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也都有擅长保护自己的本领，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乌贼天生就会用喷出来的大量的墨汁保护自己一样。
汉语中的“信”由“人”和“言”这两个字构成。所谓人言为信，单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含义。中国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信”被列在末位。
对于那些熟悉中国人习俗的外国人来说，“信”是天朝国家最少见的一种德行。他们也会相信并接受基德教授的观点，当他对中国的“信”作过研究之后，说道：
假如选择一种美德作为中华民族的特质，那么“信”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它不但在实践中遭到蔑视，而且它与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与道德，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敌人才有机会来讽刺他们的这一缺点。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特点是：虚伪、伪善、口是心非和随波逐流。
当我们对此作过详细研究之后发现，对中国人的这些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我们认为，现代的中国人与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不但觉得这种说法是合理的，而且还相信，那些有学识的人一定也支持这一观点。“信”在中国人与西方人眼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当一位睿智的学者，仔细研究中国人的古代经典时，他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含糊不清、闪烁其词的字眼；他还可以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真诚、坦率抱有一种好奇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直率似乎已经到了一种没有边际、无视礼仪的地步。
中国的儒家学者孔子在《论语》中记录了一段他与孺悲的故事。在西方人看来，这则故事有着非常深远的含义，但是对于儒学家而言却乏味不堪，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下面是一段选自理雅各的译文：“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拒绝不愿意见的人的做法，孔子不愿意接见孺悲，但是又不想让对方不愉快，便出此下策。
孟子也曾效仿过孔子的做法。有一次，孟子作为某国的客人，被朝廷邀请去上朝，但是孟子为了得到国王的最先召见，就声称自己身体不适不方便去上朝。但是，第二天他便出门拜访国王了，目的是为了表明之所以不去的特殊借口。负责陪伴孟子的官员，在晚上就孔子借故不见孺悲的做法与孟子畅谈了一番。最终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的讨论并没有涉及礼仪的问题，也没有想过这种做法是否道德。但是，即使是现代的儒家学者，在给学生讲解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仍然没有对此多加思索。
但是，中国在保存古籍方面是非常细心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中国的史书，虽然冗长啰唆，但是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的史书都极其赞赏，并且对书中的记录也是非常信任的。
1888年7月，维也纳大学的辛格博士在《中国评论》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古典文献是非常具有真实性的，而且这种可信度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例如，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李希霍芬学者，在讨论中国人具有让人吃惊的矛盾性格时说，中国人在记录历史事件的时候，是相当严格、求实的。如果涉及数字，他们追求真实的精神会更加强烈；但是，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却总是满口谎言。
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精确性是由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来呈现的：一方面是按照特定的时间顺序和侧重来叙述事件；另一方面是通过事件、人物的动机作以分析。那些广泛研究过中国历史的学者认为，前一条思路说明中国的古籍，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应该有的水平；用后一种思路来看，中国的古籍并不像辛格博士所说的那样真实、严谨。对此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也就不能妄加评论，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习惯于撒谎的民族，也可以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官员。这样的现象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曾经有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被同样的爱憎歪曲了，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就不会发生吗？同样的道理，在任何国家都能起到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就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的教育在忠于历史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就连孔子本人也同样不尊重史实。理雅各博士虽然对“以一眚掩大德”这样的话不以为然，但是，他对孔子在编撰《春秋》时所采用的取材方式却兴趣浓厚。孔子的《春秋》中详细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以来的历史事件。下面是引自理雅各博士发表在《中国的宗教》上的一段儒学演讲：
孟子认为《春秋》是孔子最伟大的成就。正因为它的面世，让乱臣贼子感觉到了害怕。孔子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正是因为有了《春秋》人们对他才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也因为《春秋》，他被很多人怪罪。那么孔子在受到人们的怪罪时，有没有感到不安呢？因为，这部史书实际上是非常简约的，而且内容也有很多缺陷，字里行间闪烁其词不禁使人疑惑。《春秋》问世不到一个世纪，公羊便对此作出了修正和补充，并评论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里所说的“讳”包含了三种含义--省略、隐藏和篡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又应该说些什么呢？我常常想，为了解除我的疑惑不如直接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所记录的那个时代，而且他笔下的证据已经将当时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者采用偏激的方法来看待孔子的真实品格，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几乎都不会对他有所同情，更不会怜悯他心中的痛苦。孔子让弟子们一直倡导真实性这一原则，但是，《春秋》让他的同胞在有损中国的名誉下，学会了掩盖事实的真相。
