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虽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但兴学重教之风历久不衰。1912年，民国肇始，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县府设立专管教育的科室，私塾改为公办学校，各区、堡增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到1933年卫、宁分治（由原中卫县划分为中卫、中宁两个县），中卫仍有高小10所，当年毕业学生100多人。因本地无中学，历届高小毕业生，只有极少数家庭优裕者到银川、兰州等地升学，绝大多数则毕业即失学。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成为中卫人民的共同心愿。
早在1927年，中卫时属甘肃省，省府为筹集军饷，下令变卖军产，将位于县城东大街废置已久的副将署（协台衙门），卖给了天主教，中卫地方民众尚不知此事。大家认为废置副将署的位置，正是盖中学的好处所，便推举县城名绅刘佩黻等向县长转达民愿。县长吴福申很为难地回答：“盖学校是好事，但县衙已经以2800元卖给了天主教，并上报了省府。若撕毁卖契，对省府、洋人都不好交代。”地方人士听说衙门已卖给洋人盖教堂，非常不满。几经交涉，县长答应将此事上报，由省府批示决定。不久批示下达，批准衙门留给地方盖学校，但应交足原卖价。县长立即向地方传达了批示，强调向洋人缴足原价，才能收回卖契。
资金筹集采用捐款的办法。牵头的地方人士中，有举人、贡生、落第生员、小学教员以及热心公益的士绅等，他们分头奔走，向商会、店铺、行会、寺庙主持等各界人士劝捐。大家听说捐款是用来盖学校，纷纷慷慨解囊，如期凑足2800元，退还给了洋人。天主教神父葛天民无话可说，后经县府协助，另买地盖了教堂。
中卫县府即刻向省府申请批准建立中学。但由于随后宁夏建省、地方政局动荡、省主席频频易人等原因，直到1931年，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时，才根据中卫县的再度申请，批准在当年中卫征收的“烟亩罚款”（大烟税）中加征办学校费用以建校。县长柴成霖拨给建校费2万元，9月派教育科长莫增隆负责盖学校。次年冬，一座造型新颖的学校，屹立在中卫东大街（今世和高层楼房位置），有礼堂、教室、宿舍、灶房等共62间，占地1040平方米。
1932年11月11日，宁夏省政府下文，将新建学校命名为“宁夏省立第二中学”，县教育科长莫增隆兼任校长。这是宁夏除省会银川外第一所在外县设立的中学，中卫人为之引以自豪。次年春，经过考试，择优录取了中卫、中宁、同心、靖远等县的应届高小毕业生46名，3月1日举行学校落成和开学典礼，应邀或闻讯来庆贺者数千人，成为全县人人皆知的一次盛会。
学校教职工均由本县就地解决，教导主任张凤池，教员孙常山、宋兴儒、李雪斋等，都是从小教中挑选来的优秀教员，虽学历不高，但教学多年，经验丰富，尚能胜任中教教学工作。
9月，“根据部章”改校名为“宁夏省立中卫初级中学”，经费仍由教育厅拨给。新任教育科长王寿同接替莫增隆兼校长。1934年春，北平民国大学毕业的贺自政任校长；1935年春，留日学生孙俭任校长，郭冠军、雷启霖等大学生同来任教，师资力量有所加强。同时招收第二届孟长有等50名学生。因奉命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所招新生为预备班，下学期转正式班。原二年级亦顺延半年毕业。
暑假之后，贺自政第二次任校长，聘来教师黄执中、刘健珍等，又调整了部分职员。学生会也积极开展体育等活动，评选优秀学生，按月发给3~9元奖学金，学校一片新气象。
1936年，张济美（字凤池）任校长，聘潘钟林教体育。潘是地下共产党员，原在北京上学，1933年借回中卫暂住的机会，主动给应理小学五年级教英语。他家在黑马闸（今文昌镇蔡桥村），星期日不少学生到他家做客，谈论国事、县政。他利用上课及其他可利用的机会，讲述中国革命形势和前途，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成为不少学生最敬仰的老师、知心朋友。
6月，第一届初中学生到银川参加毕业会考，19人领到毕业证书，占应考人数的60%。
是年，西征红军解放盐池、同心、海原广大地区，到达中卫三眼井一带。马鸿逵害怕知识分子被赤化，在银川成立全省“中小学教师暑假训练团”，命令全省中小学提前放假，中学的学生、教职员、小学教师，一律到“暑训团”受训；中卫初中没来得及期考，师生亦去参加。
“暑训团”于6月16日开始。全团编为4个分队（连），再编为排、班，班排连长都是从军队中挑选的优秀军官，整天以军训为主，早晚均有精神训话。团规很严，稍不小心，就会挨军棍、坐禁闭、饿饭等，每天都有受处罚的人。还专门对中小学教员进行审查，稍有怀疑，即被关押，中卫中学教师潘钟林、小学教员温曷言等被抓押，弄得人人自危。
