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1905年生，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师，第二次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在病中以教导团团长的身份随部西征。11月，过河后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他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九军军长）、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路军作战的对象是青海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青马部队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打起仗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唯恐红军会占着他的地方不走，急忙调集主力步兵、骑兵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河西地区地广人稀，物产贫乏，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熟悉地形，且多是骑兵，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以劣势装备、疲惫之师顽强抗击马家军的攻击，经历数番惨烈苦战之后失败，突出重围，撤至祁连山的康隆寺一带。敌人追兵接踵而至，这时候，红军西路军的数万兵马仅剩不足4000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名叫红石窝的小山头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西路军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将现有人员编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余部300多人和骑兵师的100多名骑兵合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将军率领，沿祁连山腹地向东转移。部队在山谷里悄悄行进。夜色漆黑，寒风刺骨。多日行军打仗，部队已疲惫不堪，许多战士在马背上睡着了。天快亮时，发现部队前后脱节失散，只剩下王树声副总指挥、骑兵师长杜义德和部分警卫员、通讯员共24人。而这时敌兵已追来，王树声当即率领大家翻过山头，沿着另一个山谷快速转移，摆脱了尾追的敌兵。这支24人的队伍在山中艰苦行进3天，不巧又遭遇匪兵。紧急情况下，留下5名战士断后，王树声率队甩脱了敌人，可那5名断后的战士无一人回来。之后，19人的小分队继续在山中兜圈子，两天后，在一条河沟旁又遇敌兵，战士们调转马头边打边退，最终甩开敌人，却仅剩11人。为了避开敌人追兵，他们转头向西走，寻找左支队。走了七八天后，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片灰烬和写有钢笔字的纸屑，可能是左支队曾在此宿营，于是鼓起勇气往西赶。果然，又走了一程，就遇到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两人皆负了伤，身边带着警卫员。他们原是随着左支队往西走，后因负伤行动不便，为减轻部队负担，就留了下来，左支队已继续向西走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向西追赶左支队。一行向西艰难地走了几天，在一条峡谷里遭遇敌人小股部队，一阵冲杀之后，敌兵摸不清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翻山逃去。但孙玉清、熊厚发和警卫员也被冲散了，右支队又剩下原有的11人。他们在山里遇到放羊的老乡，询问到新疆有多远的路程，放羊人说要走18马站，不知一站是多少里。原来离新疆还很远很远，前边路上还有追赶左支队的敌兵，危险重重。看来是不能再向西走了，于是大家又调头向东往回走。
王树声带领着11人的右支队在山中历尽艰险，不知走了多少天，一个夜晚，他们在离山口几十里远的地方发现一户人家，这户老乡把他们藏在山洞里，给他们做黄米饭吃，最后给他们指引了一条东行的安全路。
经过多日跋涉，终于走出了祁连山，来到民勤县北边的小沟。这时，他们从当地人的话语中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三边住着红军。王树声当即召集大家商议，把人员分作两组，分头启程奔赴陕北。两天后，王树声一行遇到一群骑骆驼持长枪的土匪，王树声看出这些匪徒只是结伙打劫，图的是枪支钱财，就把几支短枪和几枚金戒指交了出来。匪徒收下“过路礼物”，说知道你们是红军的人，你们红军以后还要过黄河来的，就先把枪放在我们这儿保存吧。随后就放他们过去了。
