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拼凑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
“北京回教会”成立伊始，另一个更大的日伪组织就在酝酿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出于长期侵占中国的政治目的，感到原来各行其是的天津、北京回教会不能适应形势变化，所以在北京拼凑组成一个涵盖面较大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以下简称“回教总会”)。
1937年末，由日本占领军牵线，伪满方面派出陆军少将刘锦标以满铁嘱托的名义，携近10名回民赴北京与唐易尘等商谈建立“回教总会”事宜。翌年春节过后，唐易尘率北京回教会的职员到宣内浸水河胡同小池定雄的家中进行筹建活动。所谓筹建工作完全由日本人安排，主要是填发了给北京36座清真寺阿訇、乡老的请柬，以及内定委员和委员长王瑞兰的聘书，并选择广安门大街100号原工商陈列所旧址为办公地点。1938年2月7日，“回教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成立大会，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喜多诚一和茂川秀和(战后被列为战犯判处死刑)、小池定雄，以及伪汉奸政府头目王克敏、汤尔和参加了会议。会场悬挂日本旗与绿底白色星月图案的会旗，张贴的标语为“主张中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阐明了该会的基本宗旨。赤裸裸地暴露了日伪勾结的丑恶用心。刘锦标以咨议身份所致开幕词中宣布了内定好的委员长和委员名单，会后还在电台为“回教总会”的成立作宣传演讲。同时，该会还在北京散发传单，市内各报均作了报道。该会机构貌似庞大，但主要组成为华北回教联合总部，下面陆续成立了天津、北京、济南、河南、太原几个区分部。其他拟议过的几个总部，除西北联合总部以“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名义曾予以成立外，其他如华中、外蒙古、华南、西南等联合总部后来均成泡影。“回教总会”主持日常事务的是总务部长唐易尘，下设文书课、会计课(课长为日本人长川，后为桥口)、教育课、救济课、刊物课、调查部，以后还成立过宣化部。曾组织过对回教人口及沦陷区清真寺寺况调查。作为总负责的刘锦标完全秉承日本占领当局的旨意办事，事无巨细均由日本顾问签字才能办理。先后担任日本顾问的有小池定雄、三谷亨、高垣信造、三田弓一等。下属北京区分部，也设有日本顾问。总会到区分部的经费，皆由日本当局提供。显而易见，“回教总会”虽名为宗教团体，实际是日本占领当局特务机关控制的媚日组织。该会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未可一概而论，其中有配合日伪当局粉饰太平、奴役穆斯林同胞的日伪走卒，有出于传统保教守教态度而虚与委蛇的宗教人士，也有找工作“混事由儿”的普通职员。例如委员长王瑞兰就给河北回民抗日救国协会人员作过掩护，发给“回教总会”证章和身份证明，使他们自由出入冀中和北京。抗战胜利，“回教总会”自行解散。
日伪“回教总会”所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有五项：
第一，1938年5月在牛街地区建立一个叫“回教青年团”的准军事组织，它名义上称宗旨是“养成回教青年指导员”，实际上是以介绍职业为诱饵，为反共防共培训回民武装和警特的军训组织。1940年，“回教总会”派数名回教青年团员去日本入警官学校，但只学了一年日语，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辍学回家。
第二，日本顾问组织“回教总会”委员以“中国回教友好访日团”名义出访日本。1938年5月2日，团长刘锦标等一行7人从天津乘船至神户，9日抵东京，参观新建的清真寺和“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会”。28日返回北京。日本浪人会成员若林丰单独向随团访问的西北中学校长刘仲泉说：日本准备将来帮助成立回回国，让刘为此出力，刘因予以婉拒，后来回国后被撤除“回教总会”委员和西北中学校长之职。
第三，组织“朝觐团”去麦加活动，成员有唐易尘、刘仲泉、马良璞和两名阿訇共5人。1938年12月19日经大连到上海，再乘意大利邮船通过红海到达麦加，临行前日本顾问交代他们要向中东穆斯林宣传华北人民在日本统治下，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并拨予15000元经费。但该朝觐团甫抵麦加就遭到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28名爱国学生的监视，使日伪派遣朝觐团的阴谋目的完全不能得逞。因此，以后日伪再也没有派人去朝觐。
第四，为日本侵略者征集劳工。约在1941年，“回教总会”的日本顾问要北京各清真寺出面动员回族青年去东北“勤劳奉仕”(日语意为义务劳动)。但在总会组织讨论时，大家一致以回民拖家带口，外出饮食不便等理由推托过去，最后不了了之（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102-107）。
第五，“回教总会”下设的刊物课于1938年创办《回教》月刊，刊名由日本人茂川秀和题写，约出版2卷。1卷1期为回教总会成立大会特辑，收录了“回教总会”宣言、标语、章程、组织系统图、成立经过介绍、大会发言、“庆祝游行”路线、会场分布及各种请柬样式。以后各期内容都为报道华北各地分会活动消息，介绍京津冀清真寺调查情况，虽然摘登伊斯兰教典籍中的篇章段落，但也刊登亲日反共的文章。此外，每期卷首均刊载多幅会务活动及新闻照片。1940年停办月刊，8月24日改出《回教周报》，每期6版，逢主麻(星期五)出版。每期头版左侧均刊登其办刊宗旨：“联合全体教胞，筑成反共壁垒。”所设栏目有回教圈政治、军事新闻、宗教教义探讨、世界回教动态、国内回教消息、清真寺寺务记事等，反映了日伪时期沦陷区穆斯林的宗教、社会、经济活动情况。
