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们进门时都得低头，因为不论是房屋还是院子，门框都做的很低，一般人进出都要低着头，否则很容易一头撞在上门框。
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是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讨论的目的在于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我们首先从中国人的服饰谈起。前面，我们在谈及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时说过，中国人对西方的服装式样丝毫不感兴趣。然而，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怪异服饰也有诸多困惑，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把头部前面的一半头发都剃光，让这个本该受到严密保护的地方裸露在外。更令我们不解的是，在这样一种不合常理的习惯面前，这个伟大的民族居然表现出了顺从。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顺从实际上是在刀剑之下逼出来的，同时，也是忠诚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深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已经习惯留这种发式，甚至如果再让他们戴上明朝的头巾，也许他们还会感到很不习惯呢。中国人没有戴帽子的习惯，一年四季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在酷夏的那几个月里，走在太阳底下的人大都不戴帽子，手里只拿把扇子，当然，也有人打伞，但是为数不多。中国的男人们倒是一有情况就戴起帽子。但是据观察，中国的妇女则只会戴头巾。而这种头巾在西方人眼中纯属装饰品，毫无遮阳的作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热的时候扇扇子，就已经很舒适了。在夏天，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几乎一丝不挂的苦力，一边卖力地拖着盐船逆流而上，一边扇着扇子，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之中，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最早是从事畜牧业的，而且利用这一条件创造出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却从没想过要把羊毛纺成线制成衣服穿。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羊毛纺织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拥有如此数量的羊群和高超的工艺，但它却没有在中国普及开来。
在古代，还没有引进棉花的时候，衣服是由其他植物，比如灯芯草的纤维织成的。不论过去使用哪种植物的纤维，现在全国都用棉花了。冬季，在中国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人们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这些衣服把人裹住，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人那么厚，而小孩如果穿上这种衣服，就像被捆在木桶里一样，一旦不小心摔倒了，根本就没有能力自己爬起来。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中国人对这种笨重着装有什么抱怨。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舒服。这就是所谓的自己找罪受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不会甘愿忍受这种着装带来的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装，就不得不提到中国人从来不穿内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可以经常换洗的内衣，这日子是没法过的。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一点。那些厚重的棉衣像布袋子一样挂在身上，任由凛冽的冷风从衣隙中吹进来，虽然感到寒彻肌骨，但他们却不在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抱怨自己快要冻僵了，有一个外国人便给了他一件内衣，嘱咐他每天都穿着，以免受冻着凉。可是穿了一两天之后，他就把这件内衣脱掉了，说“太热了”。
中国人穿的鞋都是用布做成的。布鞋不防水，一碰水就湿，而且也不防冻，天气冷的时候，双脚就冻得冰凉。虽然，中国有一种油靴可以用来防潮，但是价格相对要高一些，如同雨伞一样，普通人家都视之为奢侈品，是不会轻易买的。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必需品，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奢侈品。下雨的时候，即使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会及时更换衣服，他们认为这不算什么。看来，他们并不觉得穿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虽然，中国人常常羡慕外国人戴的手套，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来都不去做。即使是那种四指不分的手套，在中国北方也是极少见的。
中国服装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地方就是没有口袋。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来装东西。例如，他可以将笔记本放在外衣上面的口袋里，把手帕放在后面的口袋里；还可以在衬衣口袋里放上铅笔、牙签或者怀表等，在其他地方的口袋里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等小件物品。在外国人看来，如果有人还要带上梳子、小镜子、小指南针、折叠尺、折叠剪刀、开塞钻、鞋扣、镊子、水笔等，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西方人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东西了，所以总是随身携带。而在中国人身上，很少能看见这些东西，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有人给他这些东西，他也不知道要把它们放在哪里；如果一个中国人有一块手帕，那么他就会直接塞到胸口，孩子们也是如此；如果是一个重要文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绑腿里，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就会把文件直接绑在裤腰带上。然而，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如果带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松开了，那么，文件就会丢失--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其实，中国人在很多时候都喜欢找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比如，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直接放进卷起的长袖子里或者是帽子的什么地方。而对于一些小东西，就更是随便在身上找个地方就可以放了。比如他们会把钱卷起来夹在耳后，将小钱袋、烟袋、烟杆等小东西都系在裤腰带上。但是，如果带子一旦松开，这些小东西肯定就都掉了。而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就会系在外衣纽扣上，可是这样的话，每次脱衣服都得小心翼翼的，否则就会弄掉这些小东西。
