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初，正值金秋季节，满山遍野的糜谷即将收割完毕，一位商贩模样的壮年汉子趁黑来到海原县兴仁堡小寨柯（兴仁堡位于中卫香山南麓，与中卫三眼井相连），进了刘安国家的院子。
油灯下，刘安国认出来者是在国民党王子元旅干过的张洪儒，喜出望外。那时牛化东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在王子元旅当团长，刘安国带领的地方武装被收编，在牛手下当连长。刘与张当时已成为过从甚密的朋友。此刻，刘安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海原县政府加紧反共宣传，扩充自卫队民团，在要道、隘口设岗盘查行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洪儒的到来肯定与重大活动有关，他谨慎地招待张洪儒。张洪儒向刘安国介绍了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另外两支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即将过来，与陕北红军会合，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挽救中华民族。
他说：有爱国热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支持红军，为支持抗日、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贡献力量。现在红军西征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同心、固原一带，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迎接红军的到来。同时张洪儒就刘安国过去支持革命转告了党组织的感谢。听了张洪儒热情洋溢的介绍和鼓励，刘安国非常激动，自己过去许多行为都是出于反抗压迫不得以之举，一些大事得到过共产党人的支持，当时还只当作侠肝义胆的朋友之间无私慷慨，现在才明白除朋友间的情感外，自己的活动竟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事业连在一起。他当即表示：“我手下这些弟兄交给共产党，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刘安国铿锵激昂的话语，凝重严肃的表情，使张洪儒放心了，他完全信任这位饱经岁月风霜的山里汉子。他说，我们现在要立即与红军接头，把国民党军队在海原的部署情况告诉红军，同时把现有人员秘密集中起来，做好行动准备，按照红军进军方向和时间进行配合。
一股6人的小队伍连夜出发了，张洪儒带队，其余5人是刘进忠、张治堂、李太平、沈家娃、孟货郎。刘进忠是刘安国的次子，枪法很好，胆大心细，为人处事酷似其父。其余四人都是刘信赖的可靠之人。为防止路上遇到敌军、民团阻拦，凡去之人都带上枪支。刘安国还将自己心爱的驳壳枪交给张洪儒。一行6人夜行昼伏，凭着道路的熟悉，尽走羊肠捷径小道，绕过关隘卡口，在同心杨老庄遇上红军骑兵队。张洪儒向骑兵队李队长汇报了此行任务，经研究，为争取时间，由张洪儒带领兴仁堡的人员迅速返回，着手迎接红军大部队的准备工作，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摸清土豪劣绅家底，特别是粮食储备情况，做好供应红军大部队军需准备，设粮台、草店。张洪儒的汇报，由李队长向上级转告。
一行6人经红军骑兵队热情接待后，返回了兴仁堡小寨柯，把红军李队长交付的任务向刘安国做了汇报。
刘安国兴奋异常，多年来小心谨慎应对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许多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干一场了。他把过去跟他干过的穷兄弟召集到一起，由张洪儒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穷人翻身解放的道理，研究确定了七个大户土豪名单，有拓寨的吴家、北疙瘩的万家、谢家寨的张家、旧庄窝窝的冯家等，并分配了到穷苦人家发展游击队员，了解土豪劣绅的财富、枪支、武装人员等情况，特别是藏粮食的地方。
近几年，山区风调雨顺，粮食年年丰收，财主家的粮窖装得满满的。但粮窖都很秘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山区常闹年荒，闹土匪，即使有看家护院的财主家，掌握民团武装的土豪家，粮窖都很隐秘。刘安国向穷兄弟们交代：“过去你们跟着我东奔西跑，出生入死，根本原因是没有靠山，共产党、红军队伍就是我们的靠山。红军大部队一到要吃饭，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底子摸出来，不能让红军来了饿肚子。”