(四)在绥远推出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
日本关东军策划成立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后，1941年在绥远省城(日伪改名为厚和，即今呼和浩特)之东寺巷口又组织设立伪“西北回教总会联合会”，其组织与“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相仿，由日本占领军特务机构领导，并配备日籍顾问，唯不采取委员长制而用会长制，但会长一职长期虚悬，日方称“须一回教有力军事领袖始可担任”，实际上是向马鸿逵抛出钓饵。该会下设大同、张家口、厚和与包头4个分部，并于1941年创办《西北钟声》(又名《回教月刊》)。该刊自称其宗旨为：“发扬回教文化，提高民族地位，开发西北，兴教灭共，长期促进东亚共荣圈及世界回教民族共同携手。”此刊每期目录前都用整页篇幅刊登该协会的“反共亲日六大纲领”，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盗用宗教名义在华北控制和奴役穆斯林大众，并企图进而染指西北的罪恶行径。
(五)在华南组织伪“广州回教协会”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次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成立伪“广州回教协会”和“广东回教自治会”，地点设在光塔寺。后设立所谓“广东回教小学”，又在威胁利诱原《塔光》杂志社编辑人员复刊遭拒绝后，强行占据该社办公地点，冒名出版《塔光》杂志，作为伪“广东回教自治会”机关刊物，在穆斯林中进行挑拨离间，造谣诬蔑。
三、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成立“回回国”的阴谋
日本插手中国伊斯兰教的目的，在于“造成回教之特殊立场。日人并特别提出‘回教民族’四字，加强其对我中华民族之分化阴谋”（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为此，卢沟桥事变后，一方面日本占领军对于搜集中国伊斯兰教情报更加不遗余力，在天津、北平、张家口、太原、绥远、包头、济南、青岛、南京、安庆、汉口、南昌、广州等沦陷城市设立“回教事情调查课”，总枢纽设在东京陆军省，调查经费独立，每月将搜集所得的情报，整理发刊为《回教势态》(机密)分送各有关高级机关。此外日本外务省复令驻外使领馆就驻在地的伊斯兰教情况及时电告该省，摘录编印成《回教事情》。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利用旧时代留下的民族矛盾，挑拨回汉对立，甚至回蒙对立。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并于1939年9月，精心策划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后对内改称为“蒙古自治邦”)后，加紧在西北地区组织拼凑所谓“回回国”的阴谋活动。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个伪政权中，有大批日本人分布在各级机构中掌握实权，并把中国人分为蒙系、汉系、回系、满系而分别对待。因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或自称的“蒙古自治邦”，并没有使蒙古民族得到任何自治权利，反而遭受着更加黑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充分利用上述伪政权控制的内蒙古、察哈尔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作为向大西北开展军事进攻的重要基地和策划拼凑所谓“回回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
40年代初兼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的白崇禧在接见蒙回藏族代表时，曾指出上述阴谋的罪恶目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敌寇又施展其卑劣伎俩，挑拨离间我各民族间的情感，企图煽动蒙古成立大元国，回教成立回教国，种种阴谋，企图分化我民族的团结减削我抗战的力量，以遂其蚕食鲸吞的迷梦。”（白理事长对蒙回藏族代表团讲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41，3（3-4））1941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则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拼凑“回回国”的罪恶企图及社会环境进行了更透彻的分析：“‘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危机，回民族和中国各民族都陷入同样的厄运，并且在敌占区的回民和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的已受到极残暴的压迫蹂躏。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阴谋之一，就是分裂中华各民族的抗日团结，而大汉族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回、汉民族间的成见与隔阂，则正是日寇进行挑拨离间的有利条件。日寇首先以伪善的态度，提出帮助回回民族‘独立自由’，建立‘回回国’等耸人听闻的口号，来分裂回、汉间的团结。”（回回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