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感，那么人类绝对不会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尤其是在像中国--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
如果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感，那么人类绝对不会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尤其是在像中国--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种说法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这是一条公理，那么我们对一些现象的关注也是毫不过分的，即使有些现象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但是，对于那些熟悉并了解中国的人来说，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互相猜疑的情况颇多，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并不少见。当然这也是他们与其他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与前面讨论过的中国人需要相互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碰巧知道一些与他本人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么他将陷入一种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就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盛行的中国，最能见证这种人与人之间猜疑的事物，便是那引人注意、高耸于这个国家各地的城墙。在汉语里，“城”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它就像拉丁文里的“军队”一词--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深长的含义。这个国家有一项律法，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自己所管辖的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项律法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许多城市里，人们并不会给城墙做一些保护措施，只是任凭其坍塌损毁。据了解，太平天国军队曾在好几个月里包围并占领了一座城市，虽然这个城市的城墙没有完全遭到摧毁，但是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座残破的城墙再也没有修起来过。还有一些城市的城墙只是薄薄的一层泥墙，即使是老百姓的狗都能够随便地爬上爬下。从种种情形来看，事情的发展形势总是从完美的开始趋向于衰败的结局，而这只能表明这个国家的贫弱。如果这个国家遭到不幸，那么他们所施行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修城墙。但在实施维修城墙的同时，政府所关注的仅仅是从官员们或其他暴发户那儿征收罚款。
中国修建城墙的做法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在中国的理论上，皇帝被看作是其臣民的父亲，他的下属又被称作“父母官”。可是任何地方的百姓都十分清楚，这些词语纯粹属于专业术语，就像数学中的“加”和“减”一样。实际上，人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和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关于农民的起义可谓是层出不穷，但是其中大部分的起义，只要政府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行动，就可以避免。也许政府也有为难之处，而没有及时采取挽救的行动；也许政府根本就不想挽救。于是老百姓慢慢地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就像政府所了解的那样，当起义爆发时，官员们只会迅速地躲到事先准备好的防御区里，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到壳里，或像刺猬一样躲在刺球里，然后把外面混乱的场面留给那些军队去慢慢收拾。
与其他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的房屋用高高的围墙围上，这也是猜疑的最好证明。当外国人和中国人谈到类似伦敦或纽约等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要故意将这些地方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种说法令外国人感到十分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是怎么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的呢？虽然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们会作出这样的判定：这样的国家一定没有坏人。
中国的大部分乡村都是人口密集的乡村，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存在相互猜疑的国家。这个国家所防范的并不是外族的入侵，倒是他们自己人的侵犯。据我们所知，中国的山区是唯一一处不聚居着人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只能养活一两户人家，而且那里的人十分贫穷，甚至穷得不怕有小偷来偷。例如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省时说：“农民和雇工，都住在田边的茅草棚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的，而不是挤作一堆。”就像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这里之所以与其他地方不同，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偏僻的省份里的人要比其他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与安宁。这也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是建立在许多的痛苦和失望之上的，尤其是--尽管在此之前，人们过上了一段和平的日子--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或者说是东方人，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的心口不一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好表现。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就是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也不一定能谈得很清楚。当女孩子到了青春期，那么她们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一旦她们订了婚，那么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变得比从前少很多。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其他人恶毒的闲言碎语。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与土耳其或印度妇女相比，中国的妇女要比她们自由得多，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情况下，妇女是不能接受教育的，而且她们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有一种一夫多妻的制度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对妇女的不尊重。但是在西方，尊重妇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说法，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妇女的。这些说法也可以看作是人们长期的经验积累。妇女被说成是“生性见识短”的人，而且她们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因为她们是嫉妒的化身。俗话说：“妇人善妒。”这里所说的“妒”，不禁使人想到，或者故意让人联想到另一个类似读音的词：“毒”。
中国有一首古诗，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个理论：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尤为可，最毒妇人心。
