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技术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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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蓝染纹饰题材的伦理意义和花版“原生地”(9)

在1957年之前,凤凰县人口不过5万有余(22年后,人口达30多万),染坊四、五家。规模最大的在城里是周家,城外就是“刘大炮”的爷爷刘家染坊。

“刘大炮”住在凤凰县沱江镇的文星街。

沱江镇不大,却是一个热闹的去处。青灰石板路面并不齐整,街面也不宽,房屋一间紧挨一间,多是门面房。流入沅江的沱江从城中穿过,河两岸的吊脚楼参差不齐,大都是陈旧灰暗的老房子,少数新起的三层砖混结构楼亭,矗立在拥挤的旧楼身后,煞是神气。桥口有一条岔道,顺着走下去就是文星街。走了一段,看到一座有砖雕门楼的青灰老房子,不由得跨进门槛,一个精致的小天井里几乎摆满花草,一位坐在檐下的老人不以我们贸然进来为怪,反倒打声招呼,指着中厅前一盆花说:“看嘛,檐下的昙花开了。”随着他的手一指,果然,在中厅楹联柱前的一盆栽上,郁郁葱葱的一株植物,翠绿叶边上挑出一茎,茎端盛开一硕大花朵,这就是有名的昙花了。凤凰县是土家、苗、汉杂居之地,历来民风剽悍,尚义习武已是民俗内容之一。从清末到抗日期间,当地主政者推行普通教育,扫除文盲,民众文化普遍得到提高,造成这一偏僻的弹丸之地竟产生不少文人武将。看到这座小小天井,前厅后堂边厢,楹联、门联相续,都是漆成黑红底色的木匾,联文书法有宋人米芾风神,雕刻刀口利落,甚有功底。文气弥漫,和合着这独放的昙花,倒是特别的家居小景。

老人随和善谈,我们向他询问“刘大炮”所居何处。不料却遭反问道:

“哪行大炮?”

原来“大炮”只是一绰号,非其本名。当地人把某行有些能耐又能说会道,脾气暴,不可轻易惹恼的人物统称“大炮”。所以“大炮”在各行业皆有,如打铁大炮、织作大炮、甚至有豆腐大炮。于是再补充一句:

“染布的!”

“噢!晓得。”

“刘大炮染匠铺”

刘大炮的本名叫刘贡鑫,是土家族人,1936年出生在当地。爷爷刘裕兴、父亲刘光成都是父子相传的蓝染艺人,家里的染坊以爷爷大名命名:“刘裕兴染匠铺”。家中有8口大染缸,一缸盛水达2吨,十一二个工人是常工,忙时要临时再添四、五个,到了阴历九月九,开始升火,一直忙到第二年的四月。这段时间基本上是秋收后的冬闲,所以佣工劳力来源不成问题。缸多,土靛用量大,一年要用到上万斤,只有到邻近的贵州松桃等地买,都是苗族生产的靛,多用山蓝沤沥,山蓝又多是野生的,参天大树下的山蓝长得高高大大,叶色绿得发黑,沤滤得到的靛泥品质上乘。那是刘家染坊生意最红火的黄金时期。

刘大炮读完小学三年级,“初小”毕业年已14岁,1950年下半年被送到别人家的染坊学艺。当地手艺人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自家子弟不在自家学,非到外家学不成。

这样的规矩不论是对手艺本身,还是对以后独立开业的子弟都有不言自明的好处。刘大炮三年在外学徒,师傅是苗族人,叫吴妹亭。除了逢年过节例行拜拜吴师傅,平时不交钱,每月还有几块钱零用。1953年学徒满师回家,那时父亲因身体原因已不能支撑染坊,刘大炮顺理成章接管全部家当,万象更新,换了大招牌,坊名改作为:“刘贡鑫染匠铺”。

干到1957年,合作社运动中,个人的作坊取消了,刘大炮进了凤凰县的棉织社,成了光荣的社中一员,随后棉织社改名叫毛纺厂,刘大炮就是光荣的工厂工人了。到1977年,个体劳动体制被允许了,刘大炮从工人角色又退回到民间匠人身份,重新树起家传的染坊招牌,这第三块招牌的名字,唤作是:“刘大炮染匠铺”。