调查工作正在秘密进行，游击队人员也发展了。张治堂到兴仁堡找赵国治：“给你找了个吃饭的路子。”“干什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要过来了，穷人的好日子到了，跟上刘安国干走。”20出头的赵国治，身强力壮，每年给财主家拉长工、打短工，尚维持不了一家温饱，父亲多次到小寨柯刘安国家借粮借钱，有还上的，也有没还上的，刘家从不上门催要，对此，老父亲时刻记挂在心，感谢刘家恩德。此刻听到张治堂动员儿子跟上刘安国干，赵国治尚未来得及表态，老父亲抢先接上话头：“跟刘安国干，咱放心，就是送了命，咱老赵家也心甘情愿。”山里人重恩德，重情义，刘安国在老百姓心中威望高，影响大，游击队员很快发展到四五十人。
几天后，红军骑兵队李队长到了兴仁堡，红军大部队随后也到了，连日里由东向西行军，有的在兴仁堡住下了，有的开过去了，红军军团政治部就设在兴仁堡西十多里处的郝家集。李队长领张洪儒、刘安国、张治堂去政治部，见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宣传部部长黄镇。程政委、黄部长表扬了张洪儒近期工作，称赞了刘安国支持革命的行动，指出要公开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到来，宣传红军西征是为了抗日救国，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游击队。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土豪劣绅的情况，做好粮台、草店等部队给养供应工作，打土豪的事由红军部队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部（科）、连队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小组进行。游击队的工作由张洪儒具体安排。
红军西征的声威震撼卫海靖三县，中卫香山、海原兴仁川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土豪劣绅闻风鼠窜，没了踪影。广大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纷纷参加游击队，游击队迅速扩展到100多人，为便于组织，张洪儒将游击队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红军军团政治部颁发了“靖海卫游击大队”战旗，任命张洪儒为大队指导员，刘安国为大队长，中队长分别由刘玉贵等担任。为了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军团政治部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在郝家集进行了15天的军政训练，一些开明地主的私人武装也到郝家集，接受游击队的领导，参加了军政训练，训练后的游击队积极行动起来，东起兴仁堡，西到靖远白疙瘩六七十里地带，沿途都设有粮台、草店，路边村庄墙头上写满了大标语“实行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保护宗教自由”“反对抓壮丁”。整个兴仁川热火朝天，游击队员个个精神振奋，穷苦百姓兴高采烈。
征集粮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游击队员发动，已征集到一些粮食，但一些财主土豪听到红军来的消息，早已逃往别处，隐匿起来，土豪和大财主家的粮食一时难以搞到，按照游击队提供的线索，红军征粮小分队开始上门到土豪财主家征集。
9月上旬的一天，驻扎在靖远县小红沟的一支红军部队，派出30多人的小分队到香山深井村，围住财主张献寿的家院，叫张献寿交抗日救国捐，张献寿哭丧着脸，交出一些粮食、羊毛和几筐梨，应付说：“敝人徒有虚名，家景不宽，捉襟见肘，只有这些东西。”红军小分队一时无法，只好把梨分给村中围观的小孩，驮上交出的粮食、羊毛，离开深井村。在返回的路上找到了张献寿放牧的羊群和骡马，便向牧人讲清道理、留下条子，把羊只、骡马全部赶到小红山，把一部分羊宰了。这一来，张献寿着了慌，托游击队员说好话，交出不少粮食、大烟，才把其余羊只、骡马赎回去。其他一些财主、土豪，红军小分队去后，有的迫于形势，不得不交出粮食、羊只、银元、枪支，有些则躲藏起来，没了人影，红军小分队就按照游击队提供的线索，把他们的羊群、骡马赶走，迫使他们交出粮食、枪支。
拓寨柯的吴姓财主，是兴仁地区的大财主之一，人早已跑的不知去向。游击队从吴家一长工那里打听到吴财主把粮食窖挖在粮场附近的庄稼地里，这个粮食窖很大又非常隐蔽，窖上面可种粮食，四周通有气洞，人在窖上走，不知下面有窖，这个窖发现后取出了数百担粮食，这一发现，对游击队员鼓舞很大，他们继续找穷长工调查，又连续找到几个大财主的粮窖。