中国的语言表意具有一定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性中体现着人们对妇女的不尊重。我曾就中国的汉字请教过一位在汉语方面颇具实力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我的疑问，这位学者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为“女”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只有十四个字是表示褒义的，例如“好”“妙”等，而其余的字中有三十五个字具有贬义的意思，八十六个字含有中性意义。虽然表示贬义的字只有三十五个，但是其中却包含了所有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这些字中，以“女”字作偏旁与一些声旁结合后就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等含义；三个“女”字加在一起，则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的意思。
据说，中国人之所以会相互不信任，其实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间并不了解；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太了解对方了。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使他们引发对对方的不信任，从而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虽然中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联合他人的力量，这种联合常常令人想起化学元素中原子的结合，然而我们只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能清楚地知道，其实中国人的内心并不想相信对方，即使表面上的信任都不愿意做。在一个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时常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例如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儿媳们会掀起一场猜疑的风波；妯娌们则常常使她们的丈夫彼此嫉妒。
关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此我就不多作描述了，因为这个话题会占去整整一章的篇幅。现在我们要关注另一种普遍现象，就是与家庭生活没有一点儿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况。对于家里的一群仆人来说，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的人介绍来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的“警戒中立”。如果家中一个品行不端的仆人所做的坏事被人泄露出来了，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给主人听的”。这个仆人明明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掩饰自己的罪行了，但是他只关心那个告密者是谁，并且坚信自己一定是被其他的仆人怀恨于心。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时，她立刻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门对院子里说话的人破口大骂。因为她怀疑那些人一定是在谈论与她有关的事情，可事实上，那些人只是在谈论购买稻草的事情，说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突然被主人解雇，那么他的猜疑一定会引发一场战争。因为除了他自己，他会怀疑所有人。他认为一定是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而使主人将他解雇的。被解雇的这个仆人只是一门心思地坚持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解雇的，但实际上，他明明知道解雇他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单凭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雇他。可是他一定要为自己争回面子，而且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作用。这就是中国人重视的猜疑。
这种事情还时常发生在中国的家庭里，甚至是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只是猜疑的程度不同而已。因为中国仆人能够恰到好处地掌握、利用外国人的脾气，也就是说外国主人是很好摆弄的，但是中国主人就不一样了。一些在中国家庭中早就该解雇的仆人，在外国主人那儿却不会被轻易解雇。因为外国人不敢解雇他们，只要他们一提到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将那位受到指责、“不光彩”的仆人惹恼了可是件麻烦的事情。所以外国人没有勇气实行解雇中国仆人的行动，他们害怕解雇仆人之后的情况会更糟糕。下面是一个关于奥地利的某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当这座城市即将被土耳其人攻占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姑娘突然想到自己的蜂箱，于是她立刻将蜂箱搬来倒在城墙上；就在这个时候，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就要爬到墙顶了。结果，因为这位姑娘的蜜蜂，土耳其人无法攻入城里而迅速败退了。就这样，城市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经常同这位奥地利姑娘的做法相似，但是中国人的成功却常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就像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一样，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愿“相信它本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一定会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可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
在我们国家，我们时常会直接告诫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对陌生人的话，最好不要过分地相信。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诫过小孩子，因为即使在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中国有句俗话：“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对于这句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不能走进庙里？”回答是，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同时往井里看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他们有共同想要的东西，那么其中一个人就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还有一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猜疑的例子。西方的社会制度是有自由而没有压制的，但是中国的制度却与之相反。对于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而且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人们在救治之前要考虑许多因素。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凡是涉及钱和粮食--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经纬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得非常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一笔钱交给一个人，然后由他将这笔钱分发给大家，其中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所经历过的分配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分到手里的钱大多是被扣除一部分之后的钱。同理，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合理地分配别人的食物，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们一再追问，但是接受食物的人并不认为那个主管食物分配的人已经扣下了一部分食物，以供自己享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不满的情绪却完全被压制住了。可是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很平静的，但没人敢保证他们在私下里不相互猜疑。的确，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外国人才会提出疑问，而中国人由于早就料到会是那样，也就不去追究了，就像他们认为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在中国的酒楼吃饭会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酒楼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就是在客人付完饭钱即将起身离开之际，他会大声地报出账单上的数目。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有的客人倒是这样认为的--而是有更实在的目的：他是想让其他的店小二都明白，自己没有偷拿客人给的“酒钱”或者小费。当然这些也是他们一直所希望的。
