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4月，中国问题工作分别召开了第六、第七次工作组会议，中国代表团阐述了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的问题，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这两次会议就综合文件中的中国外贸制度进行了首次评估和最终评估工作。第七次会议上还商定了第八次会议商谈中国“复关”议定书，对中国恢复议定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般辩论，实质性地讨论了中国“复关”条件。
这一阶段的“复关”谈判之所以进展顺利是因为这一时期美欧对我“复关”谈判的关心和要价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透明度与统一实施、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和选择性保障条款等5个中心问题。这种要价的内容和范围不仅少而窄，而且涉及的问题也大都是关于我贸易管理体制方面的，未全面触及我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为了促进“复关”谈判快速进行，加强国内协调工作，国务院成立了总协定部际协调小组，外经贸部相应成立了部内协调小组。
3.1989年6月～1992年l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的“复关”谈判陷入了停顿。
1989年6月以后，由于北京政治风波，原定于1989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八次中国问题工作组会议被无限期推迟。虽然这期间召开过两次中国问题工作组会议，但均为象征性的例会，中国的“复关”谈判事实上陷入了停顿。这一停顿，表面上看是工作程序问题，是对中国进行的治理整顿持有偏见，并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实际上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把暂时不让中国“复关”作为其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复关”谈判涉及双边磋商和以日内瓦工作组会议形式进行的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入停顿，而且还危及到我“复关”谈判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
1989年11月，中国向GAT1，提交的“关于中国外贸制度的补充文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观点：改革开放经《宪法》确定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由于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更由于某些缔约方的偏见，上述观点未被接受。中国虽自1988年6月逐步参加了“乌拉圭回合”全部15个议题的谈判，但“复关”谈判一再受阻和被搁置，影响了中国在多边体系内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990年1月，中国问题工作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7月份草拟中国“复关”议定书。美国、欧盟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持保留态度，并对中国的价格体系、进口许可证制度、进出口年度计划和透明度等问题极为关心。它们认为应对中国所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予以慎重考虑。美国要求中国外贸政策与关税实现统一性，在外贸制度方面具有透明度；取消不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定的非关税壁垒；拟定价格体系改革的时间表；在价格改革完成之前接受选择性保障条款等。欧盟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及正在进行的改革相当关注，也要求中国接受选择性保障条款。
4.1992年2月～1995年11月，“复关”谈判重新启动并进人权利与义务敲定的实质性谈判和最后攻坚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而引发的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十四大的召开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建立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并相应地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步骤。这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为及早结束我国“复关”谈判本应提供了契机，但由于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国际形势和“乌拉圭回合”形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生效在即，中美三个备忘录的相继签署和人权与贸易关系的脱钩，美国对我贸易政策中唯一可以向中国施压的杠杆就是中国的“复关”问题。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缔约方对我“复关”谈判采取了“滚动式”要价，扩大了“复关”谈判的范围，无视我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状况，要求承担发达国家在总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
1993年3月，在中美双边磋商中，中方着重表明，1992年中美签署的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已基本满足了美方1989年提出的5点要求。在与欧盟的接触中发现，欧盟对中国出口潜力的担心，因而其仍然要求中国接受选择性保障条款。
1994年6月～7月，在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上，主要缔约方认为除关税以外，仍有贸易法规条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需要解决。面对主要缔约国的要价，中国认为应提出一个合理的、平衡的、可作为谈判基础的议定书草案，其中不能剥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成员的任何权利，不能使中国的权利和义务失衡。
1994年，中国“复关”进程又呈现出若干积极迹象，最突出的是克林顿宣布美国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使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为早日结束谈判，中国在1994年8月向缔约方递交了一份包括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3个减让表在内的一揽子方案，对中国在“乌拉圭回合”中的出价又作出了实质性减让。但由于某些大国缺乏政治诚意，仍坚持过高的无理要价。对此，中国于1994年11月28日及时明智地作出了“1994年底为结束中国”“复关”实质性谈判的最后期限的重大决定，以促动主要缔约方丢掉幻想，要价适可而止，对我“复关”谈判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GATT总干事萨瑟兰表示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一政治决定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并呼吁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必须显示出最大的灵活性，以解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但主要缔约方仍然坚持过高的要价，致使中国“复关”最积极地努力失败了。
5.1995年11月开始，中国从“复关”转入加入WTO谈判。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并运行，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1995年11月，中国“复关”谈判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
根据WTO规定，成为该组织成员的资格是：一是在1995年1月1日前为GATT缔约方；二是在“乌拉圭回合”市场准入谈判中已做出具体减让，而且这种减让义务承诺经批准后成为“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减让义务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在1995年1月1日前没有结束“复关”谈判，无法自然而然地成为WTO的成员。
1994年4月15日，GATT“乌拉圭回合”最后一次会议发表的《马拉喀什宣言》宣告了旷日持久而且影响深远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式结束。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并与124个“乌拉圭回合”的全部参加者一道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成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实际创造者。
1995年7月1日，WTO接受中国为其观察员。1996年3月20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1997年3月，中国代表团应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邀请，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次工作组会议。
中国“复关”转为“入世”后，在努力做好国内事情的同时，重点开展中国“入世”的双边磋商谈判。随着江主席成功访美，中国“入世”的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WTO中国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后，中间经过1997年12月5日第六次工作组会议，至同年12月底，中国代表团与37个成员举行了双边市场准入磋商，同20多个成员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同7个成员签署了有关协议。这些成果既可构成中国“入世”谈判的一部分，又可积极推动多边谈判。1998年4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七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在日内瓦结束，工作组主席发表声明，称中国提出的一揽子降低关税方案得到工作组成员的普遍欢迎，谈判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1999年朱镕基总理的美国之行，大大推动了中国“入世”的进程。11月15日下午3点50分，中美经过艰苦而漫长的一谈判，终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扫清了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随后，又与加拿大、欧盟等相继签署了双边协议。2001年6月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会议主席石广生与WTO总干事迈克·穆尔举行了友好和坦诚的会谈。石广生指出，在过去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中，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是一致的、积极的，中国“入世”问题的立场和原则从未改变，即：中国必须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各方都应认识到，拖延中国“入世”时间，就是推迟中国履行在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中所作出的具体承诺，这对各国商界都是一个损失，中国早日“入世”符合各方利益。此外，石广生还介绍了中国对世贸组织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所持的立场和态度。穆尔表示，希望中国在2001年11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前加入世贸组织。
2001年6月9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两国在中国“入世”的农业补贴以及其他一些遗留问题上达成了最终的一致。这个突破代表着中国“入世”多边谈判的最后障碍已经被扫清。长期以来，中美在中国以何种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应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并因此享受10%的农产品补贴。中美双方于6月9日就农业补贴问题达成一致，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如果中美协议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认可，中国很可能将在11月卡塔尔全球贸易部长会议前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协议“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佐里克称：“这个协议可以帮助我们和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共同努力，在今年完成中国入世的工作。同时，这个协议还为今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谈判提供了动力。”至此，中国已同除墨西哥以外的所有世贸组织成员达成了双边协议。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访问北京，他表示希望尽快同中方达成一协议目前，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进程已基本结束，多边程序已经启动，中国正进行加入WTO的各项准备工作，WTO的大门正向我们打开，十几年的梦想即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