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卫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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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革命风吹拂中卫,孟长有英勇就义(2)

1941年,为了对付马鸿逵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边区党委和三边地委陆续派人前来宁夏各地开展党的工作,8月,三边385旅8团联络科派樊实效到中宁、中卫搜集政治、军事情报,进行地下工作。樊在中宁开了个鞋铺,以做鞋、修鞋为掩护,以送鞋为由,设法接触地方官员和士绅。接上级党组织指示,樊又加入了哥老会,以袍哥组织掩护交往活动。为刺探敌军情报,他还利用打麻将有意识的和国民党军、警、特、宪人员接触,有时故意输钱。如和马鸿宾的女婿沙明义——军需处粮秣科科长玩,从来不赢。次数多了,沙不仅客气,而且无话不谈,樊从中了解到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有时又一个劲的赢,如和公安局管户籍的张某玩,不仅把张某带的钱全部赢光,而且还让张某欠了自己200多元。事后请张下馆子,与张套近乎,欠的钱也不要了。张某很感激,当场答应给樊帮忙。后来,樊的“表弟”卜自珍的身份证就是张给办的。其实,卜自珍的真实身份是三边地委派去的又一位协助樊实效开展工作的地下情报人员,樊实效站住脚后,从中卫、中宁党政机关,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上报了三边地委。

1946年6月,在兰州上学的中卫青年何致公,受革命思想教育和形势影响,毅然离开学校到北京,接受党的培训后随军南下,投入解放战争。广西来宾县解放后留在地方工作,在赴任职途中遭土匪袭击,为掩护同行的干部、学生、商人,与土匪展开激烈枪战,不幸中弹牺牲。

1949年4月,为解放中卫做准备,中共甘肃省委派地下党员梁应杰来中卫搜集军事情报。活动期间,先后发展梁提多、张有德为中共党员。

在为革命牺牲的众多革命烈士中,孟长有是杰出代表之一。

孟长有,中卫柔远乡(今柔远镇)孟家庄子人,1916年农历二月初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孟学义排行老五,为人忠厚,乐于主持公道,抨邪扶正,很受乡民尊重;又因他读过几年私塾,在乡间算是有文化的人,常为邻舍代写书信、契约,被周围群众尊为“孟五先生”。幼年的孟长有在这样一个家庭熏陶下,怀着一颗天真无邪的心在柔远文昌宫上初小,在县城应理学校上高小,后又考入中卫初级中学。他学习勤奋,从小学到初中,各课成绩都很优秀,同时,爱好广。他喜欢诗文、长书法、爱唱歌、爱打球,同学、老师都很喜欢他,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欢乐与幸福。

但是,冷酷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刺痛着这颗无邪心灵。在家乡柔远堡,一个保长就可以横行乡里,保丁跟在屁股后面狐假虎威,今天抓兵,明天要粮,多少人家被吊打,多少青壮年被抓兵,长有每听到一次,见到一次,心中就埋藏下一股无名的怒火。他家的家景虽然还过得去,但因父亲同情穷人,主持公道,却成了保长、恶霸的眼中钉、出气筒。每次差事,给他家都多派,父亲讲理,反遭辱骂,交的迟了,保长就上门威逼,到后来,以至不得不典当祖遗田产。

长有的中学阶段是在一个隐蔽的传播革命思想的环境中度过的。当时的中卫中学汇集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尚钺(又名尚健庵)、潘钟林以及进步教师雷启霖等先后在此任教,他们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利用课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鲁迅、高尔基等的着作和进步书刊,启发他们认识社会,引导他们奋发向上,走革命道路。孟长有受革命思想的启迪,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进步活动,团结贫困同学,揭露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补助的行为,进行抗兵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革命的种子在他心里开始孕育。

1937年秋,孟长有于中卫初中毕业,转入宁夏中学高中班。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党的活动有基础的宁夏中学和宁夏实验小学成了全省宣传抗日、开展革命活动的策源地。许多有志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倾向革命,团结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围。孟长有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参加“读书会”,参加“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活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之中。这一时期,埋藏在他心中的革命种子已经发芽、生根,革命的人生道路已经确立。

1938年7月,根据上级组织保存宁夏革命的有生力量和培养武装游击骨干的指示,中共宁夏工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和被敌特监视的地下党员到延安培训。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亲自会见孟长有、姚怀廉,传达组织的决定。延安是孟长有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革命前辈的介绍,早在他心底留下美好的憧憬,现在快要成为现实,他怎能不兴奋?他和姚怀廉迅速离开省城,回到家乡邀约了学友刘大明、李芳荣,按照党组织提供的路线,闯边卡、过哨所,奔向延安。革命的烈火在胸中燃烧,路途的劳累、危险早已抛在脑后。他们先到定边,后经组织护送到达延安。

