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生活方面，宋朝政权尊重蕃客的信仰习俗，认为这样有利于互市，在海外产生良好的影响。允许穆斯林在许多城市建立清真寺而未作干预，并按照伊斯兰殡礼要求置办穆斯林公墓。其一，清真寺院，陆续建立。由于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在泉州蕃坊区域内先后盖起了3座清真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穆斯林蕃客在泉州城东南创建艾苏哈卜礼拜寺。该寺阿拉伯文石刻的译文称：“此地人们的第一座礼拜寺，就是这座公认为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号称‘圣友寺’。”宋绍兴元年(1131年)，波斯西拉夫港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亦在泉州城南建立了又一座礼拜寺，名清净寺。此外，1940年泉州通淮门拆卸时，由城基内挖出的一块辉绿岩石上镌刻的阿拉伯文碑文记述，一位虔信、纯洁的长者、也门人奈纳·奥姆尔在此地修建了一座礼拜寺，后人称之为“也门寺”。从碑文使用的库法体阿拉伯文曾流行于公元8~9世纪末推测，“也门寺”可能建于南宋以前。广州的怀圣寺，传说建于唐代，至晚也不会迟于宋代，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成于开禧二年(1206年)以前，其中已有对该寺的描述：“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
轮困直上，凡百六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困几十围。绝顶五更铃更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可见怀圣寺与光塔至少在13世纪初叶已建立。在宋代，穆斯林蕃客的活动遍及东南沿海，宋德佑间(1275～1276年)西域人普哈丁在扬州修建了仙鹤寺。从杭州真教寺现存清康熙九年(1670年)碑载：“寺创于唐，毁于季宋。元辛巳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间大师阿老丁自西域来杭，见遗址而慨然，捐金鼎新重建。”从这段碑文来看，宋代的杭州已盖起了清真寺。其二，重视殡礼，置建墓地。穆斯林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有所聚，死有所葬”，即有生之日要进行一日五次之礼、七日聚礼、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两大会礼；归真时，则要依伊斯兰殡礼下葬。由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对杭州“回回”殡礼的记载来看，宋代穆斯林完全可以按照伊斯兰教教规不受干预地处理殡葬事宜，并且有了专门的穆斯林公墓。对穆斯林来说，修建清真寺是一大善行，而经营穆斯林归真后的墓地，同样是值得嘉许的。宋代出身于波斯西拉夫的蕃商试郍围于1162年至1163年出资在泉州东坂修建了穆斯林公墓，林之奇在《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中记述了此事：“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州，其人以十数，试郍围其一也。试郍围之在泉，轻财急义有以庇护其畴(俦)者，其事以十数，簇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发于畴首之蒲霞辛，而试郍围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
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坂，既剪薙其草莱，夷铲其瓦砾，则广为之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平以扃钥。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以(于)斯葬焉。”此文还在篇末对置建穆斯林公墓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事不仅能使在华的蕃客安心，远扬到穆斯林国家，也会有良好声誉，从而有益于贸易互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宋朝当局的心愿。“试郍围于斯举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无所忧，死者无恨矣。持斯术以往，是将大有益乎互市，而无一愧乎怀远者也。余故喜其能然，遂为之记，以信其传于海外之岛夷云。”根据类似的想法，宋代在广州“城西十里”，也有专门的穆斯林墓地——蕃冢。南宋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记述：“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并有诗曰：“鲸波仅免葬吞舟，狐死犹能效首邱。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休。”同时，宋代的杭州置有穆斯林公墓“聚景园”，扬州有普哈丁墓，海南三亚地方也有穆斯林墓群并保存至今。在已出土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一方曰：“死者外国人，名安琪拉亚里……卒于回历609年(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另一方刻着立于回历406年(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的阿拉伯文墓碑石，上面记载死者是一位阿拉伯人的养女。
第三节宋代穆斯林生活的特点
