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句表示谨慎的格言：“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不过，情况常常不是这样：即使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动足了脑筋，在这方面有多么的小心，但是事后仍然会有争议。
中国人最显著的天赋就是对天性的误解。即使是对于一个只会一点点汉语，却能用它来承载思想的外国人来说，他都会发现中国人的这个天赋。蹩脚的中国话使他很难与别人进行交流，令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惊讶。于是，他便开始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他的信心大增，敢于走出去，与公众接触，或者同某个人讨论许多话题。当他同一个陌生人进行交谈时，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感受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也不打算听懂。看得出来，对方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而且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去思考，却会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有一种优越感，似乎在注视着一个聋哑人，试图让他清晰地说出话来，他又似乎在说：“你的话有谁会听得懂呢？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的，对于这一点，你是不幸的，但这又不是你的过错。你只能忍受这种无能了，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而是会火冒三丈地说：“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回答：“是的，我听不懂！”
对于中国人的误解能力的另一层体会是，尽管当你与别人交流时，你听懂了对方说的每个单词。但是你会因为只关注于听清对方的单词而忽视他所讲的细节。这样一来，即使你十分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却领会不到其话语中的深层含义。在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的词汇，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的话”“出于这种理解”等。的确，中国人的语言中既没有这些短语，他们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不是这样。外语中的时态标志也是这样。而中国人却不在乎这些，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一回事。
在中国，我们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外国人的语言中有时态的标注，例如“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这是外语中将来完成时的表现。但是在汉语里就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会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们的人生观念就是挣钱，而毫无“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一旦中国人给外国人干了点儿什么，他们便迫切地希望马上能够拿到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间碰上这个外国人的话，他们就没饭吃了！而有一点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在中国，为了避免因为钱而产生误解，我们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拿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我们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我们事先应该把具体的要求精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样才算妥当。
在中国，因为与别人赌气而使自己受到伤害的事情太多了，中国人似乎对这种事情已经麻木得不加理会了。船夫或者车夫理应把他的外国顾主送到目的地，但是有时他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的固执程度就和他的骡子一样，它会跑到路边的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非要洗个泥巴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打它，可它就是不起来，抽打在身上的鞭子，就好像是给它自己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种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那句过于绝对、尖刻的评论，他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事实上，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只是因为骡子的本性难改。而同样不听话的车夫，在一路上喋喋不休，公然反抗车上的人给的车费少，尽管车上的人警告过他，若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是当到达目的地时，车夫又会拜倒在地上，恳求多给他一些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便同车夫或船夫立下了字据，这是谨慎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中国人有一句表示谨慎的格言：“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不过，情况常常却不是这样：即使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动足了脑筋，在这方面有多么的小心，但是事后仍然会有争议。在中国，钱可能是一种最容易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其中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在对待钱的态度上都没有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具备一种天赋--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就像一月份的北风一样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而又不费吹灰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盎格鲁－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就像古代的波斯人学会了两种重要的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备的真诚的天性。他们在对待敌人、朋友方面是同样公正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是可以利用的。他们每隔七天就会停止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事是否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的提图斯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的进攻，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却对中国人十分有利。
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种事情会像鱼儿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让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而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便会在这片草坪上看到希望。但是如果你让一个笨劳力开垦出一片草坪，而他又是一个漫不经心、没有头脑的人，那么他只会拿着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而且弄得寸草不生，说这样做才太平。可见他丝毫没有“理解”你的想法。派一个厨师去菜场--他要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可是这位厨师买回来的不是鱼，却是三只大鹅，他还辩解说是你让他买的。看来这位厨师也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派一个送信的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将一封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而这时收发室的门也关了。造成这种结果就是因为他不“理解”你。
一个不幸的外国人是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的呢？这一点可以通过我的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说明。他经常去一家中国的银行，那里的老板渐渐认识了他。刚好银行附近前不久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自己的话暗示了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说法，即使用表示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中国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便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很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经过慢慢的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有一次，我出席中国人的一次礼拜，当时布道者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亚兰元帅在到达以利沙的门口时，其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尽全力地讲述着这个故事，看得出他想将这个画面讲得生动形象，他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一样穿了出去。后来才明白这个人误解了布道者的话。因为他是教堂的看门人，由于没有注意听布道者在前面所讲的内容，只是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于是便以令人赞叹的速度去给乃缦开门了！
中部某省有一位传教士，他希望给听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于是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身躯巨大的爬虫，像埃及鳄鱼似的横卧在帆布上时，一位听众产生了一种敬畏感，小声地对别人说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看，这就是外国大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