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处理好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问题成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
鉴于红军已进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当创建以西北为基础的抗日根据地时，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与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运用过去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的经验，在党的新的策略路线下，首先在回族穆斯林地区创造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使“这些区域成为西北抗日根据地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自党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就开始发动西征，一方面与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另一方面则为了建立与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做好西北伊斯兰教与回民工作，成了取胜的关键之一。因此，1936年5月24日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一开头就表示：“我军目前向西行动所经甘、宁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加紧争取与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配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指示》的“附件”中，提出了内容和以往相似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口号”，即“对回民的三大禁条：1.禁止驻扎清真寺；2.禁止吃大荤；3.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1.讲究清洁；2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3.不准乱用回民器具；4注意回汉团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该项《指示》提出的第一项中心工作，即明确提出了“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该《指示》提出的其他中心工作还包括“争取回民与争取回军工作要密切的联系起来”，“与回民建立良好的密切关系”，“以团为单位成立回民工作团，研究回民的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与方法”等。同时，该《指示》号召“建立回民的组织，如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并成立回人的武装军队或游击队”。该《指示》还要求“红军各部队接到这一指示”后，在“各连队中发动广泛的讨论和教育，动员全体党员和战士为正确地和充分地执行这一指示而斗争，发动广大回民的斗争，创立回族人民政府，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到广大西北的地区”。
这项《指示》发表的次日，即1936年5月25日，又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民的宣言》。《宣言》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回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内容共七条：“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三、武装，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为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转引自：周瑞海宁夏回族自治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17-18）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导机关发表的文件、通告中，又多次强调了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
1936年5月，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创建陕甘宁革命抗日根据地，带着东征硝烟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等部开始了西征甘宁的战斗。红军西征，不单纯是军事行动，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西征路途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回族工作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发动回汉各族群众积极抗日和争取民族解放。红一军团为西征左路军，在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从延川出发后经保安、吴旗南下，连克麻岭、曲子、阜城等地，又挥戈占领环县，直抵宁夏的七营和海原的李旺一带。6月16日进占豫旺堡，这里成了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的司令部，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曾来此采访。红十五军团为西征右路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从延川出发后经贾家坪、贺家渠、蟠龙一线，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又攻打花马池(盐池)和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接着红军进驻半个城(同心城)。西征期间，红军遵照中央有关民族宗教政策规定和彭德怀关于“我们必须加强同阿訇的友好关系，鼓励他们在抗日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指示，积极团结回族穆斯林上层。红军进驻同心后，派人与喊叫水地区(今下流水乡)虎夫耶教派洪岗门宦教主洪寿林多次联系。洪寿林热情款待红军，并称赞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为了表彰他爱护回民、拥护红军的行为，红十五军团敌工部长唐天际和政治部秘书，向洪寿林赠送了一幅丈余长的红缎大锦旗，题联为“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程宗受、唐天际敬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中，共产党通过宣传、发动及组织群众，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提高了广大回族穆斯林的思想觉悟，为建立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回汉各族人民的支援与帮助下，继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21日，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今宁夏穆斯林聚居的西吉县境。当日，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平峰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亲切会见。22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团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在西吉县城南30公里处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军首长和会师部队1万余人在将台堡土堡东侧的空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活动。次日，二方面军六军团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将台堡以南15公里处的西吉县兴隆镇胜利会师。至此，继红一方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完成了长征。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共军史、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将台堡作为红军长征最后结束地，中共中央已将10月22日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日”。为缅怀革命先烈，加强民族团结，199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西吉县正在修建的纪念碑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碑名。这首题词镌刻在雕有3尊红军头像、象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巨型花岗岩纪念碑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对参加过将台堡会师的红军将士革命功绩的重大褒扬，也是对曾为红军在穆斯林聚居地区实现最后胜利会师提供各种支援帮助的回汉各族人民的热情鼓励。
早在1936年8月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共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李富春即至同心协助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回民自治政府人选。10月初，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通电》。10月20日，上述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开幕，同心附近地区的各界人士和代表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回民代表为主体，有120多人。会上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和《土地条例》，选举产生马和福(回族)为主席，李存德(回族)为副主席。马青年(回族、红军代表)任军事部长，李振华(回族)任文化宣传委员，周生录(回族)任粮食没收委员，杨金朝(回族)任保卫委员，白生彩(回族)任财政委员。大会启用了刻有镰刀斧头图案和阿拉伯文、汉文两种字样的政府印章。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而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筹备、成立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更为完整而具体的伊斯兰教政策和解决回回民族问题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三)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对穆斯林挑拨离间的分裂阴谋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破坏中国回汉关系，利用干预伊斯兰教事务，制造穆斯林内部分裂的企图与手段，本书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是由于这种外来侵略势力影响较大并长期存在，因而促使中国共产党更为认真地对待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问题。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于1935年12月发布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和1936年5月发布的《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在述及民族关系时，都把它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政策联系起来。这一点不仅与当时日本的侵略已扩大到华北这一情况有关，而且同中国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中枢机构已经转移到陕北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解决西北民族宗教问题已同保卫陕甘宁根据地这一切实的课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国外学者曾认为：“在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特意向内蒙古、回族这两个民族发出呼吁，同以上中共直接面临着的紧迫情况不可分割。对于中共来说，这时期的民族问题也还是‘边政’问题，并且是直接面临的问题。”（［日］安井三吉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日］池田诚，编着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也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共中央曾于“1936年年中，设置了以蒙古和回族为主要对象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1937年7月这两个委员会因设置新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高岗)而废止。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新的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日］安井三吉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日］池田诚，编着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对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问题的具体政策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