宋朝政权对伊斯兰教实施怀柔羁縻政策，使穆斯林生存环境具有宽容和谐的气氛，有利于伊斯兰教的存续和发展。有宋一代，伊斯兰教随着土生蕃客的繁衍而在本群体内部传播，穆斯林生活中表现出若干特点，最主要的是活动范围广泛，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和奉行伊斯兰教习俗而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一、在中国广阔领土上留下活动足迹
宋代时期，就内地而言，穆斯林活动最活跃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然而在北方地区，也留下他们广泛活动的足迹。
就东南沿海而言，广州继唐之后依然繁荣，“收课入倍于他路”。其中以香药获利最多，所以穆斯林客商首选的贸易港口就是这里。北宋时朱初平说：“广州，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〇）后人顾炎武指出：“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纲疏阔，夷人随商翱翔于城市，至有蛮媪卖药。”（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宋廷南迁临安(杭州)后，成为南宋的重要门户，吸引穆斯林商人竞相云集泉州，港口风樯麟集，云帆遮天。《泉州府志·城池》云：“一城要池，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所以诗人咏泉州有“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句，当地民间传说更有“半蒲街”“回半城”的称谓。蒲姓即为阿拉伯文ABU(阿布)之转音。
当年，穆斯林蕃客通过广州、泉州各港口，还把经营范围扩大到东南几省的城市，南宋都城杭州也成为他们云集之地。当然，聚集在杭州的穆斯林，有相当部分是从开封迁来的。“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而杭州尤伙”（《西湖游览表》。）。位处边远的海南岛为穆斯林商舶途经之地，这里也成为部分穆斯林移住的第二故乡。《宋史》489卷《占城国》记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在海南岛之儋州定居。又，端拱元年(988年)，“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求附”。因为有了伊斯兰教的信众，故《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380记当地崖州风俗云：“蕃俗本占城人，宋之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邦蕃蒲。今编户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
在北方，相传北宋至道(995～997年)初年谢赫·那速鲁丁奉敕创建了北京牛街礼拜寺。至南宋末年，有两位伊斯兰教谢赫来牛街清真寺掌教，一为波斯伽色尼人阿哈买德，一为布哈拉人阿力，归真后葬于寺内。但此说尚待进一步考证。在蒙古草原，穆斯林商人往来于蒙古汗廷及各部落之间，“成吉思汗令诸王、诸那颜、诸将等各出私赀，遣信仆一两辈，赉随以往，购易花剌子模珍产。有众约四百五十人，皆穆斯林也”（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3）。成吉思汗于1216年西征花剌子模之前，曾派3个穆斯林去游说，这3名使者所携带的礼品，除了银锭、麝香，还有一种白色驼毛毡袍。这种“重价白毛毡袍”，已被历史学家考证为产于西夏境内，由穆斯林商人推荐或销售到各地。
二、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
宋代的一些史书对有关来华朝贡或贸易的穆斯林蕃客的记载，既有具体的人名，还有他们的事迹。这些穆斯林中，不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有影响的人物。
蒲亚里，是一位在广州成家定居的大食商人。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上奏：“大食人蒲亚里所进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在广州市舶库收管。缘前件象牙，各系五七十斤以上，依市舶条例”，“约用本钱五万余贯”。张书担心如果官家收买一下子付不出那么多钱，要求公开搭息出卖一半，“取钱添同还蒲亚里本钱”（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蒲亚里的经济实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蒲亚里娶右武大夫曾纳之妹为妻而久留广州，官府因市舶司全借蕃商推动来往贸易，劝诱他归国，继续从事这项事业。
辛押陁罗，原是大食勿巡国的进奉贡使，居广州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为了鼓励他继续招徕穆斯林商人，又把他派回故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诏令“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陁罗辞归蕃，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所乞统察蕃长司公事，令广州相度。其进助修广州城钱，不许”（宋会要，“蕃夷”四）。
蒲霞辛可，原是落户占城的阿拉伯商人，以占城进奉判官名义入贡，朝廷授其“保顺郎将”官衔。在林子奇的《泉州东坂葬蕃商记》一文中提到“蕃商之墓建，发于畴昔之蒲霞辛”，说明营造泉州穆斯林墓地也有他的功劳，看起来是个既有资财又有社会影响力的穆斯林。
施那帏，是营造泉州墓地的另一位重要资助人。《诸蕃志》记述：“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息，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