训练团历时88天，直到红军向东开去，才于9月3日解散。卫中的师生回到学校即开学。此时，曾给金日成当过老师的尚钺（化名尚健庵），由东北辗转经银川来到中卫初中教历史，他是继潘钟林后来校的又一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讲授历史，借古喻今；讲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必要性，言简意赅，像一股股暖泉浇灌学生幼稚的心田；讲述东北沦陷、人民被蹂躏，慷慨陈词，感情悲痛。这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增加了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学生们感到尚老师的言谈举止，流露着一种激情，一种上进精神，他们都乐于接近他，诚挚地爱戴他。尚老师在校不到一年，便引起蓝衣社分子的注意。当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学生依依难舍，纷纷邀请合影。和学生会主席樊维润等照相时，他叫大家先抓乱头发。问其故，答曰：“我国内忧外患重重，形同乱发；我们应似不忘理发一样不忘雪耻建国。”和孟长有、姚怀廉等照相后在相片上题词：“青年的弟弟们，我们的道路只有审思明辨而不挠的前进。”
同尚老师正好相反的是军训教官马卫民。他是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教导团的第二期学生，曾是“暑训团”的分队长，该团解散后，被派来做中卫初中的军训教官。他管学生极严，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打军棍。学生从不接近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Robber”（土匪），背后学生皆呼此名，有的教师当面也呼此名。
秋叶纷纷落地的时节，传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要抓学兵了！马鸿逵年年抓兵，一旦被送进兵营，犹如进了地狱，衣服褴褛，饮食粗劣，操练紧张，丧失自由，受尽非人虐待。学生听到这一“噩耗”，谈虎色变，终日惶惶，哪还有心思上课，有的竟不到学校了。好心的校长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堂堂省主席，绝不干摧残教育的事，“抓学兵”纯属谣言。他找来学生会干部、各班班长，布置分头辟谣。然而，谣越辟风头越紧，不到校的学生继续增加，校长便集合学生训话：“我以人格和名誉担保，若有一个学生被抓兵，我就不干校长了。”校长信誓旦旦，可抓学兵的公文真的下达到了县政府。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学生逃出学校，连学生会主席也带着几个人到香山周焕文家躲避。
县政府派人带着抓兵的公文到学校，命令立刻执行。校长一见公文，又气又恼，面红耳赤，半晌说不出话来。此事只好由马卫民执行，他紧急集合学生，提高嗓门喊：“马主席兵多官少，最缺带兵的；现在要我校学生到他的教导团接受军官训练……”谁还有心思听下去，站在前面的小个男生、女生已经大哭。马卫民骂道：“窝囊废，号什么？不够16岁的、女的，主席还不要哩！”队伍已经大乱，有人即刻把学生驱进礼堂，又有人给灌了些“米汤”，遂由军警押往银川。在逃的，造册交县政府追办，还抓来家长，令限期交出学生；若不交，罚滩羊皮筒子五件，现大洋500元。赵昌、冯维藩等家缴不起款，又受不住酷刑，只得送子入火坑。高建权、杜生荣等家忍痛缴了罚钱、罚物，才免被征。这次全校共被抓去王俊义等34人，均编入教导团第6期。此期学员不准外出不准回家，丧失自由，四年多后结业，均安排为连部军佐，负责士兵的识字等工作。
北风凛冽的冬季，通告开学，但三年级无人到校，其他年级的怕以后还抓兵多不敢来。又传说马上抓女兵，女学生也不敢来了，到校学生不到10人。有的教师已离校，只有黄振华、孙常山等数人，师生共围在火炉四周上课。教育厅决定将学校改为师范，但校长卧病在家，校务瘫痪，新年一过即放寒假。
中卫初级中学创建5年，7易校长，3次因故未进行期考；第二届只读了两年半，没来得及毕业即自行解散。
1938年春，李天斗任校长，学校改为“宁夏省立中卫简易师范学校”（以下称中卫简师或简师），在校学生一律转为师范生，学制4年。经费仍由教育厅拨给，月支1326元。停上英语，加授教育学、心理学等，没有课本，只好油印。每月每个学生发给津贴5.5元，并供给课本。课本用毕，必须交还，再发给新生。到校学生30多人，编为简一、简二两个班。暑假又招新生一班50人，在校学生一、二、三年级共80人左右。奉命改学生会为“学生抗战后方服务团”，每周轮派学生到柔远集市或庙会宣传抗日，对鼓动全社会团结抗日，培养学生社会工作能力有很大作用。
原初三学生孟长有、姚怀廉等，逃脱了抓兵，辗转到银川，经时任宁夏中学教师的潘钟林帮助，插入宁中初三，潘并把他们介绍给银川地下党组织。暑假毕业，党组织推荐他们到延安入了抗大。同去的还有卫中的同学刘大明、李芳荣等，他们是较早参加革命的中卫人。
是年秋冬之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银川，几乎每天都发防空警报，学生“跑防空”，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只好将宁夏中学、宁夏师范迁到中卫，同中卫简师联合为一个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