至于中国人的睡衣，则更不足称道了。因为中国人是脱光衣服睡觉的，只是用被子将身体紧紧地裹住，然后就倒头大睡了。中国的男人，甚至是女人都从未穿过睡衣。关于睡衣，孔子曾经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然而，孔子所说的睡衣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睡衣，据说这是孔子在斋戒时穿的一种礼服。即便如此，现代中国人也没有仿效这位圣人穿上这种礼服，并且他们觉得能不斋戒就尽量不斋戒，何必自找麻烦呢。对于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外界刺激非常敏感，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只是随便被塞进被子里，如若有人来看望，他的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样荒唐的举动很容易导致孩子着凉生病，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许多新生婴儿还未足月就难逃夭折的厄运。而等到孩子稍大一点儿的时候，本该给孩子用尿布的，可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竟然是用两个沙袋代替尿布。这种做法，光是想一想，就足以让西方母亲们温柔的心中顿时充满恐惧。可怜的孩子被这种怪异的重物固定在了一个地方，就像是“背着”大号铅弹的青蛙一样，寸步难行。久而久之，在这种习俗流行的地方，形容一个人孤陋寡闻，就会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与对服装的追求相似，中国人对于住房的舒适程度也是不加理会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把穷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选择住房时常常会受到生存条件的制约。我们应该从那些有条件选择住房的普通人着手，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人用席棚来遮阴，却不懂得在房屋四周种上几棵树来遮阴。然而，那些连席棚都撑不起的人家，只是象征性地种上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灌木，却根本起不到遮阴的作用。其实种几棵可以遮阴的绿树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他们就是不愿意这样做。当院子里酷热难当的时候，主人就会坐到门外的路边乘凉，而当路边也热得让人受不了时，他们只能再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中国大部分房屋的门都是朝南开的，但是却很少见到有人在与南门相对的方向开一个北门。其实如果这样做的话，既可以保证通风，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热气散去的速度。然而，这种做法在当地却并不常见，若要究其原因，得到的回答经常是：“我们没有北门！”
在中国的北方，人们通常是睡在炕上的，这种炕一般是用砖坯垒起来的，用烧饭的火进行加热。如果没有加热，睡在这样一个冰凉的土炕上，对于外国人来说，真是难受到了极点。但是如果火烧得太大，又会被热醒，这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忍受一种烧烤般的煎熬。总之，这种土炕是不能整夜保持恒温的。一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睡觉。此外，用来垒土炕的材料是很容易招来小虫子的，即使每年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没有虫子。无论是何种档次的房屋，都存在这些小虫子，而且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然而对此，大多数中国人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即使他们视之为寄生虫，也根本不会想到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预防一下。除了少数城里人会挂帐子来驱避蚊子以外，其余地方几乎就没有人用蚊帐了。白蛉虫和蚊子是最让我们讨厌的，但是中国人对这些虫子的讨厌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虽然有时他们也会用芳香植物来熏一熏。
中国枕头的式样也是可以算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舒适标准。西方的枕头是在一只袋子里装上羽毛，支撑着头部。可中国的枕头却是支撑着头颈。通常是一个小竹凳、一截木头，而更为常见的竟是一块砖头。恐怕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够忍受躺在中国人的枕头上。同样的，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我们的枕头上忍受哪怕是短短的十分钟。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在畜牧业发达的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羊毛纺织品，这种现象真是令人称奇。现在更让人难以解释的是，中国人在吃掉了大量的飞禽之后，却丝毫没有注意到羽毛的价值。其实，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将羽毛做成被褥，而且其造价也非常的低，但这些都被提倡节约的中国人忽视了。他们除了把羽毛作为原材料以超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之外，大一点儿的羽毛就被扎成掸子拂扫灰尘，或把厚厚一层羽毛铺在麦地或者是豆子地里，用来防止庄稼被动物啃食。除了上述这些，中国人就不知道羽毛还能派上什么用场了。
在西方人眼中，理想的床应该像钢丝床一样既结实又有弹性。在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里，医生为病人准备了这种舒适的床，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许多病人宁愿睡在地板上都不愿意睡这种床，因为他们觉得睡在地板上感觉就像睡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人住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非常昏暗。人们都不点煤油灯，通常用一种菜油灯来照明，虽然气味很难闻，但是只要能起到照亮的作用，人们就会很满足了。虽然这种灯的光线很昏暗，但由于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漠视，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要进一步看清东西的这种更高层次的追求。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家具看起来非常笨拙，用起来也很不舒服。我们习惯于坐在宽大舒适的椅子上面，而中国人却喜欢坐在又长又窄的凳子上。如果凳腿松了，或是凳子的一端没有坐人，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就会翘起来，很容易把人摔到地上。说起来，中国算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中国的椅子是相当不舒服的。有一种椅子，看起来很像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者是安妮女王时代流行的那种椅子，高座位，直靠背，样式十分古板。有一种样式更为普遍的椅子，虽然足以支撑二百五十磅的重量，但是由于椅子的受力不匀，很不耐用，容易散架。
