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未入关之前，于崇德三年禁止妇女缠足，成功了，此后，有清一代满族妇女，都无此俗。入关后，顺治二年、康熙三年，两次禁止缠足，没有成功。地方政府，所下有关风俗的行政法令就更多了。赵翼在当广西镇安府知府的时候，曾下令变当地的婚俗。其《檐曝杂记》卷三云：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嫁时夫妇异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邻妪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但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按：指交男友)也。大抵廿四五岁之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到廿四五岁后，则嬉游之性已退，愿成家室，于是夫妇始同处。以故恩意多不笃。偶因反目，辄至离异。皆由于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
清朝王渔洋《池北偶谈》
卷四载江宁巡抚汤斌禁吴地上方山祭祀五通神之俗。软的一手，如祭祀、加封某些神灵，利用百姓的神灵信仰来巩固其统治。此法历代封建统治者皆行之。
第二，因政治原因，民间自发形成、改变或取消某些民俗。这又有两种情况：(1）纪念某些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如清人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实以此纪念崇祯帝之死，盖始自清初明遗民(清朝王嘉桢《在野迩言》卷七)。又有以清明戴柳纪念黄巢起义的传说。
许多政治人物死后，后人立祠祭之，如关羽、岳飞等就是。(2）某些政治制度下形成的相应民俗，随该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消亡而消亡。如民间许多祝科第之俗，如“五子登科”的图案等，已随科举制度之消亡而消亡，或仅存普通的祝吉意义。“科”都取消了，还如何“登”？又沈云《盛湖竹枝词》云：“入民国后，旧婚礼既废，民间无所适从，于是迎娶有用军乐队杂以鼓吹一部，仍鸣锣喝道者。男子幅巾便衣，间或着礼服，女子红衫绯裙，梳东洋髻，或扎小头面。戴蓝色眼镜。结婚仪式极简略，草草数分钟，事毕矣。”
三、宗教原因
宗教与民俗，有着双向作用。有些民俗事象是由宗教发生出来的，宗教又利用这些民俗事象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某一种宗教与传统文化不合，民俗也会抵制这种宗教的传播与发展。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并尊。传统民俗事象中，与佛道有关者，占极大比例。佛道对民俗的作用主要是：(1）民间以立祠、祭祀或其他形式，信仰佛道神灵。明朝吕及园《滇南竹枝词》有《三教堂》云：“释道风行儒不如，至人强拉住僧庐。”自注云：“堂中释居中，道居左，儒居右。”张光藻《龙江纪事七绝》云：“祖师庙舍创何人？孔圣肩随佛老身。边地不知儒教重，惜无人与说彝伦。”自注云：“城西南关帝庙殿东有室，塑三教像，如来居中，左老聃，右孔子，而以匠作医卜杂技之祖配，榜曰‘三教祖师’，不知始于何时。”云南与黑龙江，相隔万里，但都有这样的风俗。(2）立节，即许多节日风俗，与佛道有关。
如四月初八佛生日，见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宋朝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等。正月十九日燕九节纪念丘处机，见明朝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六、清朝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一等。二月十九观音生日，旧时天津有盛大的庆祝活动，见清朝张焘《津门杂记》卷中。
四月十四为神仙(吕洞宾)生日，见清朝蔡云《吴歈百绝》等。(3）许多民间礼仪中，充满了浓重的宗教气氛，丧礼尤甚。清朝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云：“竟宵钟鼓闹喧阗，花费许多佛事钱。定是法高能忏悔，酬他慷慨子孙贤。”自注云：“北京风俗，遇有丧事，接三做七出殡，无不延僧诵经放焰口，以超度亡灵。从前花费无多，现在行市大涨，直同买卖。凡饭食、镇坛交汤、红绿布、墩烛、钱粮、饽饽、香斗、老米、解结、散花、点心、台面、挑儿，以及双分衬钱，一切增加数倍。夜间施放瑜珈焰口，金铙法鼓，直到天明始止。不知亡者得此，果否超升？而丧主之钱，耗去已不资矣。感时者遂呼之曰：和尚戏。”(4）民间大量的故事传说，有宗教内容，宣扬宗教思想。八仙传说及佛教宣卷等，都是如此。
我国传统民俗，视基督教为异端。信基督教者，亦不信传统民俗中的一切神灵，不祭自己的祖先。民间行祭祀鬼神之礼，忌信基督教者参与，甚至观看。这是民俗对与它不合的宗教的排斥。
第五节民俗的社会功能
一、凝聚功能
文化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存在于同一种文化的人之中，民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具有凝聚力。
