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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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家族企业的界定及其理论研究(5)

3.家族企业冲突研究

Jehn(1995)和Mannix(1997)认为:“家族企业的冲突是因家族成员和企业相互的差异、不协调和不合理的愿望引起的”,通过对家族企业组织层面冲突的研究,Jehn总结了家族企业冲突的三种形式:任务冲突(因选择任务不同引起的冲突)、过程冲突(在执行过程中引起的冲突)和关系冲突(价值观和态度差异引起的冲突)。经过实证研究,Jehn和Shah &; Jehn(1997)发现关系冲突会降低个人和组织的绩效,以及在将来合作的可能性。但Janis(1982)提出适当的任务冲突会使得家族企业从不同的观点中受益。Cosier和Harvey(1998)提出任务和过程冲突可促进家族企业创新。西方学者还对家族企业冲突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如Sorenson(1999)研究了家族企业处理冲突问题的五种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妥协战略、适应战略和回避战略。一般认为,合作战略会导致好的公司绩效,而回避战略则会产生较差的公司绩效,妥协和适应战略对家族利益有利。

4.家族企业管理研究

家族企业的企业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在生产管理方面,Ellington等人(1996)对美国佐治亚州192家中小型家族企业与雇员少于1000人的非家族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TQM 的家族企业在资产回报、利润、产品质量和市场股价四项指标上的得分分别为5.25、5.21、6.03、5.56,大于没有采用TQM 的家族企业(相应指标得分为4.12、4.17、4.86、和4.40;1为最小,7为最大)。他的研究结论是,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而言,采用TQM获得的绩效更大,但是家族企业通常不愿意采用TQM。在财务管理方面,Payne等(1999)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家族企业,其财务管理所运用的技术因规模而异。大型家族企业倾向于使用NPV或IRR技术,而小型企业多运用简单的投资回报分析技术。Filbeck和Lee(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大型家族企业相比,小型家族企业制订长期与短期财务政策所运用的财务管理技术比较简单;年轻的或第一代家族企业与老家族都倾向于采用较为简单的财务管理技术(如NPV);若家族企业董事会或CFO中包含非家族成员,往往会引导家族企业采用财务分析新方法;家族企业并不追随非家族企业采用最新的财务分析方法。在战略管理方面,LeonGuerrero等人(1997)提出了成功的企业战略计划的三个具体计划,即书面继承计划、继承者管理训练计划和财产计划。书面继承计划和继承者管理训练计划虽与企业收入正相关,但与企业发展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只有财产计划与企业收入和企业发展同时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卡洛克和沃德(2002)强调,传统的家族企业战略计划由于过分注重财产计划和继承计划,因此对今天的家族企业来说过于短视。他俩还运用SWTO(强项、弱项、机遇与挑战四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模型对家族企业进行了分析,并为家族企业设计了PPP(平行计划流程)战略,其出发点在于促进企业与家族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行为都会构成对另外一个体系的影响。

5.家族企业融资研究

Romano等(2000)在分析家族企业融资来源时发现: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具有私人权益性质的基金和债务市场(而不是公开市场)。尤其在小型家族企业里,由所有者、管理层、家族、朋友所形成的内部资金在融资来源中占有重要份额。就家族企业整体而言,一般的研究认为,家族资本是企业早期最基本的资本来源,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成熟,对资金需求不断增长,外部资本(外部债务和权益资本)将变得越来越重要(Timmons,1994;DeVisscheretal,1995;Ward,1987)。但是考虑到控制权归属问题,家族企业又会厌恶外部资本的输入,这种态度将影响企业的成长和持续经营。在研究融资影响因素方面,Barton(1989)认为,财务、个人和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这些因素包括:所有者关于资本结构的前期经验、控制权偏好、内源资金的利用、企业年龄、债务权益比率、短期长期债务比率等等。Romanoelal(2000)通过建立家族企业资本结构模型来分析影响家族企业融资的因素,其实证结果与Bates(1991)等人的调查发现一致:企业规模、行业特征、企业年龄、CEO年龄、家族控制程度、企业计划、所有者的企业目标以及成长计划将影响家族企业的融资决策,其中,企业规模尤其表现出与企业债务或权益融资选择的强相关关系。在研究风险对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中,Mishra(1999)发现家族企业的负债水平通常对与控制风险有关的各因素反应灵敏。由于财务风险常与控制权的强制性转移相联系,考虑到发生财务危机进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家族企业对债务的预期成本普遍偏高,从而导致他们回避负债融资。而且,考虑到短期债务有着较为严格的借款条件,家族企业也很少能够利用短期债务筹资。与Mishra的观点有所出入,Xiao等研究了所有者风险容忍度对家族企业融资的影响,发现家族企业所有者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高于非家族企业所有者,家族企业的资产组合可以反映这一点。并认为那些为家族企业服务的财务学家应该据此向企业所有者提供一套与之匹配的融资渠道和风险融资工具。公开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通常被描述为解决家族企业资本缺乏和控制权代际传递问题的方案之一。对于家族企业为何要公开上市,Arkebauer(1991)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有利于解决重大资本投资问题,Harvey(1995)和Maherault(2000)认为,上市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广来源的财务资本,以弥补资金缺口、降低较高的权益负债率、或者支撑新的成长机会。与私下融资相比,通过公开市场筹集的资本通常是大额和廉价的,长远来看,通过股票市场融资也可以达到增强企业的借贷能力和提高其在争取低成本贷款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的目的(Krips Newman,1985)。而且,由于股票易于流通,银行也乐于接受股票为贷款抵押。Marchisio和Ravasi对意大利74家IPO家族企业调查后发现,除了一般的财务融资目的,上市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透明度、提升社会声望,增加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增强其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如: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或并购联合。