和一般民间手艺人一样,刘大炮生活并不平顺,也是挺不易的。据说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沈从文第二次回家乡,对他说:“不管做哪行,只要不间断,做上十年,总会做出成绩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固然有沈从文自己的工作心得,但在当时,却是对他的及时提醒。后来风风雨雨,以致连他的私生活也被人猜测、议论,在工厂的时候,唯一的女徒弟因看到他虽然在外面有了点名气,但回到厂里却几乎被停工断料,一度要离开,给他刺激也不小。好在刘大炮身材壮硕,头脑灵活,手脚麻利。消沉中想想沈老同乡那番话,还是提起精气神,硬起头皮走下去,成就了“大炮”之名。

后来东赴日本,西飞意大利。穿着洋服,对着媒体闪光灯,气度也轩昂非凡。现在,据说他已掌握有五、六十种传统纹样,论常见的就有:三星高照、双凤朝阳、凤串牡丹、鲤鱼跳龙门、银菊傲霜、麒麟送子、喜上眉梢、双龙戏珠、狮子绣球、乳燕衔梅、百连长寿、姐妹观花、金玉满堂等,这是他能超出一般匠人的原因之一。

刘大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新明,当时34岁,小儿子刘新建,当时31岁,看到父辈一辈子手艺,一辈子受穷,都没兴趣接他的班(后来听说小儿子看到老爸的手艺也能挣点钱,才有了信心,此是后话)。他却半真半假说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恢复老染坊,但要20万才能启动。

刘大炮老家原在乡下,后来搬到这文星街上。现在住的一楼挂着一幅蓝染幌子,上面就赫然写着“刘大炮染匠铺”,据他自我介绍,这是他的同乡、当时居住北京的画家黄永玉为他题写的。显然这是他的荣耀。

刘大炮兴致极高地带我们参观他的住处,原来一楼挂幌子的房间里面也挂着他那位同乡画家黄永玉为他画的尊像:

正襟危坐,双手抚膝的一品当朝架势。像两侧分别题:大炮在此,百无禁忌。肖像有漫画性质,水墨略赋色,镶在一付旧镜框里。靠墙排放几把藤椅,旧的、新的,破的、损的,却不拘顺序一字排开。柜上、墙上挂着些中外社会名流、政要和他拉手、并肩的彩照,每张照片上的刘大炮都笑得十分得体,气质和那些合影人不相上下。显然,这位已见过世面的民间匠师是要把自己的小客厅精心布置一下。走过这房间的堂屋到后面小院,左手有楼梯上楼。楼上一字排开三四间屋子,中隔一个小平台。他的卧室在楼上平台外侧,屋间不小,却凌乱:蓝印花布随处丢放,不迭、不码,有的甚至皱成一团。十足是手艺人的样子。

刘大炮毫不在意,从里屋抱出一包包的包袱,打开来,里面叠放着齐齐整整的蓝印花布。他逐一拿起来,抖开,展平,拉正,向我们讲述品质,口气中多少有些夸耀。刘大炮的兴趣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人生活,过着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只是年龄大了,不能东奔西跑,也不能干繁重的生活,在家里呆着也要吃饭,何况做做蓝印花布原本就是自家手艺,“拾起来不腰疼”。

刘大炮家族几代人都做蓝印花布,自己也能动手自创自刻花版。他家制花版的方法和其他地方染坊基本一样,都是先裱皮纸5、6层,中间会夹一张黄色纸,如需厚版,则加纸至8张。晾干后描花凿刻,完成后上油。上油工具即是用麻扎成的一束把,蘸光油(桐油)揉揩纸面,务求渗透完全,再晾干。使用前一晚要先用水浸泡使软,再压平静置一夜,第二天可以刮浆使用。灰浆是石灰6、黄豆粉4的比例调匀而成,粉粒以细为佳。这也是各地差不多的配比。而决定蓝印花布“花色”的,还在具体花版上的纹饰设计,原创者的价值可是在那上面才得到展示的。

刘大炮在花版刻制和型纸尺幅上被认为是有所改革创新的,有论者认为:

在型纸上,刘大炮也有所革新。例如:传统制作一块双面印花的门帘,需要八块型纸,现在被刘大炮改为两块型纸了;单面印花的被面原为三块型纸(即两块边花、一块中花),被刘大炮改为两块型纸后,又改为一个整版了。而且过去的棉布幅宽0.5米,现在是1米多,布宽了,型纸必须相应加宽,操作难度比以前也就大了,但产量、质量都提高了。减少型纸数量,就必须将原来断为两块的图案接成一块,连接的地方采取延伸图案花计等办法,巧妙地作了一些处理。这样减少了工序,缩短了工时,减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产品质量。因为原来版多,需搭接印制的地方就多,不但费时费工费料,还容易接歪。由此可见,优秀的传统工艺绝不是僵死的东西,是随着社会经济时代的节奏发展变化的。