在西方，如果有一件需要商量或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主管人员不相信任何人，所以要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刚好不在家，那么他就得先回来，过上一段时间再去，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没人担保这件事不会被传话的人歪曲。
人们时常会谈论有关中国社会团结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些家庭或者家族成员都十分愿意干预其他家庭成员的私事。其实对于一个异姓人来说，如果他是一个聪明人的话，那么他就不要参与这样的事情，否则他会遭到惩罚。有一句话说得好：“不同姓，难相劝。”“一个陌生人瞎掺和我们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啊？他一定居心叵测，有什么企图。”人们一定会这样认为爱管别人的闲事的人。无论你是他们的邻居还是朋友，他们都会这样认为，更何况是那些局外人呢。
在汉语中，“外”这个字的含义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方，所以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地，所以也受到当地人的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来到一个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人又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而他自己又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那么，这个人在此地就会被人格外排斥。“谁知道这个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只要有一丝谨慎感的中国人都会在心里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人出门后不巧走错了路，当他在天色已晚的时候到达了一个陌生的村庄时，他会发现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愿意走出房门给他指一指回家的方向。有一次，我就在陌生的地方转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人问问路，我愿意出钱请人给我带路，可他们竟然连我这个请求都不愿多听一句。
在中国的私塾里，所有的学童都要大声地诵读课文，虽然他们的声音有时会使我们感到烦躁，但是更主要的是，这种做法极大地损伤了这些孩子的发音器官。这是一种“陈规旧习”的表现。但是当有人追问其中的原因后，我们才知道，之所以让他们大声地朗读，就是因为教书先生如果听不到读书声，那么他就会怀疑这些学童不专心读书。而那种让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确定，学童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先生手上的书。
并不是所有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将款待陌生人当作是一种责任。所罗门有许多关于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而这些箴言在与东方人接触之后，便有了新的含义。只是中国人将这种谨慎提高到了一个令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一位被外国人雇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唱着一支毫无意思的儿歌，而这首儿歌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于是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但是这个小男孩竟然被吓跑了。后来，这位先生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小孩。如果有一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而他的朋友则会四处寻找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丝线索。这些人知道，找到他的可能性也许是很小的。如果他曾在某个地方待过，然后又消失了，那么找他的人自然会问：“你把他怎么了？”面对陌生人的问话，回答的人如果不慎重，便会惹来麻烦。于是这个人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通过我们的亲身经历不难发现，当一个陌生人试图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看上去像住在邻省的人，向当地人打听他想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当他来到那个村庄时，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这个村子里没有他想找的那个人，而且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人。看起来，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而全村人同时采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对策，纯属是一种本能，就像草原上的一只犬鼠，当它看到陌生的东西时，会迅速地缩进洞里一样。
当陌生人来到某地时，当地人可以通过招呼声中的细微差别--方言，来判断出这个人大致是从哪来的。当一个乡下人来到陌生的地方时，当地的人就会不断地盘问他，例如问他住的地方离其他地方有多远。当地人似乎要通过他的回答来确定他是否在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是何时进学的，除此之外还要问他所写的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被揭穿。
事实上，外乡人是不能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的，因为地区之间的方言不同，从而会使他露出马脚。这样一来，陌生人不仅不会发现自己要找的人的线索，而且还会引起当地人的普遍怀疑，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整村人都会装作一无所知。我曾派过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里就诊的中国人，但是最终找到的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有一次，一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起话来，但是他只是告诉陌生人他的姓。实际上，这个姓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而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真实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还有一次，一位信客到某个村庄寻找收信人，但是全村人就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离他远远的。最后，这位信客所要找的人的线索断了，最终没有找到这个人。而这个他要找的人其实就在离他只有十里远的地方。
我曾认识一位老人，他的邻居是一个十分富有的老人。同他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教派的成员。当我问起老人有关这位邻居的事情时，老人告诉我，他们两个人的房子离得很近，而且他们一起长大，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的光阴。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竟然没怎么打过交道。“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禁问道。“因为他不太爱出门。”老人回答道。“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呢？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不好啊？”老人显出一副十分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着头说：“关系很好，但是他很有钱，而我却很穷。我要是去找他，别人会说闲话的。他们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啊？’”