香山苦水沙河的惠守仁，梁家水园子的梁振邦都是较为开明的财主，在老百姓当中有一定威信，且又都有私人武装。刘安国亲自上门，给他们做工作，使他们消除顾虑，准备了粮食、羊只、鞋袜、枪支、子弹送到郝家集，欢迎红军，他们的行动受到黄镇部长的表扬。他们的私人武装被收编到游击队中，接受了红军的集中训练。
10月中旬，西征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分别于会宁县城、静宁将台堡会师（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集中。开始实施中央军委制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宁夏战役计划。红军各部逐级下达，张洪儒向游击队传达上级部署，北渡黄河，袭取中卫县城，进而向东挺进，占领整个宁夏。当前游击队的任务是准备渡河皮筏和了解敌方军事布置。刘安国派刘进忠、赵国治到中卫探听敌军守备及沿河渡口情况，其他游击队员一部分继续做好粮台、草店供应工作，另一部分队员发动群众宰山羊，准备浑脱、木杆，制作皮筏。游击队又紧张行动起来。这几年山区粮食丰收，草场也很好，羊只有的是，何况一些财主、土豪跑了，但羊只带不走，只要和放羊的一打听，就知道财主、土豪的羊在什么地方。刘安国亲自领着宰羊脱皮。山里人个个是宰羊能手，尤其是刘安国，那干净利落的手艺，深得同行的称赞，宰杀的羊肉，大量供应红军，剩余的，分给穷苦百姓，军民同食，兴仁堡一派欢声笑语。
制作皮筏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这时，派往中卫侦探军情的人员尚未回来，而在西北方向，从黄家洼山下来大批红军，他们衣服破烂，面呈饥色，却仍然很有精神。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红军，粮站的供应跟不上了。不少糜子来不及碾成黄米，游击队只好动员群众用石磨磨碎，小麦来不及磨出面粉，只好连皮发放，就这样，红军战士吃着有皮的糜子，囫囵煮熟的小麦，仍然毫不颓废，毫无怨言。
刘安国哪里知道，这些衣服褴褛的红军战士，就是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突然到来，是红军指挥出了问题。致使“海打战役”落空，原定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无法实现。
10月底，红军大部队要向东撤了，张洪儒传达上级指示，原计划红军进占中卫，现在不到中卫了，从同心豫旺、韦州一线奔向陕北，开赴抗日前线，刘安国和其他年纪大的游击队员留原地坚持斗争，其余愿意跟红军抗日的随红军出发。
红军走了，刘安国失去了靠山，但心中一团火并未熄灭，独自带领留下的游击队员坚持斗争，与恶霸地主武装、国民党宁夏香山保安大队李永胜周旋，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日子。1939年12月，游击队落入敌人包围之中，不少队员被捕，刘安国和其子刘进忠、侄儿刘进礼被抓，送进兰州监狱，后儿子和侄儿死在狱中，刘安国坐狱至1949年兰州解放。期间，刘安国的其他家人和亲属也遭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刘安国的大儿子刘进孝，为解救被围的父亲，被反动民团杀害；在中卫县城上学的三儿子刘进廉被抓去，押往银川，坐狱6年，致使神志错乱，双目失明；刘安国的侄女婿高占魁因参加游击队，给红军做饭遭香山保安大队李没耳子拘捕，人未抓获，两个年幼的儿子被乱枪打死；刘安国的侄子朱万善被海原恶霸民团枪杀，同时被枪杀的还有张治堂的侄子张三娃。刘安国的家多次被抢被抄，老婆刘杨氏带着几个儿媳，五六个小孙子逃离他乡，过了五六年流浪日子。
在刘安国带领游击队员宰杀羊只、制作羊皮筏子，为红军渡黄河占中卫积极做准备的时候，西征红军执行的“宁夏战役计划”出了问题，不得不放弃。红四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军：第九、三十、五军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渡过黄河后，离开了中央红军，转向武威——河西走廊方向。这部分红军被称作西路红军，遭遇了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在河西走廊被青海军阀马步芳打败，几乎全军覆灭，一些被打散的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历尽千难万险，冒死踏上返回延安的道路。在中卫百姓中传播较多的是被中卫宣和堡俞学仁老人救护并送往陕北的西路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被中卫县农业局原副局长赵国治救护后因无法回陕北而落户中卫的西路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供给部部长叶永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