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宁夏南部山区一小撮反动军官、蒋马潜伏特务表面向解放军投诚，内心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恨之入骨。他们错误估计形势，发誓赌咒，蠢蠢欲动，与台湾蒋介石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妄图重建蒋家王朝，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利用少数敌视人民政权的宗教界上层人士，披着“保回保教”的宗教外衣，借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分歧矛盾，散布“杀回灭教”之类诬蔑共产党政策的反动宣传；他们利用一贯道及其他帮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散布谣言，欺骗、蒙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随之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他们与惯匪及仇视人民政府的反动地主分子、恶霸、地痞流氓相互勾结，秘密串联宁夏解放时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在同心、海原、固原、中卫组成数十股土匪武装。小至三五人一伙，大至二三百人一群。
其中，较大的股匪有马明全、马明智股匪25人，在豫旺、骆驼脖子、皮条沟一带行窃；马万荣（马军骑兵团长）一股40余人，自称“游击大队”；马绍武股匪二三百人，有小炮3门，机枪12挺，冲锋枪两支，手枪70余支，步枪100余支，盘踞在海原庙山，在同心、海原一带肆虐横行；黑福祥、韩得胜、马进财、罗明朝等股匪100余人，在同心、海原、环县一带抢劫；田凤祥、杨凤山、杨启山三股土匪116人，有机枪两挺，步枪65支，冲锋枪3支，手枪两支，在罗山和海原一带骚扰；张海禄、李文科、周满堂几股在同心、海原、固原接壤处大肆抢劫。
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大沟深，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此外，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部官兵，仅丢失于民间的枪支就有八千多支，这对熟悉地形的匪徒来说，是有利的客观条件。这伙匪徒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建立各种秘密藏身处及联络点，且自身多善骑夜战，因此他们能够溃而不散，散而不乱。其活动范围，除南部山区几个县外，还包括中卫、中宁、盐池、灵武以及陕北的定边和甘肃的靖远、环县等。
马绍武、张海禄是其中两股最大的匪群，他们左右着南部山区众多土匪，其他土匪多受其指挥。匪徒们或聚少成众，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忽东忽西；有时明火执仗，有时蒙面抢人，活动十分猖狂。他们欺骗、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随其叛乱，偷袭新生的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残害无辜善良的人民群众，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府的巩固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自1949年8月至1952年，单发生在海原的较大匪情案件就有65起。572户人家遭土匪抢劫，打死农民48人，打伤215人，被强奸的妇女达170余人，被抢劫财物、羊只、牲畜难以计数。土匪的行径极其残忍，令人发指，其兽性累累，无以复加。
1950年1月19日，解放军十九兵团野战骆驼队途径海原高崖地界时，遭到马绍武百余土匪袭击，打死骆驼8峰，抢走50峰，抓去运输队人员7人。土匪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残害基层人民政权人员，偷袭宁夏军区所属部队26次之多，解放军伤亡达170余人。他们还利用高崖子等地的集市张贴布告，宣扬他们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拥护蒋委员长”，要“为马鸿逵报仇”。鼓吹庙山是他们的“小台湾”，石峡口是他们的“海南岛”，要以此为据点“收复固海同”。土匪惨无人道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军民的强烈愤慨。
1949年12月中旬，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军区党委及时部署剿匪工作，成立同心、海原、固原剿匪指挥部，由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独一师师长黄罗斌、省军区参谋长牛化东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率独一师一团及骑兵连，全力清剿宁夏南部山区土匪。同时制定了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马、张二匪及先打马，后打张的方案。1950年1月下旬，黄罗斌与牛化东等赴灵武独立一师一团驻地，部署战前的准备工作。
马绍武，少年时在本地读书，青年时在天津等地做生意，混熟了江湖路面。1932年马绍武被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任命为民团营长，驻防同心城。1936年在红军长征期间，马绍武带领民团在五道岑子、田池塘等地袭击过往红军，抢夺枪支，先后打死打伤红军战士70多人，受到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赏识。1941年被马鸿逵任命为警卫部队传令队副官。任职期间，马绍武带枪回家探亲，参与了一场抢劫案，闹下人命，被关押四年，后释放回家。
