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中国穆斯林抗日最坚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抗日武装是中国穆斯林抗日武装中最英勇的队伍。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支队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在6年的游击战中，冀中回民支队经历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被群众誉为“铁军”；纵横于冀鲁边区的渤海回民支队屡创日伪军，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2600余人，威震敌胆。此外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河北、山东各地也均活跃着一支支回民抗日队伍，而那些投身于各种抗日队伍中的回族群众则难以数计。在穆斯林上层中也涌现出一批着名抗日人士，如担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在榆关(山海关)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营长安德馨、率部抗击日军进犯福建南平的副团长郭志雄、在河南对日作战中为国捐躯的旅长郭秉忠等等，也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贡献了力量。一向以回族穆斯林代表自居的西北诸马军阀，虽然在“七七”事变前对日态度比较暧昧，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他们的抗日立场也渐趋明确，在傅作义将军的配合下，为阻遏日本武装从绥蒙出发侵占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末，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地区停止了内部军事冲突。国共两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西北回族诸马，尤其是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表现抗日的立场，陕西、甘肃两省大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亦有亲苏和接近共产党的倾向。因此，回族诸马的辖区宁夏、青海、河西走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中央军驻地紧紧相依，在这种形势下，以保全实力为根本宗旨的诸马，只能把顺从抗日潮流作为上策。1937年夏，马鸿逵受南京国民政府之命派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情报机构。在驻酒泉的马步芳部下马步康旅的配合下，于7月7日当晚及次日，一举拿获10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缴获2部电台、3辆卡车及一批枪支弹药和地图文件。几日后又截住前往安西的3名日本特务，遏制了日本情报人员对西北的渗透。这件事说明，马鸿逵等在抗日立场上迈出了一步。
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依然奉行拉拢诸马的计划，尤其对马鸿逵寄予“合作”的厚望。日军侵占绥远后，到处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穆斯林人物来作劝降说客。日本特务机关先是找到马鸿逵胞弟马鸿炳，邀其出任伪职，提供生活照顾。此事被国民党侦悉后，由蒋介石电令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不久，马鸿炳即被安排随经商驼队回归宁夏。1937年10月17日，日本占领包头后，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临夏八坊回民蒋辉若为伪“西北保商督办公署”督办，后又任命其人为“回军总司令”，向马鸿逵作出诱降暗示，并积极准备向甘宁青进兵。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后，日方虚悬会长一职，更明显地引诱马鸿逵上钩。1938年底，日军又从东北找了一个张姓阿訇，向诸马游说，但此人未到宁夏即为马家军阻挡。不久，日机向银川空投伪满洲国信袋和传单，进行公开招降。两个月后，日军见无动静，派8架飞机轰炸省城银川，以示威胁。后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再次飞抵阿拉善旗，指名与马鸿逵谈判，马鸿逵只派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去会谈。坂垣极不满意地表示，马家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帝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该继续为清室效力。周百隍回答说：“在现时敌对情况下，马主席怎能来见你，你们无故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同胞。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马家人员很多在北平正阳门上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坂垣劝降失败颓然而归后，日军又派40余架飞机对银川狂轰滥炸，标志着其策反马鸿逵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划甘宁青三省为第八战区。马鸿逵部组编为第17集团军，他任集团军总司令兼11军军长、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81军军长。马鸿逵等着手进行了抗御日本大规模西侵的准备工作，加强了北部黄河沿岸的工事，在交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开展了战前动员。1938年5月，马鸿宾就任绥西防守司令，率81军及马鸿逵部3个旅赴绥西，改变了傅作义部退守山西后绥西无兵守土的状况。1939年夏，日军由包头出发西犯，马鸿宾部205、206团坚守乌拉脑包，与日军展开近距离战斗，迫使敌人溃退。马鸿宾还配合傅作义部队，于1939年一举突入包头城，在沉重打击增援日军后，主动撤回绥西后套，是役日军死伤千余。1940年春，日伪军集中4万兵力大举进犯绥西，马鸿宾部为阻击敌军，在乌不浪口、乌镇一线与配有坦克、装甲车的敌人激战，但由于敌人施放毒气，马部被迫后退。马鸿宾到磴口收容部队后，组织反攻，敌军退居五原。1940年3月傅作义组织战役，“以二旅之众，奋死夺回五原，予打击者以打击，(伪回军头目)蒋辉若仅以身免，组织‘回回国’之初梦因以幻灭！”（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马鸿宾的81军回族官兵参加了此次战斗。不久，马鸿宾部在沙漠地区与敌人周旋，使日伪不得安宁，最后敌人被迫放弃南线增援计划。日军撤退后，剩余的伪军据点均被马部拔除。在整个绥西战役中，马鸿宾部使用旧式步枪和射程不远的迫击炮，抵挡住了拥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的日伪军部队，其取胜的原因，就是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回汉族官兵，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据马鸿宾部受伤的士兵被俘后又逃回来者讲述：“日人以我军使用之汉阳造步枪作战，极尽嘲笑之能事，谓以此种武器，可以打‘皇军’吗？我受伤士兵说当然可以打，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拳头打倒你们。”（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为此，《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二卷发表《绥西前线的回回军》和《绥西穆斯林的爱国动态》等文论，热情赞扬了回族将士英勇抗敌的事迹。西北回民救国会在通电全国表彰马部官兵后，又将各地回民的捐募不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会，由其转交给爱国将士。马鸿逵、马鸿宾部驻守绥西约4年，坚守西北前沿，肩负着爱国守土重任，并在绥西会战中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一方面保卫了甘宁青等省大片国土，使之免于沦入敌手；另一方面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国伊斯兰教事务、企图建立“回回国”，分裂中华民族的重大阴谋，使西北各族穆斯林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免遭侵略者的蹂躏。
