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浙江城市的产业集聚较强。在18大产业中，浙江城市的产业集聚明显多于江苏的城市，其中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金华都是产业集群较多的城市。据倪鹏飞2005年的一项统计，当时浙江拥有的年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就有519个，平均每个县3个。而江苏的城市中，产业集群较多的主要是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扬州，多在苏南和苏中地区，苏北地区的城市中产业集群发展较差，很少有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三是科技含量较高以及知识要求高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城市和省会城市中。18大产业中，软件及计算机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传媒业等行业均属于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在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以及无锡、温州、苏州这样的城市，而大多中小城市主要的集聚产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能性的产业。
2.南京主要产业的集群发展情况点评
倪鹏飞等人从区位商的角度入手，对中国47个城市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52个行业进行了产业集群程度的分析，其分析结果同南京产业竞争力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
在制造业集群研究上，倪鹏飞等人采用了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反映产业集群的市场占有程度）、企业从业人数区位商（反映产业集群的集中程度）以及企业个数区位商（反映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三个指标进行研究，然后在这三个指标的基础上合并计算出综合区位商。通过计算，在39个制造业部门中，南京产业集群综合区位商较高的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商值2.25，第2位），非金属采矿业（商值1.68，第3位），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商值1.52，第4位），废气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商值3.08，第4位），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商值1.18，第6位），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商值1.85，第9位）。从产业分类上看，南京在重工业领域的产业集群发展较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区位商、从业人数区位商和企业个数区位商都较高，反映了南京在重工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国内竞争能力。同时，南京在采矿业上的产业集群发展也较好，非金属采矿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综合区位商的排名也很靠前，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个数区位商较低，仅为0.62。南京在废气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上的产业集群发展最好，综合区位商最高，这为南京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此外，南京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部门产业集群发展情况也较好。倪鹏飞等人的计算结果显示，南京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集群发展是较好的，重化工业以及采矿业的产业集群均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不过重化工业和采矿业均为污染严重的行业，2005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报告中，显示性指标中增加了“综合环境资源成本节约”指标，重化工业和采矿业的密集型发展，势必会降低该指标的排名情况。
在服务业领域，倪鹏飞等人仅通过从业人员的区位商值对47个城市进行了排名，南京在这13个行业中的排名均比较靠后，排在最前面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商值1.36，第10位），此外，教育（商值1.18，第13位），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商值1.14，第14位），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商值1.09，第16位），住宿、餐饮业（商值1.12，第19位），房地产业（商值1.01，第19位）也比较靠前。但是金融业（商值0.88，第34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值0.8，第30位），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商值0.95，第32位），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商值0.59，第31位）这些产业排名都很靠后。
3.对倪鹏飞等人产业集群分析的评价
产业集群的研究，作为倪鹏飞等人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的主题，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占了大量的篇幅。倪鹏飞等人对产业集群对城市发展以及竞争力的作用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对政府注重发展产业集群以促进城市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指出，倪鹏飞等人虽然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并进而对47座城市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排名，可是其理论基础以及计算的依据等方面确实经不起推敲。
一是倪鹏飞等人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第十章中指出，产业集群的研究应依据六个主要指标，包括企业数量的增长、产值或销售收入的增加、企业员工的增长、利润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地域面积的扩大。这六项指标虽然可以说明产业集群的一些发展情况，但并不能全面评价和考察一个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产业集群在数量上的一些增长情况，而对于内部的结构的提升、产业集聚后外部性优势的发挥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等方面都很难得出恰当的评价。
倪鹏飞等人在全国47座城市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也没有全部使用他所指出的六项指标，在计算制造业区位商时采用了企业数量、从业人员以及销售收入这三项指标，而在服务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仅采用了从业人员区位商一项指标。很显然，从如此简单的指标分析中进行产业集群的排名是很不科学的，况且这三项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在很多地区之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为倪鹏飞等人在计算区位商时采取的是当地增长率与全国增长率的相对指标，这样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假设在一座城市中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产业的从业人员减少，其所反映出的从业人员区位商就会较低；如果在一座城市中某一产业已处于衰退阶段，但仍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而且在全国销售总量、从业人员乃至企业数量等指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是其增长缓慢，这些指标的增长率较低，而采取倪鹏飞等人的计算方法，也同样会产生较小的区位商。更重要的是，作为衡量产业集群最主要的指标——地域分布情况，在其中的几项指标数据中均没有体现，因此，倪鹏飞等人所得出的结论根本不能反映出这些城市产业集群发展的情况。
