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与发展
自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朝贡，中国和阿拉伯的交往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间，史籍记载大食遣使来华39次。其中开元、天宝年间大食使节来的最为频繁，据《册府元龟》971卷记述，天宝十二载(753年)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黑衣大食曾4次遣使来朝，朝廷对其中的首领人物赐紫袍、金钿带、鱼袋，并授“中郎将”等官职。《册府元龟》同卷还记载了大食使节的一段轶事：“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六人，并朝见，至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进并入。”通常，大食使臣所贡方物有名马、狮子、豹、金线织袍、宝装玉酒池瓶与龙脑香等等。不少使节受到优礼相待，被授以“中郎将”等“放还蕃”。其中也有使节系商人托名，向唐朝贡献货物以换取丰厚的回赐，并借此便利从事贸易。所以有的“贡使”获准在一些城市经商侨寓，叫做“住唐”，成为“西域胡商”的一部分，和其他大食、波斯及诸胡商人一起长期不归，留居中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域诸胡在8世纪初以来逐渐被大食吞并，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因而，以后来华的西域诸胡商贾，多半带着伊斯兰教的信仰习俗而与华人杂处。
上述大食客商和改奉伊斯兰教的部分诸胡客商，已成为在中国活动的最早一批穆斯林。天宝十载(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大大有利于伊斯兰教向中国的推进。因此，到安史之乱平息后，一些留居中国的大食士兵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而成批来到东南沿海的大食、波斯客商，给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作了重要的人员补充，使伊斯兰教得以在中国缓慢而持续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下去。
一、怛逻斯战役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东渐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共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唐朝与大食，随着疆域的开拓而在自然靠拢过程中，除了互相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外，有时也会因为对领土或利益的角逐而产生碰撞，甚至上升为军事冲突或爆发边境战争。
葱岭以西的安国、康国、吐火罗、俱密诸国，贞观年间(627～649年)皆为中国的藩属。大食军威四震后，为了谋取唐在西域的属国，遂与吐蕃联合，排挤唐朝的势力。由于唐朝势力在中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因而唐、大食与吐蕃这三股势力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较量，到开元(713～741年)、天宝年间(742～755年)渐趋严重，导致开元三年(715年)、开元五年(717年)大食与唐发生两次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次战争都由大食首先挑起。前一次是为了谋取唐朝的属国，结果没有获胜，但也未受到重创。后一次是大食同吐蕃兴兵谋取属于唐朝本土的安西四镇，即唐长寿二年(693年)破吐蕃后复置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由于记载不详，后人对唐朝有没有派遣本部人马及胜负情况都难以弄清，但最终安西四镇未落入大食手中。
随着三种势力在西域角逐的加剧，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唐与大食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就是怛逻斯战役。怛逻斯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南部江布尔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因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无蕃臣礼”率兵征讨。石国国王请降后，高仙芝不仅没有履行允诺和好的保证，反而率兵深入七河流域，虏走大食所立的石国国王，献于阙下斩之，并杀其老弱，虏其丁壮。石国王子逃脱后向各邻国及大食求援。各国对高仙芝的欺诱贪暴难以容忍，计谋联合袭击唐西域四镇。高仙芝得到情报后，决定率先进攻大食以争取主动，深入700余里，其统领的军队包括汉兵2万，及葛逻禄部与拔汗那国前来助战的部分蕃兵。“大食方面以齐雅德统率呼罗珊大食、波斯军为主，并发中亚诸粟特城邦军助战。由于河中诸国早已转臣于大食方面。唐军深入胡地，粮运难继，加之对手大食不但拥有骑兵、步兵，还有骆驼兵团、投枪手、火攻手，武器方面亦胜于唐，尽管高仙芝治军严整，是唐朝难得的名将，终于难免最终的失败。”（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98）由于葛逻禄部临阵倒戈，与大食军队共同夹击，唐军士卒大部死亡，只有数千人逃回安西。
怛逻斯战役之后，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虽然仍在，但已不能同盛世之时相比。尤其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以御外为主的边防部队也调入内地平叛，还借用回纥、大食和中亚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军队，对西域根本无力经略。因此，不仅吐蕃乘机夺取西域四镇，唐朝在中亚的各属国更相继臣服大食，开始了伊斯兰化的历程。“尽管后来大食帝国分崩离析，这里形成了一些民族王朝。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伊斯兰教留在了那里，并且世代地流传下来。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胜利，大大地有利于它向中国的推进。后来，甚至包括宋朝，伊斯兰教的东方屏障实际上已移至关中一带。我国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恰恰是在这种形势下逐渐完成的。”（秦惠彬大食同唐朝的军事接触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渐世界宗教研究，1987（1））令战争发起者始料不及的是，在万余名被俘的唐军士卒中，有一些技术工匠，如造纸匠、织纫匠、画匠等，他们在当俘虏的期间把高超的唐代工艺技术如造纸术传授给阿拉伯人，进而扩散到欧洲，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唐《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杜环作为唐军的随军书记也被俘获，并在大食居住10年，他所撰写的《经行记》一书，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穆斯林习俗有较详尽的记述，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记述材料，对唐人以及后人正确认识和了解伊斯兰教，有很重要的价值。
二、参加平定“安史之乱”和“渡泸之役”的大食军士在华留居
