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插足新疆动乱
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中国推行大满蒙计划，同时也将魔掌伸向中国西北边疆，利用1931年哈密事变造成的社会动荡，通过扶植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来向新疆扩展影响。其一，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黑龙会”派出的川村乙麻从河西走廊来到新疆，在南疆广泛活动。日本官方派出僧人山本藏太郎等到中国边疆地区活动后，于1932年组建满蒙回藏正义军。同时在阿勒泰组织红十字会，诱惑各族人民（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239）。其二，1933年9月末，驻上海的日本武官前往新疆，抵兰州后因无护照而被当局所阻挡。同年11月6日，兰州军政当局搜查出日本陆军武官玲木美通中将及佐方繁木等携有西北三省军用地形详图、上海至新疆航空里程表及照相机与照出之山川形势软片两卷。此行的目的虽不详，但似乎同在和田称王的穆罕默德·伊敏有某种关系。因为伊敏曾表示希望日本援助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只要东京援助金钱武器，他将统一伊斯兰教人民，由日本扶持新疆“独立”，而日本在新疆将获得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3395）。其三，30年代初期，日本驻安卡拉等地的外交官员常与泛突厥主义者接触，搜集关于新疆的情报。日本还豢养着土耳其末代皇帝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东突厥斯坦”傀儡国王。另据日本外交档案透露，1935年3月，有个前喀什政权的首脑访问了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本，要求日本给“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支援。这个人对北田讲，从哈密到喀什这一地区的穆斯林都反苏亲日，极便于日本思想宣传的渗入。同年6月，北田又介绍一个自称帕夏(王)的维吾尔人阿和麦提·谢里夫访问日本，在证明信中说此人曾两次进入新疆，参与穆斯林的“解放”运动，对新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穆罕默德·伊敏也在此时访问了北田，伊敏向日本乞求金钱、武器援助，以便再次实现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计划，他担保日本将获得特殊的经济权益（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223，231-232）。其四，1937年在南疆兴起叛乱的麻木提早就同日本有联系，失败后逃往印度，又坐船到日本，1939年在东京成立“东突厥斯坦独立促进会”，担任主席。1936年，在东京成立塔塔尔小学，招收了50名塔塔尔学生，并给予各种优待。在东京还由古尔班阿利创办一种《新日本通讯》，此刊物照片丰富，运到新疆很有销路。在甘肃祁连山北麓及马鬃山一带，居住着由新疆迁入的2万余哈萨克人，入关以后因牧地问题常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日本情报机关派人前往煽动其反苏复土，并从绥远带去大批款项作为补助经费（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其五，据《赛福鼎回忆录》称：“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了一批苏联中亚一带的逃民，他们命令这些逃民密切注视新疆动态，随时准备向苏联打出这些‘王牌’，以牵制苏联对新疆采取行动。”在马仲英部队司令部中安插的特务大西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马仲英扩大自己在新疆影响的铁证。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个日本国际特务取名于华亭，1932年随马部入新，自称是热河开鲁人，父亲留学日本，曾担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高级职员。本人出生在横滨，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他的特点是能将极复杂的密码电报翻译成明码，故此后来离开马仲英后，一度为盛世才所重用，借以检查国民党宣慰使黄慕松的来往电报。1934年春，新疆政治管理局成立伊始，就把这一案件当做主要政治大案，据说后来查证出于华亭企图利用北平与迪化两地的白俄关系，潜伏新疆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汤永才马仲英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9，37-38）。
