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英国、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就十分关注，并竭力插足干预，以达到其控制中国西北地区的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崛起后，亦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将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中国统一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占国土面积的50%～60％，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相当大(80年代为7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7％)，因此在中国，所谓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各民族的统一。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中国西北民族之间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冲突和战争，所以力图重新煽动新的民族对抗，尤其寻找各种机会挑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如散布“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的谬论，并列举自清代以来民族仇杀的事例，以实现其分裂西北、削弱中国，最终奴役中国的野心。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军事进攻逐渐受挫，针对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挑拨及分裂活动也随之达到高潮。他们一方面在沦陷区成立日伪宗教组织，在中国穆斯林中制造分裂；另一方面又施展各种伎俩，策划在西北成立所谓“回回国”，从而破坏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缔结而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其最终侵占全中国的战略目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忽视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团结协作关系，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他们以奴役者的社会概念和价值观来任意剪裁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痴心妄想，遭到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坚决抵抗，并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第一节日本侵华势力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分裂破坏活动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就通过社会调查或在穆斯林中进行种种煽动诱惑，来插手中国伊斯兰教事务。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剥掉了所有伪装，在沦陷区公然拼凑日伪宗教组织，利用其进行反共防共和破坏抗日，在中国穆斯林中制造分裂。同时，以“帮助回民自决”为名策划在西北成立伪“回回国”，为此，使用了一系列欺骗威胁手段。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施展的阴谋
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就通过向甘宁青渗透，插足新疆动乱及进行情报调查工作，针对中国伊斯兰教事务及民族关系施展种种阴谋。
(一)日本特务机构向甘宁青渗透
日本明治末叶，一批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离开家主到处流浪的武士称做浪人。江户时代，战乱不休，幕藩体制瓦解，一时浪人多至数十万。部分改营农商，但多数仍保持武士传统。其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时，每以浪人打头阵。）出于扩张野心，已着眼于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其中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首领头山满最为起劲。1914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来到中国，“专赴西北及东北各省，从事回教之独立运动。先组织黑龙会于辽宁，冀图鼓励组织‘大回回国’。虽因遭受打击而折回，而其阴谋则为日本朝野上下所绝端支持”（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不久，由黑龙会派出的川村狂堂(又名川村乙麻)假入教之名，“由大连来华，历经东北三省，旋至北平，请某氏介绍加入回教。复由察绥转入内蒙古，折入河套。再沿甘凉肃夹谷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回到安西后，循祁连山南麓入青海，逗留于西北回教中心区之河州(今改称临夏)者三月。回兰州后，沿平凉到西安，转往汉中”，又前往川、滇、鄂、赣、皖、苏、浙、闽、粤各省。前后在中国逗留达30年，“专门调查中国回教之种种问题”（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商务印书馆，1944）。据宁夏地方档案记载，1919年3月，有3名日本人窜至贺兰山一带活动。同年5月，川村狂堂(乙麻)被马福祥用武力驱逐出境。“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领回奸先在长春组织伪“伊斯兰协会”，后来将其扩展到全东北，推出“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搞了许多罪恶勾当。1919年11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曾通电各省，饬令严密查禁日本帝国主义暗中操纵的民族分裂组织“狼头会”，及该会所印发的《我为我》小册子，该分裂组织主要活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宁夏回民中亦发现有上述反动印刷品流传。