1949年夏，在宁夏国民党灭亡前夕，马鸿逵又起用马绍武这个凶神恶煞来当炮灰，与人民为敌，被任命为海原、固原、同心三县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有了头衔，马绍武立即招募兵痞、惯匪作为骨干，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武装力量，同时借抓“共匪”为名，到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他还率领人马进扰陕甘宁边区，于1949年9月10日夜在车路沟拦截增援下马关的解放军辎重队，被解放军击溃。是年秋，他曾在固原王洼庄将革命根据地18名青年民兵围困在一个碉堡内，用刀子一一屠杀（其中一人因气管未被抹断而救活）。还在东滩抢劫时打死一个长工，在关口区一个村子抢劫时烧死三人，烧伤3人，轮奸了一个14岁的女孩。马绍武恶迹累累，神人共愤。
1949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力量威慑下，马慑于被歼，向解放军假意投诚，次年元月即叛变为匪。他纠集了200余名匪徒，盘踞在海原高崖乡西南庙山一带，自称庙山是“小台湾”，公开张贴布告，效忠台湾蒋帮，坚决反共到底，反动气焰甚为嚣张。
1950年1月中旬，他们带领匪徒拦劫宁平公路上的商运汽车，抢劫行商骡马20余匹，后又伏击解放军骆驼队，抢去33峰骆驼、3挺轻机枪、7支步枪及大量军用物资。之后，又抢走高崖粮库的小麦和面粉各万余斤、饲料45石、饲草6万余斤。并在高崖、李旺一带，肆意为害乡里，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受害者达五六十户之多，当地区、乡政府亦受到严重威胁。
1950年1月25日，解放军剿匪指挥部侦察得知马绍武一伙正在海原县高崖乡庙山集结，次日晚兵分两路：一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独一师骑兵团，从灵武出发，乘着夜色，避开公路，绕东山根的荒芜山路连夜急行军，于1月27日拂晓赶到了豫旺地区，随即隐蔽在山村里休息，封锁了消息。又用了两个夜晚急行两百余里，按时接近庙山。另一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军区回民骑兵团一、二、三连，由甘肃定西出发，亦于1月27日拂晓准时赶到庙山。从东、西、北三面实施包抄，因地形不熟，在距庙山不远的王家团庄找了当地三个老百姓做向导。不料，三个人中两个通匪，他们带部队转来转去，结果三路人马都汇集到一个地点——庙山的西北方向。此时，晨霭散去，天色微明，“向导”溜走了。山上土匪发现解放军后，竟不逃跑，反倒自不量力，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首先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原来担心匪徒会立即逃窜，现在却负隅顽抗，这正符合解放军作战方案。黄罗斌师长立即命令炮兵摧毁马匪的指挥所，骑兵则迅速向庙山东南方向迂回堵截，一营和二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延伸包围。炮兵连一日本籍炮手只三炮就端掉了马匪指挥部，匪徒们顿时慌乱，一窝蜂地仓皇逃窜。解放军的轻重机枪和冲锋枪一起扫向匪群，经两个多小时战斗，共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多人，活捉10余人。从俘虏中得知，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被击伤后潜逃，其余残匪一部由马青云、李少俊带领逃向高崖以西地区，一部由郝福祥带领逃往豫旺地区。为了不给匪徒喘息机会，剿匪部队立即封锁交通要道，挨村逐户地搜索。
马绍武受伤后，先和李成富逃到杨家湾，后因解放军步步紧逼，搜捕甚急，两人只得经常变换隐藏地点，最后逃到了川口地区。解放军边侦察其踪迹边追捕，日行百余里。为使部队不被暴露，在经过村寨时，往往夜间匍匐前进。经七天七夜追击，于腊月二十四，终于将马绍武堵在川口地区张二水塘的一个崖窑里，剿匪部队让给他送饭的人去劝降，结果被马绍武一枪打死。愤怒的解放军战士找来柴火堵住窑洞门口，大声喊道：“如不投降就把你们烧死在里面！”马绍武、李成富已成瓮中之鳖，只好爬出洞口投降。
1951年2月中旬，在海原和盐池地区歼灭马青山股匪20余名；下旬，又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政治争取了王彦福等百余人携枪投降；到3月上旬，马绍武股匪已基本肃清，少数残匪投向从中卫窜到海原的张海禄股匪的禄蠹旗下。
1950年2月11日，马绍武被押送到银川，1951年3月11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银川东校场召开近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判了马绍武的死罪，当场执行枪决。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匪首马绍武在海原横行的时候，另一匪首张海禄正在中宁长山头、中卫香山、宣和、永康、常乐等地祸害百姓。匪患不除，民无宁日。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卫县地方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军积极投入到剿灭匪首张海禄及其他土匪的斗争之中。
张海禄，甘肃临夏韩家集人，少年从军，当兵弄枪大半生。任马鸿宾部营长时，打过香山地主武装冯建忠、梁振邦，任副团长时，率部阻击过长征红军，任团长时，在绥远西指挥该团打退过日寇进犯。他作战勇敢，有一定指挥能力。1943年，因桀骜不驯、特立独行，触犯马鸿逵的利益；又开设烟馆，贩卖鸦片，被马鸿逵扣押判刑，从此解除职务，被列入附员队，任编余军官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