孟长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洛川大队二支队学习,聆听了毛主席给抗大师生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关于全国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学军事、学政治,生活虽然艰苦,但磨炼了意志,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进步很快,1939年秋,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入党后,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举办的党务培训班学习,通过培训,他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革命事业必然成功的信心。是年冬,随着形势的变化,组织上派孟长有和其他宁夏同志回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回宁后,孟长有先以中宁县地政局石空派出所录事作掩护,但立足未稳就被卫宁同三县特派员怀疑而解雇。1940年初,经亲友介绍,孟长有到同心县喊叫水海如小学任教。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山区小学,他不怕生活艰苦,待遇低微,用教师的合法身份,在讲堂、课外向学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述日军侵略罪行和红军战士为革命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的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他还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带领学生自编思想性、宣传性较强的文艺节目,在校内外演唱,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在喊叫水一带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一些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海如小学,他还协助进步校长李仕林改革教学体制,建立新校规,抵制国民党的党团在学校活动。一时间,海如小学一改陈规陋习,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1940年4月中旬,宁夏地下党工委书记崔景岳和党员杜琳在银川被捕,审讯中杜琳供出了一些关系,致使一些党员被捕,在中宁敌人逮捕了姚怀廉、王世同、江生玉。江生玉叛变,将工委书记崔景岳写给延安、让他在“半月内必须动身”送达延安边区的秘密报告供出,这份报告非常重要,涉及宁夏工委人员、组织、党的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案情迥然扩大。孟长有在同心海如小学被捕,还有许多地下党员在平罗、惠农、吴忠被捕。这一案敌人共逮捕34人,其中中共党员16人,宁夏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敌人对被捕者实施各种残酷的刑法审讯,尤其对崔景岳、孟长有及革命青年陈选民动用了各种酷刑。孟长有经受了国民党宁夏军警特务头子马孝贤多次严刑审讯,抽皮鞭、揭背花、坐老虎凳、穿竹签、灌辣椒水,惨无人道的酷刑把孟长有摧残的遍体鳞伤,但孟长有始终坚贞不屈,以崔景岳为榜样,横眉冷对,以坚强的毅力抗住了敌人的种种酷刑,丝毫没有透露党组织和人员的丝毫机密。敌人恼羞成怒,给孟长有砸上沉重的脚镣、手铐,把他与宁夏共产党第一号人物崔景岳关押在一起。

敌人用威胁、利诱、欺骗等各种卑劣手段,对被捕者进行分化瓦解,还强迫写“悔过书”、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个别软骨头照办了,但遭到崔景岳、孟长有等多数同志的严厉痛斥和坚定的拒绝。敌人对孟长有严刑逼供、软硬兼施都达不到目的,便将孟长有的父亲从中卫找去,对其父亲又封官许愿又威逼引诱,企图让孟父以亲情软化孟长有。孟长有的父母思念儿子心切,父亲看到遍体鳞伤的儿子心如刀绞,劝儿子在“悔过书”上签字,说他们说了,你还年轻,很有前途,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字,他们就可以把你放出去。你的妻子赵凤英在家里非常思念你,你虽然结婚三天就离开了家,但她一直在等你。(其妻赵凤英,娘家东园镇沙渠村,孟长有牺牲后,改嫁到今柔远镇刘台村4队,20世纪90年代末去世。)孟长有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他对仁慈的父亲说“我参加抗日是无罪的,合乎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向父亲讲解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自己有幸投身到这个光荣的组织之中,怎么能背叛她,写“悔过书”、签字就是叛变、投降,儿女私情更不能损害这个大节。孟长有的坚定意志启发了父亲,大大鼓舞了狱中的其他同志。崔景岳在狱中用化名写给贾拓夫、高岗的信中说:“……现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有抗大生门光有(孟长有)、怪物(白玉光)、王博和我四人。”1940年12月,在崔景岳的主持下,由崔景岳、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5人组成狱中党支部,在狱中开展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签反党宣言,开展狱中斗争。

敌人软硬兼施丝毫不能动摇崔景岳、孟长有的坚定信念,终于露出了凶残面目,1941年4月17日深夜,孟长有和宁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景岳、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被马鸿逵活埋在银川城隍庙后。在离开囚室时,崔景岳脱下身上穿的棉袍,孟长有脱下身上穿的一件自制毛衣,留给难友御寒,崔景岳还给难友留下了眼镜、钢笔,以表示和同志们至死不渝的友情,并鼓励他们和敌人斗争到底。孟长有时年24岁。烈士离开人间已过半个世纪,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活在宁夏人民心中。

这里尚需提及的是中卫人士张凤池,他是继刘端甫之后,堪称卫地最早的教育革新者之一。先后任职中卫县应理小学校长、中卫县初级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曾任宁夏教育厅长,对中卫县的早期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贡献。据其学生刘景星(兰州大学教授)临终前撰文回忆:“前任校长张凤池老师,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应用文。他对国语、英文、数学等课程皆擅长,善于言谈,长于交往,讲起课来旁征博引,非常动听,颇受同学们欢迎。”他自己曾多次告诫同事:“误人家子弟,如杀人父兄。”

有资料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下文征集县志。宁夏省政府于同年12月发出训令,指示各县保存补修县志,如人力财力困难,应对有关志乘的各方面材料,特别选择保存,以备将来之需要。因张凤池古文、文学功底深厚,他和中卫大儒刘佩黻、张晟曾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卫县志》,因时局动乱而停。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张凤池因涉嫌“秘告孟长有烈士”一案,于同年6月23日错判处死,时年52岁。1983年12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以“属错杀,应于平反”纠正其原判结论(参见〔83〕宁法刑再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