后来，浪人会派出的佐元间贞，经东北入内蒙古转道北疆又回到上海后，于1923年创办《回光》杂志，笔名“左东山”，“以倡导回民应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其主张为上海清真寺董事会所积极反对”（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也认为回教工作应视为军事工作之一环，于1915年派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来华活动，以湖南及长江流域为中心，结交“中国回教方面之朝野人士，历时十年”。另外，又派田中逸平“与黄河下游一带之回教人士联络，借以视察及调查冀、鲁、豫回民之生活及思想动态”。在田中逸平致友人信中，“其一再说明回教政策与日本帝国政策之重要，造成日本国内重视回教工作之有力空气”（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七七”事变前，内蒙古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征服“满蒙”的政策影响下，于1933年7月，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带领一些蒙旗的王公贵族在百灵庙提出“蒙古高度自治”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使整个西北边陲的形势都变得十分严峻。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渗入内蒙古西部，再渐次渗透到甘宁青一带，在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派驻特务机构，测量道路、安置电台，甚至修筑了简易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额济纳之间的不定期通航。与此同时，在西宁、武威、宁夏等地，均发现有日本特务机关活动的踪迹。因为绥蒙地区落入日寇控制后，自1929年起管辖额济纳与阿拉善两旗，且与绥远毗邻的宁夏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故此日本特务渗透的重心是宁夏。1936年夏秋之交，着名记者范长江深入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视察，往返两月有余，在《塞上行》一书中记下了亲眼所见日本特务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许多事实：如“那时日本人之过松稻岭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其余的都入额济纳。他们沿路笼络威吓商人，许他们一些未来幸福，许多商人感到日本势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侦察队作对”；“日本人已经将百灵庙至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和百灵庙至额济纳的道路测量完毕”；(额济纳)“东庙两侧戈壁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情形，并不很顺利”，“他们曾雇汉人苦力为之修筑飞机场”，“日本飞机虽然常来，但是达王(即达理扎雅)不借汽车马匹和大车给他们”。范长江就此评述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指日本——笔者)最近一二年来努力之目标……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比较不甚得势的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范长江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
抗战前夕，日本企图利用西北马家回族军阀在甘宁青再次上演民族分裂丑剧，对西北诸马多方争取。由于当时国民党与日本的关系十分暧昧，共产党与红军驻足于陕甘宁地区的事实，迫使西北诸马集中力量对付革命势力，而对日本的侵略步骤一再采取妥协、观望态度，既不反日也不降日。1935年，日本特务在银川宴请宁夏官员，马鸿逵也应邀出席。这年秋天，由10余人组成的经济考察团从百灵庙到宁夏，沿途拍摄照片、测量地形，宁夏当局未加制止，还由马鸿逵在省府大礼堂举办招待晚会，并约请日本人到私宅密谈（马鸿逵史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6：110）。另据《宁夏近代历史纪年》记载，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曾为筹设情报机关飞抵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宁夏派员交涉，坂垣态度蛮横。拒不接受，同时又派几名特务赴银川活动，“马鸿逵一方面待日特为上宾，与之合影留念，另一方面，又将送日特到宁夏的中国司机枪毙，并特意暴尸于新华街，让日特看，逼日特早日离去”；当年6月26日，“日本人横田一郎等3人，乘飞机降落定远营……29日有日本人9人，蒙、汉民各一人，骑骆驼抵定远营，并通知旗王府帮助准备房屋和征用民工修筑飞机场，声言要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7月27日，“日本特务横田碌带领日本浪人3名，本日下午到达定远营，自行架设无线电台，经旗王府多次劝告均无效……(8月)日本军方特务机关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人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出发赴宁夏‘游历’，实则进行特务活动”（吴忠礼宁夏近代历史纪年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237，241-243）。控制河西走廊的马步芳对日本在额济纳旗的活动亦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连对方在其辖区安西建立特务机构亦予容忍，致使旗长图王(即图布森巴扎尔)在威胁利诱下倾向日本，日本特务一时横行于额济纳旗。1937年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去麦加朝觐时曾先到埃及作短期访问，当地报纸称他为“中国回教之爱米尔”，从而引起各方面注意。因此，一个身份可疑的日本人铃木刚专程去麦加拜访马麟，奉赠精制银餐具一套及各种日本画册。马麟思忖以后，只收下画册而退回银餐具，另回赠麝香以堵其嘴。不料数日后铃木刚又邀马麟摄影留念，后来由留埃及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儒诚出主意推辞，意思是中国穆斯林不习惯照相，恐怕留下形象影响信仰，这样才好不容易把此人拒之门外（铁维英、李学忠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19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