社会民俗的凝聚力，最为明显。社会民俗，能增强社会组织的凝聚力。自然组织(自然形成的组织，如家庭、亲族、宗族等和村落等)和超自然组织(不是自然形成的组织，如结义、帮会等)都有其礼仪、法规等民俗内容，这些民俗内容，都有利于增强其凝聚力。
信仰或崇拜同一个神灵的人们之间，具有凝聚力。如社神之祭祀，将祭同一社神的若干家庭凝聚起来。祭祀祖灵，加强了该祖各支子孙之间的凝聚力，扩而言之，对炎黄二帝的崇拜，也能增强炎黄子孙们的凝聚力。
二、历史功能
民俗的历史功能，首先表现为纪念功能。如供奉历史人物的祠宇，有纪念该历史人物的意义。元朝王逢《梧溪集》有《黄道婆祠》诗，自注云：“黄道婆，松(江)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以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赵如圭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然神灵观念的作用，这种纪念意义，往往被迷信、庸俗的实用性所代替。许多节日民俗，相传是为纪念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设，因而也具有纪念意义。
民俗的历史功能，其次表现为文献功能。民俗有“活化石”之称。如由现代婚礼中仍存在的“彩礼”，可以看到古代买卖婚姻的遗迹。从云南的阿注婚，可以看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过程。祠宇塑像、碑刻、家谱等，无不具有文献功能。
三、教育功能
在民俗的作用下，人会潜移默化，其思想、品格以至于气质等，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变化。这就是民俗的教育功能。
体现着道德准则的民俗，教育功能尤为明显。民间信奉的若干鬼神，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如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等。人们信奉他们，就必然受他们所代表的道德观念的教育。统治者常利用民俗的教育功能巩固其统治。人民也往往树立代表自己道德观念的偶像，教育世人，如梁山好汉有庙祠者。
四、实用功能
民俗的实用功能，指它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生产、生活所能起到的较直接的作用。
社会民俗中的礼仪惯制等，常被称为习惯法，它具有类似法律的作用，或可补法律之不足，封建时代尤其如此。行过冠礼，即算成人；行过聘礼，婚约告成；行过婚礼，婚姻告成。财产继承，也按习惯法。
法律也尊重民俗中的习惯法。如《大清律例》中规定，开棺问罪，但明确规定：“依礼迁葬者除外。”古代法律，保护婚约。婚约以什么为依据？以女方是否接受男方的彩礼为依据。女方接受男方的彩礼，这是民俗，但法律承认它标志婚约成立的作用。古代法律，也与现代法律一样，保护婚姻。古时候没有结婚登记这一说，一对男女是不是合法夫妻，就看他们有没有行婚礼。哪怕是最简单的婚礼，仅仅是拜过天地，一对未婚男女这样做了，就是合法的夫妻了，否则，他们就不是合法的夫妻。婚礼是民俗，拜天地是民俗，但在那时实际上就起了法律的作用。封建时代，即使一些民俗与法律相抵触，但在民间，它还是不失为习惯法，得到社会的承认。随着法律的完善，民俗习惯法的作用渐趋减弱，乃至消失。
民俗中带有科学性的部分，也具有实用功能。如许多预测气象或农作物收成的民俗，有的虽然披着神秘的外衣，但往往灵验。
民俗的实用功能，还表现为某些民俗的广告功能。如商标、商店的名称，商店的装饰等，都有广告功能。如清朝诗人吴锡麒《壶卢学士歌》自注云：“酒家造酒标子，用大壶卢为身，上塑头面，饰以冠巾，号曰壶卢学士。”有关某些土特产的传说，其实也是广告。
五、娱乐功能
民俗的娱乐功能，最集中地体现在节日、婚礼等带有喜庆色彩的民俗中。宋人张鉴《赏心乐事》，就是将一年中节日风俗罗列出来。又闹新房之俗，汉代就有之。《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云：“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沈云《盛泽竹枝词》云民国初年吴江闹新房：“有曰闹房者，无论行辈之长幼，与亲朋之远近，蜂拥入房，牵帏披帐，翻衾搜枕，一唱百和，欢声雷动，设新人畏避不见客，便闹之不已。”
祭祀之俗，也常体现出娱乐功能。一是祭祀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便是娱乐。如古蜡祭，苏东坡即以为是戏剧表演。《东坡志林》卷二载：“八蜡（八蜡：古代于腊月祭祀八种跟农事有关的神灵。例如对付野猪的老虎、对付田鼠的猫、管理昆虫的虫王等。），三代（夏商周）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尸，此指打扮成受祭之神受祭的人。），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表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盖为是也。”二是祭祀享神娱神，实乃祭祀者自享自娱。汉朝刘安《淮南子·精神训》：“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汉书·郊社志》：“今者民间祠尚鼓乐舞。”三是祭祀有时为娱乐创造了条件。如祭赛某大神，游人毕集，纵情游乐。甚至祭祀祖先，如扫墓等，也可成为娱乐的机会，古已如此。
至于游艺、竞技、博戏(赌博一类的竞技)等民俗，则本身就是娱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