二是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倪鹏飞等人在区位商的计算过程中并不是以一座城市中某一产业集群的研究为出发点，而是以一座城市整个产业的研究为基点而进行的。在52个产业部门的区位商研究中，倪鹏飞等人并没有认真地选出某一城市在该行业中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就它们的从业人员、企业数量以及销售收入等情况作出分析，而是笼统地对整个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销售收入以及企业数量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倪鹏飞等人在研究一座城市某一产业的集群情况时，所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产业集群，而是整个产业，这就犯了研究中常见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不是一座城市在每一行业中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而是整个产业的集聚情况。
鉴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倪鹏飞等人对城市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是很不科学的，所得出的结论也无法反映城市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甚至带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不过，他们对城市产业集群促进作用的分析却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和借鉴的，地方政府部门应把促进城市产业集群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加以研究。
三、南京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制造业缺乏产业集聚
上文曾经指出，南京的产业集群多集中在商贸服务业，所从事的主要是零售、餐饮、商贸等行业，而在制造业领域，除了现有的化工园是属于典型的重化工业产业集群，珠江路电子一条街存在少量的加工、组装和生产外，缺乏其他形成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获得集聚的外部性。PaulKrugman（1991）认为，外部经济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劳动力池的共享、专业化投入和服务以及知识和信息的流动。Marshall（1890）、Ａrroｗ（1962）和Romer（1986）认为，一个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在同产业间的不同公司间扩散，从而提高研究、发展和创新活动。Kim（1995）和Ｂottazzi（1969）等人也认为，不同产业的公司集聚在特定的地区，不仅有利于知识的溢出，而且还能推动地方竞争，从而加速技术的使用。可见，产业集聚对于知识的获得和技术的溢出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集聚地区的企业加速发展。
而如果产业集群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虽然也可以获得诸如消费者共享以及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外部性经济，可是对于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却是不够的。
南京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产业在发展中虽然已经出现了“三、二、一”的结构布局，但第二产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且第三产业作为“引致产业”，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因此，南京第二产业的发展仍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城市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制造业发展的快慢成为城市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制造业的发展已不能延续依靠单个企业发展的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模式已被证明是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只有通过企业间的协作与分工才能促进相互的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知识时代的到来，使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而巨大的研发投入和知识的快速更新，使任何一个企业都难以通过单纯的自身努力来实现技术的快速更新，这时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新的技术和知识显得至关重要，而产业集群恰恰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集群内部的企业在获得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上显然具有集群外部的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它们具有比孤立的企业更好的知识溢出渠道，这有利于提高它们的生产率，这也是美国的公司一般都愿意集聚在大学周围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企业集群对于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浙江省的很多地区正是由于形成了很多制造业方面的产业集群，使它们成为中国许多领域的制造基地，而南京目前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缺乏对于其制造业的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2.集群中的企业以独立发展为主，相互之间缺乏协作
产业集群的集群结构可以分为两类，即独立型和协作型。在独立型企业集群内部，企业相互之间在生产和市场交易上是平等的，各企业间的业务联系都不是长期固定的，这种集群模式主要出现在拥有大量相似规模的中小企业的地区。而协作型企业集群是以核心企业（大企业）为中心，大量的中小企业为基础而形成的。在该集群中，核心企业处于整个企业集群的支配地位，广大中小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核心企业进行特定的专业化加工或销售。
协作型企业集群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合作模式、销售型合作模式和原料提供型合作模式。在生产型合作模式中，核心企业主要负责最终的组装与加工，或一些技术难度大、对规模效应敏感的产品，中小企业则生产那些批量小、专业化程度高的零部件与半成品。销售型合作模式是以一家贸易型企业为核心企业，专门收购中小企业的产品并负责销售。原材料提供型合作模式中，核心企业负责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小企业进行对原材料的加工和生产，这种模式多出现在中小企业原材料采购难、价格不稳的情况下，与前两种模式的不同在于，核心企业既不参与生产又不负责销售，而只是原材料的提供商。一般来讲，协作型企业集群多存在于制造业领域，通过不同企业的分工参与，促进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实现。浙江省的很多企业集群都属于协作型，很多企业只生产很小的零部件，然后由核心企业进行组装和加工。协作型的企业集群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所形成的企业集群在形式上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充分享受由于集群而产生的诸如技术溢出、专业化服务等外部优势。
但是，南京的企业集群在协作分工上相对较弱，虽然拥有众多的大型企业，但缺乏以大企业为依托，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配套设备的企业集群。大中小企业之间产业关联度低、缺乏稳定的分工与协作，中小企业尚未成为大企业生产链中的固定环节，不能有效地接受大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扩散。大企业也大多自成体系、封闭运行，尚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和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这不仅不利于企业集群的发展，对于南京的大中小企业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