(三)对中国回教情况进行战略情报调研
从20世纪初开始，为适应侵华并与西方列强在华争夺的需要，日本已开始进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此后，在日本南满铁道庶务部调查课的主持下，进一步从事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调研活动。其调查的内容十分详尽，均具有战略情报价值。据所披露的调查提纲，内容有：1.中国回教人口调查。包括省别、县籍、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2.中国回教军事调查，重点为西北回教军事人物的出身、思想、家庭环境、统驭人数、亲信人物及其教育程度、性格等。任何人只要翻阅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出版的《回教事情》中《五马联盟之分析》一文，即可知调查人员搜集材料之丰富与用心之良苦。3.中国回教寺院与教派调查。包括清真寺之建筑历史、寺院概况、教长姓名，甚至于设备、位置，均在调查之列。此外对各教派之历史，以及纠纷之经过，也搜集无遗。4.中国回教特殊问题之调查，如新疆缠回(维吾尔族)、东干回、鞑靼儿(塔塔尔族)与哈萨克族问题，撒拉族问题，以及民国17年导河事件问题，都作系统调查。1924年出版的大宰松三郎的《支那回教徒的研究》，即南满铁道庶务部调查课的主要成果之一。继满铁从事战略情报的，还有关东军特务部。1931年，坂垣征四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老牌特务土肥原即为其部下。他侧重于对中国伊斯兰教人物的调查，如对凡曾在北洋军阀阵营任职而后未被南京国民政府所录用的穆斯林上层人士，“悉加调查，以备事变之用”。
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觊觎东北、华北以及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更暴露无遗，故此为其侵略政策需要对中国伊斯兰教而开展的种种调研活动在紧锣密鼓地加快进行，如1939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提出了《关于北京回教徒的调查报告》。此外，在若林丰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回教圈研究所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回教圈提要》(1942年)、笠间杲雄的《大东亚的回教徒》(1943年)等书中，均设专章介绍中国伊斯兰教。小林元受“回教圈研究所”委托，由到中国北方调查后写成的专访汇编而成的《回回》一书，对30年代后期东北、华北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活动及日常生活情况均作了详尽的记载。又如上述1942年出版的《回教圈提要》，完全是一部介绍对外从事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册，其中涉及中国的就有“满洲”“支那”“蒙疆”和“新疆”等章节（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史知识，1995，（10）：39）。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拼凑伪宗教组织
有学者在研究了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后，曾作出如下颇有见地的评价：“较之中国政府(指南京国民政府——笔者)的一般对待伊斯兰教，则日伪当局可谓相当重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伊斯兰教有何偏爱，而是由于它们更懂得拉拢、利用伊斯兰教，对其搞分裂中国的所谓‘回回国’和统治所占领的穆斯林国家有利。所谓‘大东亚回教圈’，所谓‘日回亲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姜立雄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260）因此，他们先后在东北、华北乃至广东等地的伊斯兰教界，用欺骗和威胁手段策划拼凑日伪组织，破坏中国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削弱抗战力量。