三、中国穆斯林的抗日救亡维护统一运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制造分裂阴谋，中国各族穆斯林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的同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插手利用中国伊斯兰教事务、挑拨离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的恶毒手段，开展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保卫中华各民族生存与团结而战。当时，“许多回族与回教的先进及青年志士则组织回教近东访问团、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团体，出版《回教大众》《月华》《回教青年月报》……等刊物，从事唤起回民一致团结参加抗战及国际反日援华的工作”（回回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92）。
(一)组织爱国团体，支援抗日前线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静斋、时子周等在河南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8年5月，为了和在北京成立的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展开斗争，该会改组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自1938年起，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设立了分会，许多县、乡(镇)设立了支、区会。1940年10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唯一的全国性穆斯林社团，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国民外交、组织穆斯林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推动穆斯林文化教育、救济受难回胞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和所面临的敌寇诱降、分裂回族穆斯林的斗争，在任邱县召开“冀中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决议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1940年7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边区为了粉碎日寇和特务在回族穆斯林中进行亲日、反共的阴谋，为了更加有效地同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伪“自治联军”进行斗争，成立了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大队。1940年初，蒋介石曾派专员前往华北游击区慰问，并散发其《告战区回教同胞书》，对回族穆斯林坚持敌后抗日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见本书第8章第2节)。
此外，大后方的支援，是回民全面抗战的组成部分。当时，河南、湖北、云南等省还纷纷成立起抗敌后援会、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教青年救国会等等，它们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募款捐献，乃至直接支援前线抗战工作。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日本“假借回民名义”，“实施其侵略计划”，故而提出：“(一)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敌人投降！(三)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四)联合回教同胞共同杀敌！”1939年2月2日，“河南省回教青年救国会”致电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主张明令通缉叛国投敌的汪精卫。1940年12月4日晚，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10名团员在开封南关与驻铜元局敌军哨兵约30余人相遇，当场击毙敌人3名。翌年1月6日早晨，在汴新路，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10余名团员设伏爆炸由徐州开来的火车，毁3节，倾1节，炸死敌军90余名，伤数十人。1938年春徐州失陷后，华中重镇武汉的所有抗日团体都投入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湖北回民于是年4月组织了“汉口市回民战地服务团”；8月又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上述两个团体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民众宣传伊斯兰教义和抗战的关系，以物资和精神慰劳负伤将士和出征人员家属，救济与疏散流亡难胞和教胞，对空袭和战地实行救护。抗战时期，云南回族男女青年积极参加“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妇女战地服务团”及“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活跃于各个抗日战场。甘肃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兰州为中心深入各地，杨静仁等一些热血青年利用原有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成为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亡的爱国组织，在大中学师生中发展会员七八十人。学会成员组成的宣传队前往回民聚居的临夏、固原等地，“以灌输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为宗旨”，开展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陕西的一些回族穆斯林爱国人士组织了“各界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支会”和“西安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服务团平时进行抗日宣传、救护训练等活动，在日机轰炸西安时，曾多次冒险疏散群众，抢救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