安史之乱发生后，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唐朝曾借用大食等国及地区的军队，协助镇压安禄山反叛。当时广平王李俶率领汉蕃联军15万，号称20万自凤翔东进讨贼。除安西、朔方等唐军外，回纥、大食、南蛮的武装也参加这支联军。联军的主力，唐朝方面是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蕃军方面是叶护太子统带的回纥兵。九月克长安，十月取洛阳，从此安史叛军闻回纥而胆寒。在史籍中，对大食的兵众有多少，起了多大作用都语焉不详。由于回纥援兵统共只有“四千余众”，所谓大食派“三千回兵”的传说可能有所夸大。按当时实际状况估计，既然史籍对回纥援兵的参战人数、战斗情况皆有记载，对大食的援兵仅提及其名称，且排列在援兵之后，所以人数不会接近回纥援兵，大约在一二千人。那时在呼罗珊驻有大食重兵，派千把人的一支军队去援助唐朝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其军队成员，除了阿拉伯人，也可能包括少量的中亚穆斯林。
从中国史料看，这些大食援军只参加了收复长安和洛阳的战斗。《旧唐书》198卷记述：“至德初，(大食)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又据《资治通鉴》220卷“唐纪三十六”记载，收复两都以后，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浐水东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兵马少，请留其兵于沙宛，自归取马，还与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蕃军似乎再没有参加战斗。尽管后来唐朝曾再次借用回纥兵讨伐史朝义反叛，不过这次援军中肯定没有大食兵了。
援助唐朝的大食军士，有一部分可能包括在“赐而遣之”的范围内，并沿海道返回本土。至德三年(758年)九月，这些军士在临归国之际曾抢掠了广州城。《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说：“至德三载，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资治通鉴》220卷补充说：“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但是，大食援军的大部分人却没有回国，留居于长安一带，并与中国妇女通婚，这是首批正式落籍中国的穆斯林。他们的留居，也推动了外国人较多地在长安乃至在中国的定居。唐德宗时期(780～804年)，胡人在长安的居留已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除了对社会风气有影响外，单就此项事务所开销的财物而言，唐廷就大有不胜负担之虞。为此宰相李泌对留居的外国人进行户籍清理：要么加入中国籍，要么离境回国。结果发现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竟有4000人，“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这些人中肯定包括留居中国的大食军士及一些穆斯林客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都加入了中国籍，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穆斯林。
怛逻斯战役结束50年以后，贞元十七年(801年)春发生的渡泸之役，也导致部分降卒在中国滇川一带留居。该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南诏王异牟寻共同攻打吐蕃，夜渡泸水后连破敌方营寨，经过接连两场战斗，消灭了吐蕃主力，俘获吐蕃、康、黑衣大食等联军兵众2万余人。除了被遣返者外，其中远道而来的康国及大食国的被俘军士自然只能在滇川一带就地安置。由此可见，自唐代中后期起，在云南等地也许已经有穆斯林——大食降卒在活动了。至于它同元代及明清两代穆斯林有否渊源关系，则需要继续考证。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穆斯林商贾“住唐”人数大增
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明显发展，开始承担起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随着一批新兴港口城市的出现，从大食等国前来经商的穆斯林客商成了其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他们的富有，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使他们有能力在当地繁衍生息，并把伊斯兰信仰一代代存续下去。
引起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中后期迅速发展的，既有中国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需求。
从中国自身来看，第一，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前期发展到了极盛阶段，到天宝末年，由于调动边兵平定“安史之乱”，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为大食占据，而葱岭以东直至陇西，又为吐蕃所控制，不久回纥政权又割据了天山以北。其时，大食、吐蕃和回纥之间角逐不已，争斗不休，使中国和西域之间“道路梗绝，往来未通”，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从而促使唐朝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经营管理。第二，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得到了唐朝时期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展的支持。其时往来中国的外国船，有称为南海舶、蕃舶、波斯舶、昆仑舶、狮子国舶等，其中大者“长二十丈，载之七百人”。但相比而言，那些外国船都不及当时中国造的船舶。唐代全国有许多地方能造海船，据《新唐书》100卷《阎让传》载，江西洪州地方，一次就能造成“浮海大船五百艘”。第三，北方地区直接受战乱影响，黄河流域一带经济遭受破坏。相反，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第五琦即向唐玄宗提出：“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第五琦传旧唐书：卷一二三）到唐玄宗时更明确提出：“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全唐文：卷六三“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可见江南地区在唐后期，已成为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为对外输出提供了大量产品。第四，在唐代输出品中，除了丝绸，瓷器也开始远销海外，为了运输方便，自然首选海上交通。同时，唐代进口物品中以各类香药占重要地位，古代所谓“香药”实际包括的范围很广，如做药用、化妆、熏衣、制炬等。由于香药生产地除大食外，南海各国也大量出产，因而为了开展和东南亚及大食等国的香药贸易，必然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总之，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活跃，无疑是和当时中国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此外，从国际方面来看，也具备有利因素，如就大食和波斯来说，都希望加强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大食兴起并在吞并波斯后，进一步控制了印度洋以西的海上霸权，这种国际环境必然会对唐朝时期海外贸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自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起，大食和中国的海上交往愈益频繁。该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时，就曾废弃了旧都大马士革而以巴格达为新都。位于两河流域上的巴格达，正是一个天然的航运港口，具有远航远东的优越条件。因而巴格达新都的建立，标志着大食已将对外交往的重点由陆路转移到了海路，而这种转移恰恰是和陆上丝绸之路自“安史之乱”后衰落的现实相适应的。因此，可以推测大食力图加强海上通道，无疑是考虑到了和中国的传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