我们发现，那些宣称中国人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人，又时刻准备着承认在中国，真实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不可能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当然，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承认自己是习惯于说谎的人。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好像自己就是南海岛屿的首领那样，说：“只要一开口，谎话便从我们的嘴里冒出来。”然而我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习惯于说谎，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谎话来得到某种利益，并不是为了说谎而说谎的。
贝德禄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当然也不会相信真话。”我有一位朋友，曾经接待了一个学习英语的中国小伙子。这位小伙子为了增加词汇量，要求我的朋友用英语教他说“你说谎”这三个字。当我的朋友教会他以后，就告诫他千万不要对外国人说这句话，否则会挨打的。对此，小伙子显得非常惊讶，因为对他来说，这句话是不会伤害人的，就好像“你骗人”一样无伤大雅。
1857年，柯克先生在伦敦《泰晤士报》当记者的时候，他对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会惹他生气，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这时，他会微笑着对你说：“我绝对不会向阁下撒谎的。”对一个中国人说“你撒谎成性，现在你就在说谎话”，就像对一个英国人说“你就是喜欢说俏皮话，我敢确定现在你的脑子里就装满了糟糕的俏皮话”一样。
即使在日常的交谈中，中国人也是缺乏诚信的。虽然称不上谎话连篇，但是也很难让人了解真相。在中国，最不容易得到的就是真相，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知道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即使有人为了寻求帮助而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例如：打官司，他需要你的全权代表，你也无法判断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是没有一丁点儿谎言的。
他这样做并非有意欺骗你，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中国人习惯隐瞒真相的天性所致。无论你从哪里开始着手，都无法得到事实，你只有等到事情全部被弄清楚之后才能明白所有的事实。一个熟悉中国人的人，在听说所有事情之后，他也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除非他把所有听到的和调查到的结合起来，再和几个值得信赖的中国人讨论一番，他才能判断出事情的真相。
因此，即使在与中国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仍然无法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诚信，而且喜欢猜疑他人。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不可理喻的，这主要因为中国人非常虚伪。虽然无法了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总是觉得他们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多秘密。正因如此，当一个中国人神秘地走到你的跟前，对你说一些令你感兴趣的另外一个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心头一沉预感不妙。因为，你无法确定他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为了诬陷那个人。即使对于中国人给出的最终结论，我们也无法肯定这就是事实。因此，对商人、旅行者和外交官员来说，这是最让他们头痛的事情了。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得知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即使真的知道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也都有擅长保护自己的本领，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乌贼天生就会用喷出大量的墨汁来保护自己一样。
如果路途中有人把你拦住，让你捐一些钱，给那些虽然很贫穷，但是又想探求新天地的人时，你的中国随从不会说：“这是你的钱，由你来做主。”他会像孩子般笑着向你说道：“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了。”这样一来，你想要施舍他人的愿望就此破灭了。在中国，我们很难看见看门人在拒绝别人进入的时候像外国人那样说：“你不能进来。”他会偷偷地躲在一边，等你进去之后，看你被狗追赶的样子。
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自觉守约，这与他们的误解能力，以及漠视时间的观念息息相关。但是，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搪塞。中国人对错误的反思非常全面，但是，因为过于全面，反而让人觉得不真诚。
有一位被雇来撰写、评论古语的中国先生，在一条非常精辟的古语中注释道：人们不可能立刻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还会虚情假意地答应下来，而实际上他并不想帮忙。据我们了解，中国的负债人常常这样来拖欠债务：把债款推迟到明天，明天再推到后天。这样做至少从心灵上给予了他安慰。实际上，没有哪个人会指望一次性拿回债款，但是债务人这样做至少给予了他希望；然而，这样的谎言，只会一天推一天，直到实在无法拖欠为止。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从小就在他们的教育中学习到了如何虚情假意，对于这一点家长和孩子从来没有意识到。当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只能懵懂地听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骗说：如果他们不听话，藏在大人们袖口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吃了他们。而他们时常把外国人比作未知的怪物。就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中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坏话了。正因如此，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这种可怕的谎言恐吓，那么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当然就会在大街上肆意地轰赶我们了。