最让西方人接受不了的是，在中国房屋里住久了，便会感到又湿又冷。究其原因，是由于工人在打地基时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这样一来，屋子难免会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看着不舒服，而且也会危害健康。还有，他们的房门总是松松垮垮的，两扇门也总是关不严，很容易透进风来。即使只有一扇门，就算是用硬板纸把门缝糊严实了，也还是无法抵御寒风的侵袭，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曾经有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条标语：“请随手关门”，可这在中国几乎就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中国，人们进门时都得低头，因为不论是房屋还是院子的门，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人进出都要低着头，否则很容易一头撞上门框。
中国的窗户是用纸做的，无法抵御寒风暴雨的侵袭和强光的照射。我们所使用的百叶窗在这里很不常见，而且就算是有，他们也不一定会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用一种容量很大的铁锅来做饭的。但是，这样每次就只能煮一样东西，做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了，而且还必须要有一个人蹲在小灶膛前面不时地朝锅底下面添柴烧火。每次煮东西的时候，房间里到处都是水汽和烟雾，外国人立刻会感觉睁不开眼，甚至无法呼吸。而中国人似乎觉得很无所谓，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样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眼疾，但还是很不在乎的样子。
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冬天没有暖气是最难以忍受的。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甚至是在最寒冷的地方，人们除了做饭的锅灶和炕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觉得炕是最舒适的，妇女们还把炕称为“亲娘”。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炕一点儿都不舒服，因为它不能保持恒温，而壁炉或者火炉则能够供给稳定的热能，让热量传遍全身。在一些产煤的地区，人们也会用煤做燃料，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用煤的地区还是很有限的，而且烧煤的时候，煤烟又常常会吹进房间里，弄得满屋子都是。虽然家境好的人家会用木炭烧火，但用的时候也是十分节省的，而且还要小心谨慎，因为与烧煤一样，存在一定的危险。这样的房子实在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天气冷的时候，即使是待在家里，人们都要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但是这样一来，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以加了。如果问他们：“你冷吗？”他们的回答总是：“当然！”按照西方人的标准，在中国人的一生之中，他们从来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的时候，他们体内的血液就像冻结的河水一样--只在底下慢慢流淌，表面都被冻住了。中国人的住房状况如此糟糕，难怪一位曾经到过国外的中国人说，连美国犯人住的监狱都比他的衙门住着舒服。
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毫不在意。天气冷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就会不自觉地挤在一起取暖。即使是在炎热的三伏天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船上挤满了乘客，他们这样挤来挤去，既不能坐，更无法躺。可以说，这样的拥挤是任何一个西方人都无法忍受的，可中国人对此却毫不在乎。西方人喜欢寓所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既可以通风，又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周围，许多村庄都建造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因为地价很高，房屋与房屋都挤在了一起。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房屋的拥挤，才在无形中抬高了地价。最终导致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庭院狭窄、房屋狭小、十分拥挤，既不利于健康，也不能提供活动的空地。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一同住进了一家中国客栈。这个中国人可以在晚饭后，立刻倒头大睡，丝毫没有被屋外大批车马的喧哗声所打扰。而他的外国旅伴却一直睡不着，躺在床上独自忍受着六十匹骡子在屋外咀嚼、踢腿和嘶鸣的噪声。在这些噪声中，还不时地传来此起彼伏的木头吱嘎作响的声音和狗的狂吠声。在中国客栈的院子里，牲口棚里同时有五十多头驴子是很常见的，让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国人居然能够忍受它们在夜里发出的各种噪声。
古伯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虽然知道只要在驴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头，它就不叫了，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驴子的叫声。曾经有一位官太太在亲王府里养了将近一百只猫，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人对动物的吵闹毫不在乎，这是一种天性，并不会受到社会阶层的局限。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街上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流浪狗。也许是受到佛教所信奉的不能杀生信念的影响，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并且在书中配有插图。在其中一幅名为《君士坦丁堡总览》的插画中，可以看到许多条皮包骨头的狗和各式各样的癞皮狗在开会的情景。当然，这幅插图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状况的速写。一群群流浪狗在城市里肆无忌惮地吼叫着，而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经常出没的疯狗所带来的隐患。