过了这道关卡，为了减小目标，几个人又分道而行，王树声带着自己的警卫员上了路，继续向东走。到了靖远县境，碰巧遇上红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也是在东返途中辗转来到这里，于是三人一起结伴东进。数日后，走到宁夏中卫县境，打算从这里渡过黄河。夜间，他们去一个村庄问路，不巧碰上敌人，三人匆忙间又跑散了。至此，王树声剩下孤身一人。好在，此处距黄河已经不远，过了黄河很快就可到达延安。
王树声来到距中卫县旋涡铺（今中卫市宣和堡）不远的一个村镇前，迎面走来一位老人，老人说镇上驻扎着马家军，过不去。这位老人把王树声带到自己女婿家里躲了几天，随后亲自护送王树声过了危险区，进入甘肃宁夏交界的固北县境。
终于到达了红色边区！王树声来到设在三岔镇的中共固北县委，一进门就见到了熟人——原川陕苏区南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正良，时任固北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树声受到盛情款待。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王树声将军于8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
叶永松，1913年出生在安徽省立黄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在河南省商城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中历任班长、科长、部长、政治委员。红军长征时他在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任供给部长，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
1937年1~3月，红军西路军在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疯狂追剿下接连失败，损失惨重。三十军八十八师红军大部牺牲，余者被打散，师后勤部只剩十余人，接上级指示：分散行动，目标是陕北，到不了陕北的，年龄小的可以给穷人当儿子，大的给人家拉长工，但不能背叛革命，不能打红军。叶永松十余人围在一起，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是师供给部部长，把仅存的一点资金——碎金、银元，给每人分了一点，让大家分散逃命。
他化装成讨饭的，由祁连山到一条山，向东、向陕北方向，一路乞讨下来——根本无需化装，在河西走廊的数月里，无物资补充，整日里行军打仗，面色饥馑曛黑，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讨一顶破毡帽戴在头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叫花子。
一条山是西路红军进军河西走廊的出发点，这里是干旱山区，地广人稀，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这也正是绝处求生的路线。谁知这条求生之路不安全，他被马步芳的巡逻队抓住了。惨无人道的军阀马步芳，置陕北红军党中央一致抗日、停止对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追捕、迫害的要求于不顾，各路布兵巡逻，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抓捕追杀。
他遭到盘问、毒打，又被带到一暗娼家，绑在一棵树上，巡逻官兵们进屋吃喝、寻欢作乐。这家女主人看见衣服褴褛、精神疲惫、被捆绑的叶永松时极为同情，一听叶永松的安徽口音她也明白了几分：数月前一条山来过红军大部队，那可是一支好部队，不坑害百姓，拿百姓的东西给钱。她转身进屋，大声吆喝着：“怎么见人就抓？一个穷叫花子有什么好抓的，又没杀人放火，也不积点阴德。”谁知这女人的几句话倒起了作用，叶永松竟被放了。叶永松明白，这女人也是穷苦人家，她也是迫不得已。临走时，他对这位女主人表示了感激之情，又顺便要回了一个装着山芋蛋（即土豆）的破袋子。他留作路费的一点碎金子就藏在山芋中，山芋挖了个洞，金子放在里面，封了口。山芋在西北山区广为种植，穷人家既可当菜，又能充饥。提一袋烂山芋，也正好符合叶永松装扮的乞丐身份。
