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前夕，曾任马鸿宾八十一军二〇六团团长的张海禄死心塌地和人民为敌，他和副官纳自新等潜入卫宁交界的天景山区曈卜郎，秘密收集附近的惯匪、散兵，继而隐蔽在天景山南麓石磨井，由匪首马如仓、李成福负责，自己带上纳自新到中卫收集武器弹药，做情报联络工作。
8月底，从宁马部队仓库搞到60多箱武器弹药及一部电台，由纳自新带30多名骑兵驮到石磨井秘密储藏起来。
9月中旬解放军向中宁进军，又有一批旧军官流入疃卜郎。
11月间，驻马家河湾的解放军到疃卜郎搜山，米钵山股匪十分恐惧，立即追查给解放军报信的人。
12月19日晨，米钵山股匪到疃卜郎抓了王有珍、王秉发、王有宝等7人，次日在石磨井用剃头刀把王有宝等杀死。米钵山股匪的活动，给陈麻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对包兰公路和银平公路交通安全更是极大的危害。
11月，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宁夏军区的指示精神，在陈麻井成立了民兵队，发展了10名民兵，发给10支步枪，随即开展值勤和训练活动，准备配合驻军执行本地区剿匪任务。年底，民兵发展到35名。
12月25日，驻中宁的解放军骑兵第六师十七团一连和四连奔袭米钵山，天黑前部队到达疃卜郎。民兵队带领四连上天景山。第二天黎明，民兵队带解放军上天景子塘。四连向石磨井打炮60发，震慑了土匪。
匪首马如仓、李成富、纳自新率领匪众爬上山梁，踞险防守，与解放军隔沟对峙。连长命令崔排副带杨班长、司务长、通讯员一起下沟摸索前进，民兵队派民兵俟安国和周雁美带路。与土匪遭遇后发生激战，战至天黑，通讯员不幸被俘，后被土匪用刺刀捅死。第二天，民兵队和一连继续追剿，团部又增派迫击炮连和机枪连赶到寺口天景山，匪徒害怕被围，乘黑夜撤到寺口，从天景山北侧向东逃窜，天亮以后，隐蔽到骆驼脖项。晚上，东越清水河，逃到东山，再不敢回米钵山为患。米钵山股匪失败以后，张海禄仍不死心。翌年2月，他派纳自新到海原找马绍武股匪请求接济。
自己则秘密到中卫莫家楼、县城等处，利用与八十一军的旧部关系，在独二军（马鸿宾八十一军起义投诚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中刺探情报、购买枪支、网罗人马、策动叛乱。1950年1月下旬，张匪在莫家楼与白德贵（原马部营长）、马尚云、马子和密谋为匪事宜。正巧独二军卞师长带兵由莫家楼过河，追剿南山碱沟一带出现的一股无名骑匪，因系午夜，行动迟缓，致使该股土匪在抢劫杨滩后向南逃窜。此事使张海禄产生警觉，他改由新墩过河，在常乐堡近山一个羊圈藏匿起来。
这时，在同心、海原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马绍武派马绍云带20名匪徒到中卫支援张海禄。马绍云离开后，马绍武的匪巢——海原高崖乡庙山遭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突袭，被彻底击溃。
2月10日，马绍武在川口地区被解放军活捉，此事张海禄尚懵然不知。
2月11日，派匪徒纳自新、尹村保到海原高崖庙山（时称小台湾）找马绍武联系。
3月9日，马绍云一伙匪徒与张海禄在常乐堡近山羊圈会合，张海禄带上众匪徒和藏匿在县城东关安仲和家的小老婆，连夜离开常乐，经中卫香山寺口子向同心方向转移。安仲和系中卫县哥老会头子，其匿匪、资匪活动已被县军管会掌握，张海禄离开常乐堡的事随即被发现并通知了香山游击队。
3月10日晨，奔波了一夜的张海禄匪徒在寺口黄色水山坡下休息打尖（吃饭），香山游击队焦生和等10多名游击队员的枪响了，一名放哨的土匪先被击毙，随后，张海禄的小老婆也被击毙，众匪徒匆忙还击。张海禄不敢恋战，将小老婆驮在马上狼狈逃命。
张海禄带领马绍武派来的马绍云等匪徒狼狈逃窜到海原，网罗马绍武溃散的匪徒，并与残留在西北的潜伏特务梅书成（陕西胡宗南的参谋长）、马云山（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军旅长）遥相呼应，大造声势，煽动、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随叛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匪势一度嚣张，匪徒最多时达200余人。在宁西公路同（心）固（原）段方圆一百余华里的半径上，袭击人民解放军达六次之多，打死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数十人，抢劫长短枪数十支，抢劫过往商旅财产无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50年5月8日，梅书成与马云山在平凉、固原地区串联匪特，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被称为“五八”叛乱。叛匪与西海固地区张海禄、马正龙为首的“仁义反共救民军”“回汉团结救民军”“白头军”等14股近300名叛匪相配合，杀害固原县城区委书记徐连义。5月9日晚，叛匪攻打平凉城。5月10日，叛匪流窜到固原后，向西吉方向移动，企图攻打西吉县城，而后被消灭，但在海原地区的张海禄则逐渐做大，发展成叛匪的中坚力量。
张海禄是国民党部队中较有影响的中级军官，但因狂妄自大有过牢狱之灾，其经历和马绍武大致雷同，但叛乱手法、招数比马绍武多，他更会运用一些政治手腕迷惑和收买人心：他自称“仁义军”团长，打起青天白日旗网络、收集国民党溃散残部；他利用山区消息闭塞，群众对新生人民政府一时不认识，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了解等因素，大肆散布“杀回、灭教”等反动舆论，还公然在山区集市上张贴标语，散布谣言。许多群众——特别是回族群众受其蒙蔽，成了他们的耳目或者联络点。