从以上引文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技艺评价已经相当高,但正如文中透露,刻制花版是较费时间的,所以刘大炮扬名之后,已没有多少时间去自创自刻。一付花版可用很长时间,只有利用时间越长,所得利润才越大。出过国之后,更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多染出一幅就可以多卖一、二千元钱,相对来说刻一幅花版既费时得钱又不多,所以从此就少动刀,或不动刀,把全部时间用在染蓝印花布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一幅门帘已经卖2000多元的价位,在当时已是很高的价格了-所以印蓝印花布简直就像是印钞票呀!

所以,刘大炮又成为周氏花版的主顾。

刘大炮在家乡颇得人缘,特别是那些从凤凰城走出来的名人和他关系良好。他也善于借助这些老乡帮助他开拓事业,在和外界交往中,会适时地提出这些乡谊,确实有助于别人对他的好奇和尊敬。可惜的是刘大炮全身心投入到印染产品中,放弃了对花版的原创设计,这样一来,他印染的产品越多,也只能被看作是周氏花版的产品有越多问世而已。

(3)苏州花版市场的风格追求

从有关史料中可知,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松江县的织机已达20多万台,当地已成为织作产业中心。如前述及,加工踹染业中心则到清代康熙年间开始转移到苏州,康熙“松江府志”已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了。而苏州的踹染业不久又各自独立,印染业、踹布业的进一步发展,印染业中的创刻花版又分离出来,出现职业设计师,当时叫“花版”、“雕花版”。有案可稽的是苏州北塔附近的“李灿记刻花”店铺,即是专事蓝印花布花版创制的专业店铺,如今天的设计事务所。到1963年,第三代传人李福生还健在,仍然刻制花版。由此倒推其上二代,祖爷爷辈大概也是清末民初的艺人了,而他家的花版销路在附近之外,还有福建、安徽、山东和东北地区。作为原生地的苏州花版在外向流传过程中,免不了次生地工匠的翻刻,翻刻工匠一般在原创能力上都要差一些,就必然使花版品质有所降低。左图上是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件肚兜,左下图是其原创地苏州,还有南通生产的产品。构图是在中间领口之下画一挂锁,锁下是麒麟送子。童子头戴紫金冠,左手举一支桂花。肚兜四角分置犀角、双钱、如意、玉磬等“八宝”。造型形象清晰,构图完整。

但在流传、翻刻过程中,次生地工匠对原作只是“依样画葫芦”,只能做到对中心主纹相对重视而已,层层翻刻,删繁就简得越来越厉害。泉州安溪的翻刻者对画面中心主体形象一丝不苟,不敢更动。以至“原生地”版的麒麟有三根尾毛方向未有理顺,出现分离的误刻,在“次生地”的新版中也如实保留了下来(上右图)。至于非主体边饰的“八宝”纹样,翻刻工匠就顾不了许多,制作也粗糙起来。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原作的“八宝”造型为何物,所以在这个“次生地”新版中“八宝”的表现就含糊得多。

苏州像“李灿记”这样的原创花版店铺不止于一家,销路一样可以远销到外地市场。在传布过程中的翻刻、复制在所难免,不论其实际效果距原件相去多少,溯本求源,还是来自江苏。也因此可以说江苏花版流通的地区,以及以此花版生产的产品所覆盖的市场地域也相当可观了。

从江苏的历史作品上看,品种和其他地区并无二致。花色造型却普遍较小巧,不像西南、四川等地那样因强调中心纹样而往往花型较大。如右上图“吉庆有余与四季平安”被面局部,由三条花版接染完成,中间花版的中央圆形双鹤作“喜相逢”构图,圆外上下为“一庆(磬)有余(鱼)”。左右条是上下倒置的“吉(戟)庆(磬)平(瓶)安”。每条三组,连中央一组共七组纹样,面积大小基本相当。“喜相逢”虽然被安排在中心位置,但因为和周围六组大小相当的纹样紧相邻,因而主体性并不凸显,却有花团锦簇的效果。下一幅“狮子滚绣球与暗八仙”被面局部,则不设中心图案,全幅共15组纹样顺序排列,或起倒,或相接,在整体上看构图似无所用心,蓝底白花,倒也有乱花铺地的热闹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