对于中国人之间的猜疑，他们还是能够主动承认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不愿意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客人就会感到一种不安，于是客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到走廊上，而他的这种行为所表示的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看到了，我并没有拿你家的任何东西；而且我并不在乎你家的这些东西。”当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出现这样情形。
如果一个人的死因十分蹊跷，那么它将激发中国人那无比强烈的猜疑心。这也是最能引起中国人猜疑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出嫁的女儿突然死了。前面已经提到，女儿在出嫁前基本上是得不到父母的保护的，但是在她死后，她的父母却是能控制别人对自己女儿的死所产生的许多疑问的局势。女儿的自杀就是一个使父母摆脱忍气吞声的机会，因为在她死后，其父母可以昂首挺胸，大大方方地向婆家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那么两家人就会因此而打一场长期而又令人生厌的官司。其最初的动机是报复，但最后则演变成保住娘家人的面子。
中国有句老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上，人们必须轻轻地走路。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与之相反的原因。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而我们却并不了解。
中国人的互相猜测也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上。因为卖主与买主之间毫无信任可言，所以双方在进行贸易往来时，一致认为应该把事情暂时交给一位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的利益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而且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是做成了。如果其中有一些说道儿的话，有些就要写下来，因为他们坚信“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的银子市场是十分混乱的，其原因主要就是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信任钱庄，但是双方还都很有理由。在中国的南方，甚至是中国的任何地方，凡是加盖印戳的银元，都体现了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尽管他们在做一笔生意时显得是那么的精明，但是当他们不愿意做哪笔生意时，他们则会表现得更加精明。无论是中国顾客还是外国顾客，他们都希望在天黑之后花掉银子，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疑的，怪不得城里的每一个商家都不断地忠告他们：“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也是十分复杂的。很早以前，钱庄的汇票就开始使用了，但是这些票据绝非被人们普遍地使用，而且看起来，这种汇票所流通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那些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竟然还会拒绝接受对方的汇票，对于这种做法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之所以从24%上升到36%，甚至更高，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对彼此的信任所造成的。而人们进行的这种过分的榨取，并不是通过使用费，而是通过巨大的风险保险金。中国人的投资方式并不被我们所熟悉，因为它们与我们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正所谓“民无信不立”。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致使自己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前几年，报纸上刊登了一段关于纽约华人生活情况的报道，其中就有许多表现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互相猜疑的例子。在纽约，这个中国人的组织与他们在其他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其中还有十二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做市政官员。这些人将市政府的钱和文件都存放在一只较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防止偷盗，确保绝对的安全，这些人竟然在这台保险箱上锁了一排锁，即十二把中国式的铜挂锁--而这一时期的纽约银行却在用一种结构复杂且外观漂亮的暗码锁。也就是说，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若要打开保险箱，这十二个人就必须同时到场，各自打开自己的那把锁。不久后，其中一名杰出的市政官员不幸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也因此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混乱之中。因为这位死去的官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有人找到了，却也不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人们都害怕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谁占了死者的位置，那么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然后让这个人患上同样的病，最终死去。最后政府官员们只有通过一场特殊的选举，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件小事故就像一个窗口，有兴趣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富有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但却喜欢互相猜疑，无限地轻信他人，以及对西方的制度和发明所表现出的无端的蔑视。
缺乏信任的例子也体现在中国的政府结构中。宦官--一个亚洲所特有的职业，在中国相当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而当今的清室已经用十分有效的方法将这个危险的阶层完全消除掉了，他们在历朝历代中祸害他人的权力也已经被剥夺了。
当敌对双方，例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如果必须在一种较高的层次上进行一次合作的话，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猜疑。在管理政务方面，满人和汉人所存在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表明了他们之间是相互猜疑的。例如“六部”中，满人所担任的是正职，而汉人的职务仅仅是副职。通过这种互相的牵制与平衡，国家这部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其中庞大且重要的监察机关，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
通过那些对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十分了解的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坚定地说，中国人的这种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也同样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除此之外它不会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的官员的本性就是，上级嫉妒下级。因为下级是上级最可怕的对手；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有不少猜疑，因为上级官员有权力随时让他调任或将他罢免。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无论上级官员还是下级官员，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嫉妒那个庞大而有实力的文人阶层，同时，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这种心境，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上竟有如此多的半政治性质的社团，致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蜂窝一样。
一个知县可以压制诸如著名的理教这种社团的年度聚会，只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订的宴席让给自己衙门里的那些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也就解除了。