我们有一句谚语：狗毛治狗病。这句话在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如果有人被疯狗咬伤，他们就会在伤口上敷些狗毛了事。中国人从未想到过只有把这些流浪狗消灭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讲中国人对于舒适的态度。下面所举的这些例子，则可以证明中国人对于方便的漠视。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灿烂的文化一直让中国人颇感自豪。在中国文人的书房中，一定会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写字、画画都必须用到的东西，都不易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要用时，一下子很难将这四样东西凑齐。就算是凑齐了，也还需要用水来研墨，笔也要事先做一下处理，将笔毛弄软之后才能使用，而且，如果使用不当，笔毛是很容易被损坏的，这样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是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书写工具的，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既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可以放这些东西的口袋。
前面在谈到中国人节俭的特质时，我们曾客观地评价了他们高超的技艺--虽然用法不当，却依然能够创造出卓越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对一些能够节省劳力的方法全然不知，他们做事从来都不会考虑是否方便。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冷热水、灯光、暖气以及服务等。但是就算是在中国最好的旅店里，也都不会让旅客感受到任何的方便。再好的旅店也都像是低等的旅店一样，旅客需要什么，都必须走出房间，到外面去高声喊叫，希望有人来给他们提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他们只能等卖货的小贩碰巧出现时，才能买到。即使是在夜间出行所需要的灯笼，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这就像我们从小贩那里买牛奶和鲜酵母一样。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不大，这可能也是受了买东西不方便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每年的二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为止；倘若没有卖掉，就再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想要在五月份买木料，那么他很快就会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
在谈及中国人节俭的问题时，我们曾说过，中国人用的工具大多都不是现成的。人们将各种零部件买回去，再自行组装，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方便的。
有一次，我叫仆人去买劈木头用的斧子。可是他没有买到，于是他买回十四个大马蹄铁，还是进口的，让铁匠打成一把斧子。因为外形有点像矿工用的尖嘴锄，所以他又让木匠在上面安上一个把儿，一把斧子总算是做好了。可是这样所花的费用却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得多。
在这个国家感受到的诸多不便之中，最让外国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缺乏“卫生设备”。即使是在北京，不论何时，修理下水道的结果只会是越修越坏。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究竟哪座城市最脏？作为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在中国住了多久，对于这个问题都无法一下子作出回答。一个居住在北方的外国人去南方旅游，和住在厦门的朋友说起中国的脏乱差的问题时，他认为中国的南方城市要比北方好一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走遍了厦门的大街小巷，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厦门这个地方还是很洁净的--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而这位居住在厦门的朋友却谦虚地声称，碰巧刚下过一场大雨，把街道都冲刷干净了！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这位外国旅行者认为福州是中国最脏的城市。当他到宁波游览时，他坚信福州是最脏的城市了。而在他到达天津之后，他更加相信福州是最脏的。最终，他坦诚而又公正地推翻了之前的观点，收回了之前对北京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南方比北方更糟。
在西方人心中，中国设施的种种不便，大都集中在邮政设施、道路状况和货币流通这三方面。当然在中国，私营邮局也是有的，它们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但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前面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中国的道路状况。在中国的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以致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并且，路的两端都设有关卡，有士兵驻扎看守，上午只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则朝另一个方向！
由于中国人的服装--尤其是鞋子，以及道路状况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不便，所以只要遇上坏天气，人们就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我们会把下雨天连回家躲雨都不懂的人称为傻瓜，而在中国，我们则要说那些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的人是傻瓜。
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遇雨即止。”在中国人眼中，不论什么事情，都要等雨停了再说。在“遇雨即止”面前，即使再紧急的公务也不会有例外。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有一个坚固强大的炮台，地位极其重要，不但装备精良，而且士兵们都接受过外国训练。但是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们就全都躲进哨所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在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中，如果不是赶上一场大雨，也许死亡的人数还要翻四倍。正是这场及时雨，将那些涌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们困在了路上。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喷出的水柱，在五分钟之内，就足以驱散那些中国暴徒[1]。因为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就像他们从汉朝以来就讨厌猫一样。而那些橡胶弹与水柱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因为射出去的多是没有力量的子弹，而且还会被一些中国人捡拾一空。
