船桅、船板等遗物。1974年秋，考古工作者在泉州湾后诸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阔，尖底、尖头、方尾，船底板为二重木板，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整船有十三个水密隔舱，船上原来装有两根以上大桅杆。经复原后，此船长34.55米，宽9.9米，深3.27米，推排水量约为一百余吨。据初步鉴定，它大概是“福船”的雏形，是南宋后期福建制造的海船（《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10期。）
宋代的海船以帆船为主，因而必须借助于风力行驶。阿拉伯、波斯诸国来华的船只，从南洋至中国沿海港口主要利用信风。“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船方正若一木斛，非风不能动。其樯植定而帆侧挂，以一头就樯柱，如门扇帆席，谓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顺风，开岸就岸，风皆可使，唯风逆则倒退尔，谓之使三面风。逆风尚可用，矴石不行”（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利用信风，可使船只扬帆远航，故海船上挂有许多帆，“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里所说的帆船，只是航行于中国与高丽间的海船，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东非之间的中国海船则更为巨大。这种海船一般有四至六根桅杆，最多可达十二桅，顺风时张正帆(称布帆)，偏风时张侧帆(称利篷)；航行中若无风则使橹划船，通常配八橹至十二橹，最多时可达二十橹，每橹用四人摇曳。这种海船既可乘风扬帆，又能无风摇橹，可以连续航行。而且船上贮有不易变质的淡水，“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贮以过海则不坏”（《萍洲可谈》卷二。）当时的海船上已有了比较齐全的设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萍洲可谈》卷二。）“舟之最大者，莫若木兰皮国。其舟内有市井买卖、机坊酒肆之设，……中积数年粮食”（白珽：《湛渊静语》卷二。）可见，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此先进的船只，自然为远航阿拉伯、波斯诸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蕃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诸蕃志》卷上。）“故临国与大食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岭外代答》卷二。）“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岭外代答》卷三。）
入宋以后，先进的航海技术得到更大推广和应用，其中包括指南针、气象、堵漏等技术，加之船员丰富的航海经验，更使海上航行的安全得到保障。宋代史籍对此有记载：“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萍洲可谈》卷二。）航海中天气的变化直接影响和关系着安全，长期的航行已使船员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能根据物候的变化预测天气。“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此外，他们还能“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远近。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船行之中若触礁，船体漏水，亦有堵漏的办法。“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萍洲可谈》卷二。）
宋代的这些造船和航海技术，为连接中国与阿拉伯、波斯诸国的海上交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及安全条件，促进了交往的不断发展，而当东西方的陆上通道被西夏所阻时，海上贸易更迅速地繁盛起来。
宋朝十分重视利用海路与他国交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之处赐之。”这是继太祖时行勤游历西域，“招怀”诸国之后的一次大规模的使团出访。其“勾招进奉”和博买的目的，无疑起着推动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和交往的作用，特别是其招诱蕃商来华交易，对宋代海外，尤其是阿拉伯、波斯诸国商旅入华交易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仁宗也于天圣六年(1028年)，诏令广州知州兼市舶使招诱外商来华。这些积极的措施亦起有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历宋一代，阿拉伯、波斯诸国商旅来华者日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