车夫拉着外国乘客在街上奔走，那些调皮的孩子在马车后一边追一边高声大叫着，车夫被激怒了，向孩子们吼叫道，如果他们再吵，就把他们绑在马车后面拖走。当船夫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同样会对那些已经懂事的孩子骂骂咧咧地说“往你身上浇开水”“我揍你”“我杀死你”这样的话。但是这些话对他们而言相当于“别这样做”的意思。
想要成为一个“懂礼”的中国人，就必须掌握汉语词汇中大量的表示谦虚、谨慎的词语。中国人说话，必须让听话者表现出尊贵的一面，而说话者则要表现得非常谦卑。有礼貌的中国人，在不得不谈起自己的妻子时，就会称她为“拙荆”或者类似的文雅的称呼。而在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农村，他们称自己的妻子为“臭婆娘”，这听起来虽然并不文雅，但是也算是了解了礼貌的本质。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就恰当地证明了中国礼仪方面的特点：一个人要到朋友家去做客，于是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当他正坐在客厅等待主人的到来时，一只老鼠正在房梁上嬉戏，而且还把鼻子伸到了房梁上的油罐中。然而，他的突然到来，把老鼠吓得逃开了，碰巧把油罐也打翻了，而且油罐正好落在了客人的身上，客人的礼服立刻沾满了油迹。当客人对飞来的横祸气愤不已的时候，主人来了。于是，经过一番寒暄后，客人对自己的窘态这样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不料惊动了贵鼠，贵鼠惊吓之中打翻了贵油罐，不料落在了鄙人的寒服上，鄙人的狼狈之相令足下见笑了。”
当然，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法按照这样的接待方式来招待中国人。中国人在请客的时候，还要长时间地、热情地对在场的客人鞠躬，而且还要不停地招呼道“诸位请坐”；或者把茶杯举到面前画上个半圆，然后郑重地对大家说“请用茶”。
更令人不解的是，不论在哪种场合，他们都会以磕头的方式来表达“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这类的意思。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说“我该打”“我该死”这样的话，目的只为了表达自己礼节不周。就连骑马走到半路遇见熟人的时候，他们也会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您来骑马”。丝毫不在意对方往哪里走，也不管这样做是否合乎常理。
在中国，即使是最没有教养、最没有文化的人，也会经常对他人摆出邀请的姿态。他们的这种态度，就连最冷漠的西方人都对此赞不绝口，因为他们无法做到这点。这种小小的尊重，我们可以在任何场合看见，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小，也是人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贡献。而拒绝这种礼仪的人，将会遭受惩罚，当然这种惩罚是间接的。例如，当一个车夫问路的时候，忘记把辫子拿下来的时候，别人就有可能给他指出一条错误的道路，在他走之后，还会遭来一阵辱骂。
在东方，你以何种方式来接受对方的礼物，也是一种学问，在任何国家这也许都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一些礼物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有些礼物是不能全部接受的，这其中就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这方面擅自做主，那么就一定会做错事情。一般情况下，接受礼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是接受那些出人意料的礼物时更要多加考虑。即使在生了儿子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也要对礼物慎重对待。有句非常经典的格言说道：“我害怕希腊人，即便他们带着礼物，我仍然感到害怕。”这句格言，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非常适用。正如中国的一句格言所说：“老鼠拉木锨，大头儿在后边。”礼物的背后必定藏有玄机。换句话说，回报实际上比接受的要多得多。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数都经历过这种虚伪性的送礼。我曾经幸运地亲身体验了一次这样的送礼过程。有一次，为了对居住在本村的外国人表示尊敬，村民们决定邀请我们看戏。当然，这也暗示了我们需要设宴招待他们，以表谢意。当我们准备设宴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只要为他们建立公共设施出一点点钱就可以了。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是，没过多久，其他地区的村子就接二连三地邀请我们去看戏，他们说我们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们。然而这样的邀请实际上只是个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邀请肯定会被拒绝的。但是，当他们听到被拒绝的消息之后，脸上露出了同样悲哀和惊讶的神情，接着便不约而同地把问题转换到了建立公共设施上。
然而，受到这种困扰的并不只有外国人。当那些家庭富裕的中国人家有喜事的时候，邻居们就会提着微不足道的礼物前来拜访。例如，为新生儿买一些很便宜的玩具。但是在中国，作为礼貌，主人就必须设宴款待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下，主人为了不丢面子不得不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欢迎他们的样子--因为丢面子比损失食物更为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对中国并不了解的外国人，也会为中国的一句俗语所倾倒：“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
从这些事情上，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行为大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尤其是在大城市，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他们对雇主的礼貌，大多只是虚伪的客套；对于这一点，只要将某个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和私下的行为作一个比较，就能清楚地看见了。例如，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教书先生，他在主人那里教书的时候会非常有礼貌。但是，如果他与主人在街头相遇，他便会装出一副根本不认识的样子，目的只是为了让周围的人认为他们并不认识，否则大家就会认为他虽然知识渊博，但是却要靠外国人吃饭。尽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的行为，但是在公共场合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当一个屋子里同时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进屋后只会逐一跟中国人行礼，而完全无视外国人的存在。