很明显，中国人的这种互相猜疑的习性，要比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厉害得多。因而，在中国，新事物是根本不能得到采用的。关于人口调查一说，由于政府部门很少做这项工作，致使中国大部分百姓对这个词语感到十分陌生，甚至根本不熟悉这种说法。因此，这种人口调查不免使人生疑，怀疑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做法。至于人们的这种猜疑是否具有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件事来说明。在我所住的邻村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听说政府已经下令要进行人口调查，他认为这意味着政府要强制移民。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中要选出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管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一定会被强制赶走，便自杀了，而他的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逃脱长途跋涉之苦。因此，政府的计划受阻了。
中国是一个将猜疑与保守相结合的国家，这样一来，当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到祖国之后，便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找不到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这种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铁路的引进。中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实施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对政府的意图的猜疑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的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的铸币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这名政治家却非常坦诚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的货币永远都不能改变。如果朝廷愿意尝试着那样做的话，老百姓便会立刻认为这是朝廷谋求暴利的手段，所以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的相互猜疑竟然也影响到开采矿藏这项事业。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将自己的矿产恰当地开采出来的话，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人们心中的地龙--生活在地下的龙--是不可侵犯的神灵；而且地上人与人之间的侵吞和猜疑事件层出不穷，也严重阻碍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即使是最基本的环节都举步艰难。无论开采矿产的好处有多大、多明显，一旦当人们对此产生猜疑而紧皱眉头时，这种新事物便不能得到实施。已故的倪维思博士在芝罘为中国培植了一些外国所特有的高级品种的水果。很明显，这些水果可以给中国的商贩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要与这种猜疑作斗争。如果换一个没有耐心、阴险狡诈的人来做这项工作的话，我想他早就厌恶地放弃它了。当中国的海关在对养蚕种茶的人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就显得更为明显。谁听说过，而又能相信这次调查的目的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它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收益举措呢？中国人在心里对这种计划所持有的态度，可以用荷兰的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现在让我们接着谈谈中国人的相互猜疑用在外国人身上是一种什么情况吧。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中国人认为外国人有能力，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去做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当一名外国人来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时，当地人便会猜测他来这里是要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这个外国人一直注视着一条河，那么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金银珠宝。中国人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很深的地方，而且能够看到地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如果外国人参加赈济饥荒的活动，那么中国人便确信无疑地认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中国人到国外去。正是因为中国人所说的“风水”问题，外国人被禁止登上中国的城墙。而要想在中国修建外国的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按照中国的规范来设定，它就像国家的边界线一样。
有关自然界一致性的认识，中国人是完全缺乏的。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某山区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认为煤就蕴藏在生长鸦片的地下。这种想法不单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而且还是知识渊博的教授的想法。例如彭北莱教授宣称，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就曾告诉过他同样的事情，并且将人们不了解煤的产生速率作为反对过快地开采煤矿的理由。据说，已故的政治家文祥在阅读了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他接受书中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但是书中所体现的“宗教部分”--书中说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真理--他却不敢苟同。
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断增多，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状况。当四川的老百姓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李希霍芬，正悠然自得、漫无目的地游览村庄时，他们会将他想象成一个刚从战场上逃出来的人。许多中国人，尽管在一段时间后，对外国人有了确切的了解，但是当他们首次见到不同的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是个高个子，那么他们仍然会暗自吃惊。而那些中国妇女则被经常劝告，一旦她们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那么夺人性命的咒语就会发挥作用，让她们中魔死去；如果她们是被逼进去的话，那么她们绝对不能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是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她们的性命也难保。
几年前，一位来自中国内陆某省的年轻学者，到我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因为在他的家乡，人们对外国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当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免就会有一些困难。他在这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因为突然想到他要向母亲进孝，于是便走了。临走前，他说好了某天会回来的，但是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这名学者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生活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来的茶水，也没有吃过一顿饭，他害怕其中有毒。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示意他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的封口处即可封上，但是此时的学者却莫名地紧张起来，将信封递到教书先生手里，请他为自己封口，其原因就是怕上面有毒。