(一)日伪在东北组织“满洲回教协会”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1933年8月在关东军操纵下，日本侵略分子川村狂堂在长春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举行“全市日满回教徒大会，”“选举川村狂堂氏为新京市回教伊斯兰协会会长”。翌年2月17日上午11时，经伪满所谓“民政部”核示批准，“开成立大会且由川村催劝各地回教教民，依照新京成例、入手组织”分会，正式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以后借长春为基地，向东北各市县及农村扩散，于1934年7月3日成立囊括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川村狂堂任总裁，丁兰亭(又名丁一青)为会长，张仲三、铁汝章为副会长，王殿忠、马殿显为名誉会长，韩集斋为理事长（满洲国的回教徒问题(1944年)//马鸿超，田志和吉林回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51）。1935年7月，“协会”举行成立一周年“庆祝会”，当时在全东北拥有10个办事处、146个分会。所有回族人口都算做会员，推荐各清真寺阿訇为分会长，总会和分会共有职员3382人。1936年11月伪“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改称“满洲回教协会”，领各省省会所在地的10个支部，各市县的182个分会。当时吉林省境内有分会38个、通化省境内有13个。为了掩盖“协会”系日本关东军御用工具的事实，1938年5月川村狂堂退居幕后，由伪满陆军上将王殿忠担任总监。日本侵略者通过御用团体协和会，与“协会”保持着“管理和精神上的联系”。1942年时各地分会增至192个。翌年“协会”改组，于少斋任会长，韩寿山为副会长。该协会章程中规定的活动宗旨虽有“普及回民教育，改善回民生活”等笼络人心的词句，但重点在于“宣扬大东亚精神，实现民族谐和”，即为日本打赢侵华战争和长久统治东北的目标服务。
为了效力于各级日伪政府，“协会”在不同地方曾成立“回教妇女会”“回教青年会”和宣传班等分支机构。在日伪疯狂推选“全民皆劳”的反动政策时，“协会”扮演了助纣为虐的丑恶角色。1939年1月，伪政府治安部拨给经费创办《回光月刊》，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1940年5月该刊停办后，又通过《醒时报》和《伊斯兰旬刊》发表连篇累牍的反动言论，欺骗穆斯林群众，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唱赞歌。1937年冬，日伪以“协会”代表名义派张世安赴日本，访问了外务省、参谋本部、陆军学校、黑龙会等。张世安此人，后来又在日本国“回协”若林丰等率领下，以“朝觐”为名前往中东有关国家活动，宣传“日满亲善”的殖民主义论调。1939年11月10日，日伪政府指派伪满洲国陆军上校洪启濬为团长，奉天“回协”分会长杨进之及“回协总会”的4名骨干组成“满洲国回教代表团”，东渡日本参加“日本东京回教协会回教圈展览会”。展览期间，上述“回协”代表团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以及中国汪伪集团的所谓代表接触频繁。1943年日伪政府曾再次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欺骗中外穆斯林舆论的政治活动。另有消息说，该“协会”曾拟改组为“回教协会满洲分会”，隶属于日本的回教协会（马鸿超、田志和吉林回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51-54）。
(二)日伪时期建立的天津、北京“回教会”
1937年天津失陷后，成立起由长期在日本医院当医生的回民王晓岩当会长的“天津回教会”。这年深秋，王晓岩在北京李铁拐斜街同和轩饭庄宴请各清真寺阿訇、乡老，提出成立“北京回教会”的组织，并推举牛街礼拜寺阿訇王瑞兰为北京民众的代表。王晓岩又邀王瑞兰同去天津保释了被日本人逮捕的京津文化界名人刘冉公。王瑞兰回京后，曾任北平平民大学日语教员的日本驻屯军嘱托(日本官职称谓，相当于特派员)小池定雄经常出入于牛街，推动成立日伪回教组织。1937年10月24日在牛街礼拜寺召开了“北京回教会”成立大会，天津的王晓岩及本市伪警察局、社会局的代表前来祝贺。日本驻屯军嘱托小池定雄及北京维持会的日本顾问西田阱一到会表示支持。会长是王瑞兰，副会长杨蕴章(牛街老中医)，理事长沙文清(牛街小学校长)，理事兼秘书长唐易尘，另有常务理事7人、理事49人，包括珠宝玉石业的商人、饭庄老板及阿訇等。据《震宗报》记载，实际报请备案的手续(包括名单、简章)是11月10日呈递，28日才获社会局批准的。先成立组织后办手续的不正常情况，已经说明了该会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其实包括理事长在内，许多人不仅事先不知道，成立之后也没有参加过活动，一切事务均由唐易尘和几个职员操办。因理事凑不够数，曾把该会雇用的几名职员也列为理事，呈报备案。
“北京回教会”的宗旨表面上是“增进回教教民福利，共增社会之安宁，阐扬教义，提倡文化”，实际上除按日本占领军授意搞一些笼络穆斯林的举动外，主要是瓦解穆斯林抗日意志与亲日反共。例如以会长名义向贫困回民发过一次玉米面票和煤票，给各寺阿訇发过一次3元伪币的补助(斋)费；又如日本驻屯军宪兵队应会长王瑞兰请求发给保护执照39张，交京津清真寺悬挂。虽然该会只存在两个月，但日本占领军曾利用其影响，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劝降信和宣传品，以及日本国旗，声言挂旗可获得日军保护，企图分裂抗战力量（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