6.家族企业组织信任与信用研究

信任与信用在家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中所起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以及信任与信用的丧失导致家族企业的衰微,一直是许多研究者反复探讨的课题。在组织信任与信用关系研究上,哈佛商学院的巴纳斯教授等人(1998)做出的成就最大。他们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领导人成功地在组织中建立起持久的信任关系,对于组织的创立、长期健康发展、高效运转,乃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什么是信任或信用?组织信任与信用如何建立?研究者们则见仁见智。综合来看,许多研究者都把信任或信用,看成是主观的、难以检测的现象。“言行一致”就有信用(credibility),就有可信性(believability),最终产生信赖(trustworthiness)(Hosmer,1995;Benis &; Goldsmith,1977)。可获性、善行、关爱、同情心、能力、信心、一贯性、公正、诚实、正直、忠诚、公开、可预测、宽容、可信赖与支持等,均是组织信任与信用的表现形式(Deutsch,1960;Cook &; Wall,1980;Butler &; Cantrell,1984;Bennis &; Nanus,1985;Mishra &; Morrisey,1990;Butler,1991;Williams,1992;Hosmer,1995;Mayer,Davis,&; Schoorman,1995)。

巴纳斯等认为,上面所列的那些词汇,主要是个人品质。组织信任或信用,不光是个人的品质,而且还是一种关系的特征(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从别的行为者的行为中感受到这些品质的时候,所谓的信任或信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反过来,只有当人们发现我们的行为是可测的,充满着关爱,他们才会产生一种对未来希望的预期,信任或信用就相伴出现。信任与信用便这样产生于行为双方的交互感的回路之中。当交互回路被忽视或者被打破时,也就是不信任与无信用出现之日。基于此,巴纳斯等发展了信任或信用的特征,同时也为家族企业建立组织信任与信用,进行了规范,即:一是品行。品行包含着正直、诚实、可预期性等基本价值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即被视之为“好人”的那些德性。二是能力。能力涉及的是技能、经验和性能等一系列通常被视为可进行正常判断和正确决策的那些能力。三是可测性。可测性意味着坚定不移、信守诺言,具有坚持不动摇的行为历史。四是关爱。关爱指的是对别人采取的支持性行为,包含着对他人福祉的真正兴趣、同情与理解。

7.家族企业文化研究

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是W.Gibb Dyer Jr.教授,他系统地观察与研究了40余户家族企业的历史,从中获得大量数据。Dyer(1986)认为,组织文化一般可从四个层面加以界定:外在表现、行为规则、价值观与组织假定。在这四个层面中,组织假定是家族企业文化最基础的层面,另外三个层面,均建立在这一层面上。所谓组织假定,指的是组织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可以称得上是组织的世界观。具体地讲,它包含组织对人的关系的性质、人性、人的行为的本质、真理的本质、环境、时间等的观点。外在表现指的是组织为展示自己的文化而人为设计的各种表现方式。行为规则指的是为处理特定问题而持有的和采取的协调一致的看法与行为,是组织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的行为规范与标准。价值观的范围则更加宽泛,它包括正式的价值观与非正式的价值观,通常可从组织的“理念”中看出。通过对40余家家族企业的经验观察与分析,Dyer归纳出四种家族企业文化范式:即家长式文化;自由放任式文化;参与式文化;专业式文化。Edward Hall(1976)将文化分为“高文本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文本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美籍日本学者弗兰西斯·福山(1995)进一步将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文化和高信任度文化,他所指出的低信任度文化是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中,高信任度文化是指信任超越于血亲关系。

8.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研究

Gersick等人(1999)推出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三维模型,即Gersick模型。Gersick模型深刻地揭示了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生命周期、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家族企业所有权的空间关系。卡洛克和沃德(2002)更为全面地从生命周期出发来考虑家族成员与企业的发展。个人的生命周期发展事件遵循一定模式,发展时间一般平均为70~80年,而行业与组织的生命周期发展轨迹则较难预测。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生命周期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模型,即CarockWard模型。关于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Beckhard(199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有30%的家族企业成功地过继给第二代;1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三代。Astrachan(2000)估计,美国有3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二代;12%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