他很快离开了这里，可虚弱的身体经不住饥饿、寒冷的折磨，他倒在了逃离的山路上，奄奄一息。也是他命不该绝，一位喇嘛和他的羊群过来了，把他救起送到一座喇嘛寺。在这座喇嘛寺里，他得到蒙古族宗教人员的护理，身体渐有恢复。他始终未忘记目的地陕北，数日后，他离开了喇嘛寺，迎着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雨雪，一根打狗棍支撑着，踏着浮沙没胫的沙路，又开始了向东的乞讨。一日，他到达中卫县城西40华里的沙坡头，前边村庄渐次稠密，讨一碗稀粥充饥已不成问题。他不敢住店，不敢进城，沿黄河边到了莫家楼渡口，过了河，辗转到了宣和堡。黄昏时分，住进大路边一家破旧小店，长时间风餐露宿，他实在需要歇息一下。
一位年轻人把他迎了进去，他是店主人的儿子，名叫赵国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乡长、区长、区委书记、县农业局局长等职），前年9~10月，西征红军到达海原兴仁堡和中卫香山地区，住在兴仁堡的赵国治参加了香山地区有名的抗暴英雄刘安国领导的游击队，支援红军西征。红军向东撤离后，国民党军警、地方恶霸豪绅又回来了，赵国治不能在兴仁堡待了，随父亲悄悄把家搬回老家宣和堡，租下财主张国香的破店房，以维持生计。
赵国治老爹看到来者虽是个年轻人，可衣服破烂不堪，面无血色，骨瘦如柴，又一口安徽口音，心中感到蹊跷。他不信佛，但信好人，在兴仁堡，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红军就是好人。这位青年莫非是……他不能问，也不敢往深想。中卫县国民党保甲制度森严，路口要道设岗盘查行人，无身份证者一律扣押审问，这个年轻人身体状况如此恶劣，怎么躲得过去？先让住下来再说吧。
叶永松住下了，谁知这一住，数月间打仗、行军、饥饿、寒冷、过度疲劳，一切伤劳像条条溪流汇集到一起，冲开了虚弱身体的可控堤坝，他病倒了。一连几天昏迷，病渐渐沉重起来。国治老爹犯起愁来：住店不收钱可以，可家里粮食无几，住下去吃饭怎么办？这病不看不行，请先生时如何称呼这青年的身份？为看病把青年的身份暴露了怎么办？何况看病也要花钱。叶永松看出老人的心思，从破棉袄的衣角里摸出几张国民党的野鸡红票子，交给老人家先买柴米，至于如何称呼？为掩人耳目，老人与他商定，就说他是老人在兴仁堡认的干儿子。
月余时间，赵国治一家人精心护理照顾，叶永松病势减轻，逐渐好了起来。这期间，叶永松看到老赵一家人都是诚实可靠的穷人，又听说了赵国治在兴仁堡参加游击队，支援红军的事，他才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说，等他身体好得差不多了，还要到陕北去。
5月初，麦苗已长得老高，田野一片翠绿，果树开满了花。中卫县的宣和、永康是果树之乡，桃、杏、梨、枣都有。病卧土炕月余的叶永松精神好些了，也该起来走转走转了。永康堡唱大戏，赵国治把他领去看戏。下午戏罢，还要等着看晚上的戏，赵国治去走亲访友，叶永松身体虚弱，坐在戏台下等他。坐着坐着，竟倚在戏台柱子上昏昏迷迷睡着了。
永康是中卫县国民党区公所所在地，这几天，保甲巡防人员加强巡逻，看见戏台下睡着的叶永松衣服破烂，面色恹恹，上衣口袋里却插着一支牙刷。当时老百姓极少有人刷牙的，何况是穷叫花子，当即起了疑心，叫醒一问，口音又是外地人，随即抓住，带到区公所巡役房押了起来。
赵国治找不到叶永松，经打听，才知道被区公所抓去了，急忙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老父亲。第二天一早，他和老父亲赶到永康，叫上在永康做生意的堂兄赵国成，找区长徐怀仁说情。徐怀仁和赵国成是小学同学，关系一向不错，昨晚审问又没问出什么，便卖个人情，由赵家父兄担保，顺水推舟放人，暗中却派人严密监视叶永松的活动。
叶永松要走陕北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只好待了下来。老赵家人好，可实在太穷，只一亩地、一头驴。赵国治从下河沿往宣和贩卖烟煤，人背半口袋，驴驮一口袋。他拿出仅有的那点沙金（约8钱），让赵国治老爹兑换成银元，买了两头驴，给自己做了身新衣服。谁知驴是从外地贩来的，不服本地水土，不久便倒沙（出疹子）死了。赵国治家土地少，赵国成做生意，家里土地无人照管，他便给赵国成家干活。以后，赵家父兄又给他找了个寡妇，安置了家庭，他便在赵国成家长期待了下来。
1949年中卫解放，他的热情重新焕发起来，他先后被选为乡治安主任，县、乡人民代表，县法院人民陪审员，1955年又被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1956年被安排为中卫县招待所所长。
县城5华里外的黄河边新墩花园，是县招待所的蔬菜基地。叶永松把老伴安排在花园里干活，自己由县城往返新墩花园，去时拉一小车粪，回时拉一小车土，一有空就在花园里参加劳动。
1959年新墩花园里建起了温室，冬季种植蔬菜，因是试验性工作，他住在花园里和其他职工一起干，晚上也睡在温室内。一天晚上，温室内火炉子漏烟，他因煤气中毒而死在温室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