张海禄注重战术运用，发挥匪徒善骑马、惯夜战、熟悉山区地形的优势，采用游击战术与解放军周旋，一夜可转移三四个地点。每遇解放军围歼，他们便利用熟悉地形和善于骑马的长处，避而不战，迅速化整为零，分散潜伏，伺机行事；若遇解放军小股部队时，则迅即聚集，化零为整，全力袭击；或狡猾地采用弧形引退，诱我深入，然后两翼突然合围。
面对这股狡猾的土匪，解放军采取跟踪追击、紧追不舍、包抄合围的方针，发扬不怕扑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不让匪徒轻易漏网。
6月5日晨，张海禄偷袭马家河湾。解放军骑四连留守的一个班在人少、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利用夜幕英勇抵抗，形势非常危急。陈麻井民兵队听到枪声，立即增援骑一连。天亮前，赶到马家河湾的西岸，向正在猖狂进攻的土匪猛烈开火。土匪以为是大部队来了，立即抛下死伤的匪徒，向东南方向逃遁。
1950年6月14日黄昏，张匪率部在西山窑抢劫乡政府，打死黄乡长的胞弟。解放军以骑兵、步兵四个连的兵力，分三路包剿，但张匪在得手后迅即转移。20日，侦察到张匪在黄谷川一带抢劫，解放军决定围而歼之，但张匪又提前逃出。独一师马参谋长带领骑、步兵四个连咬住不放，跟踪追击，从海原的兴仁堡（今属中卫）追到甘肃靖远的打拉池，张海禄对甘肃地形不熟又折返海原，剿匪部队又追回到海原。前后紧追八天八夜，行程千里，张匪疲于奔命，无处藏身，被迫逃回老巢——海原县黄谷川。
此时，许多匪徒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好携械投降。但在大批投降的匪徒中，唯独没有张匪。解放军剿匪部队经过一连几天密篦式搜山，仍未发现可疑之处。一天，搜山部队发现一个小孩背着筐，神色不安地往山上爬，筐里装有五六个大锅盔（馍），引起战士们的怀疑，便把这个小孩带到连部讯问。开始，孩子不敢说老实话，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的干粮，后经启发教育，他才承认是给土匪送的，并表示愿意带路。
在一条长满齐腰深绿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说：“土匪就在里面！”解放军随即向洞里喊话，叫他们出来投降，但喊了半天，却毫无动静，排长采用投石问路的办法，往洞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土匪误认解放军进洞，便朝洞外开枪。排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填洞，把你们闷死在里面！”一边喊话，一边往洞里铲土，土匪们只好扔出武器，爬出洞。张海禄等8名匪徒束手就擒。张海禄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后，由独二军关押在中卫县城，后在中宁县城公判枪决。
在围剿张匪的同时，剿匪部队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高崖子东西两山搜捕散匪，先后清剿了李成福、李正福两股匪徒，击毙另一匪首李文科。
为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在体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时，在认识与贯彻执行上侧重了“宽大教育”的一面，将李成福、王彦昌等18名罪大恶极且未改造好的土匪轻率释放，致使李成福、王彦昌、李大爪子、杨百义等二次叛乱。这些匪徒不但不知悔改，不珍惜我党宽大仁义、给做过坏事者以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反而讽刺我党的政策说：“共产党问案子是拉闲话，坐班房子如过年，早上放了我，下午还抢钱。”老百姓则不理解，抱怨说：“共产党啥都好，就是宽大政策糟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致使有的地方老百姓怕土匪报复，不但不敢检举揭发，反而弃家逃跑。一时间土匪更为猖狂，老百姓不能安心生产，干部不能下乡。特别是匪首李成福，被捕两次，释放了两次，仍无悔改之意，又纠集王彦福等为匪，继续为非作歹。鉴于李死不改悔、第三次上山为匪，以及老百姓存有顾虑，剿匪指挥部在高崖召开群众大会，宁夏军区牛化东参谋长和李治洲师长在会上讲话，反复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并代表部队向群众保证3天内捉拿李成福归案。剿匪部队说到做到，经深入发动群众，真的在时限内将李成福抓获，兑现了向群众的表态承诺。独一师马参谋长代表军事法庭当众宣判，当场枪毙了李匪。
经过8个月的时间，剿匪部队基本肃清南部山区的20多股土匪，处决了马绍武、张海禄等匪首，扞卫了新生的宁夏人民民主政权。
这次叛乱，波及固原、海原、西吉、中卫、中宁广大地区。单海原县涉及7乡、24个行政村、38个自然村。在整个平叛中，共击毙叛匪174人，击伤24人，俘虏618人，投降409人，缴获步枪476支、手枪29支、机枪5挺、冲锋枪11支，各种子弹3380发，骡马122匹，骆驼38峰，刀、斧、矛等数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