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卫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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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墓葬遗物证历史,黄河障亭论归属

从春秋至先秦前后,中卫地区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从先辈们留下的遗物进行考证推断。1987年7月,中卫县西台乡双达村牧羊村民,在新开发的南山台狼窝子坑沙地,发现了一批人体骸骨、铜器、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20世纪70年代末,中卫人民引黄河水上山,开发建设南山台子,墓区所在地用推土机平整了土地,在其后数年里,表面沙土被风吹走,这些文物裸露于地表被发现。经县文物管理人员现场调查、收集、发掘,一个大型的古墓葬群——狼窝子坑青铜短剑墓葬群现世了。

狼窝子坑墓葬区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南面的山台子上,东有清水河,西临羊圈沟,南靠青驼崖,北近黄河。文物工作者在所清理的11座墓坑中,共出土文物400多件。按类型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按质地又可分为铜器、铜铁合制器、陶器、骨器、石器、珠类等。其中:铜器有青铜短剑、刀、镞、凿、锥、针筒、铃、马衔、鹤嘴斧、锛、鞋底形阴刻人面蛇形牌、涡轮饰牌、铲形饰牌、扣形饰牌、盘角羊头饰、驼形饰牌、联珠状铜柄铁身剑等;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单耳杯、长柄勺等;骨器有骨镞、骨针、六孔空心骨环、骨带钩、骨穿、佩、珠等;石器有长柄勺、砺石等;珠类有圆形红玉珠、柱形红玉珠、绿松石圆珠、扁珠、红石珠、绿石珠、骨珠等。

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及出土器物的组合、种类、风格,与内蒙古桃红巴拉匈奴墓、呼噜斯太匈奴墓、毛庆沟墓地,甘肃永登榆树沟沙井墓葬的风格大体一致,有承继趋势,具有浓厚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特征。狼窝子坑出土的文物形制单纯,工艺古朴,素面为主,不见纯铁器和金银器。桃红巴拉匈奴墓(有铁器和金耳环)断代为春秋晚期,狼窝子坑出土的铜柄铁身剑与甘肃灵台景家庄出土的铜柄铁身剑相似(后者断代为春秋前期),少数器物具有西周时代的特征。中卫发现的这批以青铜为主的文物,下限不晚于春秋。

中卫青铜短剑墓群的发现,以新的实物资料填补了古代宁夏西部青铜文化的空白。出土的阴刻人面蛇纹铜饰牌和透雕龙纹铜饰牌所体现的华夏文化体征明显。阴刻人面蛇形饰牌,正面前部正中为阴刻人面形,边缘为阴刻蛇纹带。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女娲、伏羲都是人首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帝王世纪》载:伏羲“人首蛇身”。透雕龙纹铜牌由两条分体盘曲的大龙和四条小龙组成,龙头向下,头两侧各铸一条小龙,龙的眼、鼻、口等部位都镶嵌红铜颗粒。这两种共18件饰牌,充分体现了宁夏先民对龙图腾的崇拜。

中卫青铜短剑墓群的发现,充分证明炎黄子孙早就繁衍生息在宁夏地区,创造并向周围传播着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因而可说,古代宁夏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记·匈奴列传》等史籍记载,古代宁夏为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从商周至春秋战国,荤粥、西戎、猃狁等古代民族相继活动在今宁夏及周边地区。

早在商代,北方的鬼方等游牧民族就在河套地区游牧活动,西方的戎、羌等游牧民族也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乾隆《中卫县志》载:“春秋时,羌戎杂居。”中卫属羌族、戎族交替居牧之区。从西周末至春秋初,形成了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许多小方国,史称“西戎八国”。其中今宁夏固原东南为义渠戎所据,固原南部为乌氏戎所据,盐池、灵武为朐衍戎所据。当时,今宁夏全境及内蒙古河套、陕西及山西北部统称为“朔方”,尚无行政建制。春秋战国时期,西戎诸国成为秦在西方的劲敌。宁夏南部和甘肃庆阳一带是义渠戎的势力范围。东至甘肃庆阳,西至甘肃永登,南到甘肃天水,北到宁夏中卫、中宁、海原均为西戎游牧之地。在西戎的历史上,最强大的部族是义渠戎国。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强盛,长期与秦国对峙的义渠等戎国屡败于秦。秦惠文王七年(前331年)义渠战败以后,臣服于秦。公元前327年,秦将义渠国改为义渠县,由义渠王任县令,纳入秦国的建制。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年),惠文王率部北巡义渠、朐衍等戎族县。从咸阳出发,沿清水河谷到达北河。那时的北河是义渠戎与河西诸戎的边塞。义渠戎与秦国千年对峙,泾水流域是义渠戎力量集中的地区,但义渠戎后方的情况,秦国并不了解。惠文王打败了义渠之后,亲自北巡义渠戎的后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游至北河。”惠文王视察北河之后,便向东越过瀚海,到朐衍县视察,然后南下返回咸阳。秦惠文王是第一位莅临卫宁地区视察的君王。其北巡的目的是显示国威,震慑义渠戎和其他少数民族。

义渠国第一次降秦改县时,军队主力没有被秦国消灭。秦国将义渠国改为县级建制,在义渠县内仍然保留原来的体制。义渠国贵族仍伺机抗秦。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昭襄王又出巡戎区,《史记》中记载:“王之上郡、北河。”秦昭襄王这次北巡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沿东北方向走,到陕西榆林一带巡视以后向西视察黄河,到卫宁北河以后沿清水河谷南下。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秦国一举消灭了义渠戎主力,在戎族地区分设陇西、北地、上郡。中卫地区属北地郡管辖,从此正式纳入秦国的行政版图。

