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人--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计量的标准竟然没有确切的说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次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千人一面，身上的衣服大多都是蓝色的，而且中国人的眼神有些呆板，好像总是“盯住一个地方”。中国男人的辫子也像一个豆荚。不需要太多的经历，即使是那些最不具备观察能力的旅行者，在评论中国人的特性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即使距离很近的两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在说话的口音上也会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或是不清楚的地方，有时还会闹出笑话。而当这种差别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种新的方言就产生了。曾经有人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但是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是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被人提醒，各地的风俗是不同的，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获得舒适生活的保障；但是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一件不为人们重视、司空见惯的事情。
令西方人感到十分烦恼的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极其快乐的事情。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这些在中国人眼中是司空见惯、毫无异议的。当有人问一个卖肉饼的人：“你每天能做多少张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到底能做出几张饼，就留给发问者自己去研究计算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再如，有人问一个农民他的牛有多重，在他回答出一个数量后，似乎感觉这个重量太轻了，便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重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是多少，可是这个仆人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于是这个人又问了一次，这时仆人才承认，没有算上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这个仆人曾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是最重要的。士兵除了脑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要派上用场，因此他常常忽略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里有九十里地远”。但是在追问之下，他却说出了另一个较少的数字“四十五里”。原来他的那个“九十里”是来回的总路程。在中国，最明显的不统一，就是对铜钱的计算。而铜钱又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在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计算都是十进位制的，因而它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不特意问一下的话，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我们不必走遍所有的省就足以发现，一串铜钱的数量也是五花八门的，既没有规则又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
银子的计量情况，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任何两个地方的“两”都不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国人会因此而感到极端困惑，多数人也会因此而损失一大笔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否则你也逃不掉它的破坏。这种混沌的计量法也给那些诚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混乱的货币制度中暗含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但在这里我们只谈事实。中国的其他度量标准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计量值。政府利用这种混乱的计量制度在谷物交收时横征暴敛，也许只有像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才能够长期地忍受这种压榨，若换了其他民族，一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的一品脱就等于一品脱，一磅就等于一磅，但是到了中国情况就变了，一“品脱”不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性。例如在盐市上，人们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仅仅拿到了十二两的盐。这种做法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对于那些买主来说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盐商也只会将它解释为买盐与卖盐之间的“老习惯”。
在对土地的丈量方面也存在着这种欺骗的手法。一些地方一亩地的面积，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那么大。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只好准备两套丈量的工具，去测量不同地区的土地。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在还没来得及弄清当地的斤两是多少的时候，就去判断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了，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同样，当人们统计粮食的亩产值时，也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事实--这块土地并非固定不变。
那些表达距离远近的词语通常也是不一致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深有体会。在这个国家旅行时，如果我们按里来计算距离的远近，就有必要确定一里具体有多长！我们不否认这种估计距离长短的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是不精确、不一致的。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一个人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路上时，里就很长。如果在大路上走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那么在乡村的小路上走一天就是一百里。因为中国人认为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看，这种计算方法的依据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是以行走的困难程度为计算依据的。这样一来，离山顶还有“九十里”，而实际上却还没爬到山的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是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直线丈量的不统一。也就是说，从A到B测量的距离不一定就完全等于从B到A的距离。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这里，人们将这句话插入了一个否定词。举个例子，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共一百八十三里，但是从南到北计算却是一百九十里，更为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计算，其结果都是这样。
在知识的领域里还存在一种与此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河上的航行更是如此，当你问船员还有多远到达对岸时，船员的回答是四十里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四十”实际上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但是船上的人竟然会说出一个令你哑口无言的说法：“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曾听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府的邮差在一次送信的时候，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跑到目的地，于是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听起来十分正常的辩解使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了一遍路程，结果发现邮差实际上跑了八十三里，从此这段路也就是八十三里了。
对于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人们却把它们统称为“三里村”。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有房子，那么这段路就变成了五里长，村里人还会坚定不移地说就是五里。
由此，你无须怀疑或惊讶，因为种种标准都可以自己设定。做秤的人满街走，他们可以根据不同顾客的需要来刻秤杆上的点（称为“星”）。他的每一位顾客平均至少要两种秤，一种是买进时用的，一种是用于卖出的。一杆做好的秤，即使不是旧秤，也没有人买，因为秤杆上准星的标准一直都在变，它都是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的。
在年龄的计算上也体现了这种情况，而且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特点。一种与人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够表明这个人的大概年龄，这种做法在中国是最为普遍的情况。一位被称作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仅仅在去年才刚刚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只要刚刚过七十岁，那么他就算是八十岁了。如果你想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年龄，那么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确切地说出自己的年龄，但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计算年龄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了，从而出现了很多模糊的概念。人们常听别人说“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但是你却很难碰到一个能够确切地说出自己年龄的人。这种模糊的概念还包括“百”“千”“万”--中国人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实际上，中国人并不关注于那些精确的表达方法。
曾有一个熟人对我说，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你说对不对？”
一位绅士和他的妻子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几年，准备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走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漂亮的卷轴，但是这两幅卷轴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幅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当在场的人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送礼者，他们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为何在卷轴上一个写七十，一个写六十呢？送礼的人给出了一个具有个性化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都写上同样的“七十”，那么会显得作者毫无创造力！
中国人对祖籍的重视，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曾经有一个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是在他的叙述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实际上住在城郊。当我问了他具体居住的地点后，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经过一番具体的交谈之后，我才明白，他家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是他就没想到现如今他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我家的根还在那里！”
还有一个人，曾经让我注意看一下他所居住的小村庄里的一座古庙，他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我造的。”但是当我仔细调查之后，我发现这座古庙是三百多年前明朝的某位皇帝在位时建造的，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中。
对那些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碰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他们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到一种能够表明自己身份，并且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而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心中都有一种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的渴望，这一点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村庄一共有多少户人家，他们也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想知道这方面的数字呢？”事实上，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解的谜。也许他们会说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但是他们现在从未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将来也不会。
中国人在使用数字方面是缺乏精确性的。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我们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有时，那些误用的字要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得多，这表明，这种错误并不是由于撰写人或印刷者想省点力气而造成的，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这种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中国人常常把一个字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而这种错误，大多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但它们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不仔细。
中国人的这种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是最明显的。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的开头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人--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竟然没有确切之说，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是那样。有人告诉我们，无论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而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最弄不明白的就是一个中国人究竟有几个名字：除了他的姓、他的号以外，还要起一个名字用于科举考试，这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因此，外国人常把一个中国人当作是两三个人。
中国人的村庄的名称也是不确定的，有时，一个村庄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名称，而其中却没有哪一个名称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的。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么人们就轮换着用其他的名称；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的名称当作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中国人的教育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教育没有形成一种化学分子式的学习系统，并且这种化学分子式的学习系统是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即使是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可能会失去许多珍贵的数字，比如，他会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因为诸如此类的错误，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实际上，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就像其他民族曾经学习怎样做到精确一样--他们不仅可以做到，而且能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目前这个民族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学习精确的要素，并且不懂得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么下面这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
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留出一些余地。因为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都是不精确的，我们很容易上当，并被之误导。
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的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身价。整体不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理念在中国就是背道而行的。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的“人口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可以轻松地说，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在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中存在的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评价：对案件的最终“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