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定式，使中国人在对待外国人所印刷出来的中文书籍时，产生一种顽固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外国人印刷出来的书是有毒的，而且那股油墨味就是小说中所说的“蒙汗药”。有时人们还有这种说法：谁要是读上一本这样的书，则立刻会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还听说一位中国小伙子，在他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竟然恐惧得把书扔掉了，然后跑回家告诉朋友说，谁要是读了这本书，并且隐瞒的话，那他就得下地狱！有时，那些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们会发现，手上的这些书很难送出去，其中的原因并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人们敌视书的内容，但书中的内容却是不为人知的，所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担心这种赠书的背后隐藏着敲诈行为，而且中国人对这种方法已经太熟悉了。
据悉，当一个外国人试图要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时，这个简单的程序竟然成功地弄垮了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这种不明智的记名字的做法，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与猜测。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在其最初阶段也一定会遇到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学生的家人或朋友读不懂？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无法清楚地交代给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因为他认为：既然祖辈们都认为汉字的发展已经很完美了，那么他的孩子只要学好汉字就够了。这一点比起那些不知道自己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得多。可以说，外国人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在中国都会遇到反对的意见，其中最明显的理由就是，这些观点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会利用其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柔顺固执”，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说道：“你的提议十分令人称赞，但也十分荒谬。”
在外国人手里，讽刺就是一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却丝毫不受中国人喜欢。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并没有他所要求的那么多。对于他的中国仆人的失职或过错，他曾在极其厌恶的情况下，用英语骂他是个“骗子”。而此时这个仆人只要一有机会，便会问一位精通汉语的夫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时仆人才知道外国主人说的竟然是自己，而“这个致命的刺痛将他深深地激怒了”。那些读过罗伯聃先生的《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们，他们与这位中国仆人有着同样的心态。当这些官员悟出了书中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竟然查禁了这本书。
中国人的这份猜疑在运用到外国人身上时，是最为顽固的。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事件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现在，中华大地上已经遍布了无数家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广大的病人之中，还是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技术，表现出既含蓄又令人感动的信任的。其他人的感受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当我们仔细询问这些人后，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是十分相信那些可笑、荒谬的传言的。例如外国人会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出来做药；某些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国人常常在漆黑的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但是在一两年之后，这样一个医疗机构的好处终于在社会上广为传扬了，这类谣言也云开雾散、不攻自破了。但是，这些谣言却还在一次次成功地使无知的人相信，就像八月里的霉菌，能够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无法消除。
纵观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一方大部分是猜疑和推诿，当然，外国一方也无疑有许多严重的失误。虽然当我们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免有些厌倦，然而那些负责谈判的人，却没有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在中国，贫民们经常被推上谈判桌，似乎他们明白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位外国人想在中国的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然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种种理由拒绝他。在一次安排好的谈判会上，这个外国人穿着中国人的装束，而且带了不少书写用品。刚开始交谈时，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把纸放好，又看了看钢笔里面是否有墨水，显示出一副极其专心的神情。而此时的中国官员却用一种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整个过程。“你在做什么？”官员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在整理一下书写用品。官员继续问道：“书写用品？用它们做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啊。”外国人回答道。这时，这位官员赶紧向那个外国人保证说：“没有记录的必要了，我们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这个官员之所以会这样说，只是害怕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会落到别人的手里。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谣传四起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人生性胆小怕事。几年前，在那些居住于新加坡的华人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致使那些苦力们拒绝在天黑之后走某一条路。据传，如果谁在天黑时走在那条路上，将会突然被砍掉脑袋。似乎这个国家永远都不能摆脱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受到的一样，是那么的真切。这些可怕的谣传的诞生和滋养离不开人们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猜疑。当这些谣传的内容与外国人有关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自己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迅速地辟谣，而绝对不能轻视它。如果当地的官员能够认真、正确地制止这些谣传，那么也就没什么大碍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加制止，任其肆无忌惮地传播，那么结果就会像天津教案那样恐怖。好像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十分适合传播谣传，而且传播速度十分了得，几乎中国的所有省份都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谣言。为了彻底制止那种惨案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一点如同地质学家的研究结果一样重要。而避免这种事件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毫无争议的方式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中国人最真诚的祝福者。只有将这种简单的命题牢固地确立下来，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才会被真正地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