秦国在进行攻取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时,北方匈奴乘机以黄河河套地区为基地,不断南犯,直接威胁秦国北方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新生秦国的心腹大患。在匈奴侵入河套以后,秦的北地郡只占有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所以,此时的中卫地区成为匈奴的游牧地区。《史记·匈奴传》说,匈奴“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匈奴尚武、不甘人下、以战死为荣的精神,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对秦西北边陲形成严重威胁。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任命蒙恬为大将军,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山东人,出身于名将之家。其祖父、父亲都是秦国的着名将领。蒙恬在秦国攻取六国的战争中多次打胜仗,立大功,是秦国着名的猛将。他率军在黄河之滨与匈奴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中卫地区是战场之一。蒙恬所率部队虽以步兵为主,但在同匈奴骑兵的战斗中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在黄河上游的河南地击败匈奴各大军,迫使匈奴望风而逃,远去大漠以北七百里。秦军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之后,渡河又收复了河套以北至内蒙古阴山以南的地区。此后,为巩固该地区统治,秦始皇命蒙恬修筑长城,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筑起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成为自古至今闻名中外的历史胜迹。在此过程中,秦军不仅修筑完善了固原地区战国时的长城,同时向北、向西利用黄河天堑,因河为塞,沿河修筑了44处障塞(城池),徙适戍(因犯罪而罚以戍边的官吏和平民)以充之。《汉书·匈奴传上》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均作了同样的记载:“蒙恬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城河上塞。”即西起金城,东北到今包头以西的五原,在黄河以东,蒙恬修筑了44座临河城堡,用以巩固河南地。史载可考者,有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的鹯阴城遗址,宁夏境内在石嘴山市原陶乐县南的浑怀障、今吴忠市牛首山下的神泉障等军事要塞。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沿黄河设立亭障驻军戍守。中卫地区是否也设立了亭障,各种史料虽均无明确记载,但据《白银市平川区志》载“鹯阴为蒙恬所筑临河县城之一”。鹯阴城障遗址在中卫黄河西南,有记载的浑怀障、神泉障在中卫黄河以北,中卫居其中,那么,中卫必然会纳入蒙恬修筑的44个临河城障的范围之中。中卫也应有亭障,也应驻有守卫的军队,中卫地区虽属边疆地带,但已是秦的统治疆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全国设36郡,宁夏属北地郡。蒙恬收复河套后,秦北地郡辖区向北扩展,包括今宁夏的石嘴山、灵武、盐池、中卫、中宁、海原等地。北地郡共设6县,在宁夏境内有眴卷、朝那、乌氏三县。中卫、中宁属眴卷县,县治今中宁县古城乡。

有了行政建制,边境不仅驻军,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自此,拉开了宁夏北部引黄灌溉开发农业的序幕,形成了宁夏黄河灌区。“天下黄河富宁夏”正是对以后宁夏黄河灌溉区经济发展成果的赞誉。中卫处于宁夏黄河上游,是最先获得黄河灌溉开发的地区。蒙恬是宁夏农业经济开发第一人。

继蒙恬收复河套后,秦始皇又派蒙恬北渡乌加河,把匈奴赶得更远,然后“徙谪,实之初县”,即从内地移民来充实新建立的44个新县。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又一次“发谪徙戍”,再次移民来开发和防守这些新建立的区域。

这些徙民,开初由政府提供土地、耕牛、籽种与农具,他们屯垦时使用与内地相同的铁制农具,用牛耕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垦殖,戍民逐渐达到自给,后来还能将余粮供应戍边部队作为给养,省去了朝廷“转输戍漕”的负担。

由于垦田的增加,秦代宁夏地区的农产品增加,粮食作物的品种和内地相同。因为有农业作为基础,加上宁夏的自然条件与军事需要,秦代宁夏地区的畜牧业也有一定发展。农民用缯物与当地遗留下来的戎族交换畜牧产品,往往“十倍其偿”。

秦时,宁夏手工业也有提高,除制盐外,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相当娴熟的水平。1982年10月,中宁黄河大桥建设施工取土时,在石空镇倪丁村张台西侧挖出了几座古墓,出土了青铜盔、青铜剑、青铜箭头、带鎏青铜斧、铜削、铜凿等兵器。1987年7月,当时的中卫县在新开发的南山台狼窝子坑沙地,发掘出的狼窝子坑青铜短剑墓葬,经专家鉴定为秦代以前春秋时期的典型物品。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分工发展,使交换和商业活动发展起来。商品交换除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交换外,主要是畜产品和织物的易货贸易。史载,秦时北地、陇西等郡,因西有与羌族交通之利,北有与戎翟贸易及畜牧之便,甚为富庶,“畜牧为天下饶”。也有以货币为媒介交换的。如考古发掘中,有圆形方孔的秦代“半两”铜钱发现。秦“半两”为秦统一后通行全国的货币。

总之,秦朝在西北边地筑长城,建城市,修道路,置关障,徙谪戍,驻军队,加强了对匈奴的防御,也揭开了开发西北边疆地区的序幕,使这里开始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

同时,宁夏地处边塞,与匈奴相邻。北方游牧文化,对这一地区也产生重要影响。史载:“塞北之风,多剽悍骁勇。”秦时这一地区的民俗尚武,百姓性格倔强,为人耿直质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地区各族杂居、农牧文化互相影响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