关于中国货币的话题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中国货币市场之混乱，以及由货币引发的许多怪现象，足以令任何一个西方人发疯。在前面谈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问题时，我们提到过一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在中国，一百个铜钱不代表一百钱，一千个铜钱也不代表一千钱，具体代[1]编者注：这次事件中国史学界称“天津教案”。
表多少钱，只能凭以往经验来确定。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一个铜钱可以当两个用，二十个铜钱就当四十个用。所以，如果有人得知自己会得到五百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能拿到的就只有二百五十个铜钱。商贩们经常会因为钱的事情发生争吵，这是由于在进行货币交易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小钱或者假钱混入。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货币的贬值。为了减少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弊害，地方官员们不时地颁布文告，以打击这种掺假行为。而这样做，又给地方官员中的贪官污吏们创造了机会，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加重对本地钱庄征收赋税，给当地的商业造成不良影响。这样又进一步导致了货币流通困难，物价上涨。资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可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回收来的是坏钱，而物价却也并没有回落。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好钱都慢慢地被换成了坏钱。市场上，货币的状况每况愈下。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区，人们去市场都要带两套钱币，一套普通的，真假钱币掺杂在一起，另一套则全都是假钱。对于有些商品，就只付假钱，而对于另外一些商品，或者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加倍支付钱币。
中国的钱币很不干净，常常会把手弄脏。用来穿五百或一千钱的绳子也不结实，一旦断了，就要重新点钱，再重新将钱穿起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虽然没有统一的重量，但中国的铜钱都是很笨重的，其重量大都在八磅以上，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那么重。中国人腰带上都吊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能装几百个铜钱。如果一次要用超过几吊的钱，那么就不得不考虑运输的问题了。银锭在交易过程中损失总是很大，用银子交易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欺骗。如果使用钱庄的汇票，那麻烦也不少。因为汇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么不被承认，要么就会被大打折扣，而当人们最终拿着这张汇票回到钱庄时，又有可能在兑付多少现钱的问题上与钱庄发生一场争斗。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中国人竟然能够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之下做买卖。而据我观察，中国人对此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有外国人才会叫苦连天。
路过中国的村庄时，经常可以看到四蹄伸展，躺倒在地上的驴子。一根结实的绳子从驴脖子上绕过，绑在一个木桩上。但是，由于绳子太短，驴子就要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去适应，驴头呈四十五度角被吊着，似乎随时都有脱臼的危险。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挣扎，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呢？我想，没有一头西方的驴子会那样做的。
显然，中华民族总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这样有什么不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对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们在碰到种种不方便时，都会耐心地加以承受，努力让自己去适应环境。
有些自以为熟悉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外国人，时常会断言说中国尚处在未开化的阶段。实际上，这是在对文明和舒适毫无认识的前提下，所作出的肤浅而错误的判断。为了认清中国的现状，我们必须认真反思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种种变革，因为这是进行公正比较的前提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是未开化的，但是，相对于现在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肯定也是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
现在去讨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致使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显然是多余的。不过最近这五十年里，在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则更将令人惊叹。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里，他们那种粗野的生活方式，也许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即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继续下去。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与此相反，在中国，时代似乎从未发生过变化，而人们也没有随之改变过。因此，中国在确定舒适与方便方面的标准上，与几个世纪前是毫无差别的。只有当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这些标准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希望这些标准，会朝着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方向发展，这不仅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