当一位中国籍老师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觉敏锐、发音完美，对语言学习有超强的领悟能力，并能很快超过同辈人的同时，他也会与其他老师一同取笑这名学生的一些错误。一般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汉语的老师，是最有权利确定某个人的汉语发音是否标准的。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事实，来证明中国人的礼貌纯属表面现象。他们总是主动开口说要帮助别人做某件事情，而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完成这件事情。因此，当他们最后告诉我们这件事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能力完成，而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面子。同样，如果你在客栈为了钱与老板争执，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说由他来付这个差额，然而实际上，钱是从你的钱袋里拿出来的。即使是用他自己的钱，最终他也会向你讨要这笔钱的。如果你提醒他，是他自愿要求付钱的时候，他会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难道你认为参加葬礼的人，也应该一起被装进棺材里吗？”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表里不一的，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是真正谦虚、谨慎的人。有时，人们不愿意提起令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事情；而这时他们常常会吞吞吐吐，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叙述。其实人们心里明白，他只是不愿意说而已。因此，即便是那些非常文雅的人，被惹急的时候，同样会说出不堪入耳的话来。
虚假的谦虚与虚假的同情是相对应的，它们都是由空话和假话构成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确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还是非常讨厌那种虚伪、做作的同情，尤其是那些对死者表示同情、哀悼的同时，又眉开眼笑、放肆、无礼的人。
贝德禄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四川苦力，当他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条野狗正在吞食尸体时，竟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跟我们说过，他的一位中文老师经常取笑自己一位死法非常有趣的朋友。而有的父母在失去孩子的时候会表现得非常悲痛。可是时间一长，他们悲伤的表情就会被麻木和呆滞取代。然而，这种沉默的悲痛与自然流露的悲痛以及粗暴的嘲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后者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在外国人与中国人开始有商业往来的这几百年中，他们的信誉程度已经得到了证实。为了使这种说法得到更准确的证明，我们可以列举事例进行说明。下面是一段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先生在告别上海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
我已经说过，西方团体具有很高的商业素质；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并不落后。事实上，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但是我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来证明我所说的这一点。我在这里告诉各位，汇丰银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与中国人做了很多次大笔的交易，其总额高达上亿两白银。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遇到一个不守信用的中国人。
也许，三年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解释：汇丰银行中的一位在香港的买办，让银行蒙受了严重的损失，银行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在没有保障的环境中，该银行每年赚取的利润从未低于一百万。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本质上是否存在区别。但是，为了让上文所述的证据更具说服力，我们的确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上文提及的结果是否真的归功于中国人相互负责的特点。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这一特征，它是西方人应该学习的优点。我们在与中国人的商业往来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信任，因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时候想要获得大的利润，就必须得到他们足够的信任。但是，经过长期的交往，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商业往来中所缺乏的信用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例证。一位对此颇有研究的学者，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主题是：商业往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实际上就是相互欺骗。一般来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好像雅各与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就像中国的俗语所说的那样：“铜盆撞到了铁扫帚。”大家最近常说这样一句俗语：“把孩子送去学做生意，实际上等于毁了他一辈子。”有些现象在中国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即使是那些有名的大商号，也会出现表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指出在中国找不到诚信，只是在我们多年的经历和观察中，在中国没有发现诚信的踪迹。在这样一个对真实毫不在意的国家，又怎么会出现诚信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会在外国人面前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不识字，但是，当你给他一本书让他看时，即使这本书不值三个铜板，他也会偷偷地把书藏起来溜走。对此，他不但不会感到羞愧，而且还会因为欺骗了外国人而沾沾自喜。在他看来，外国人是多么的愚蠢，竟然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
中国人去外国人那里买东西，总会告诉对方自己没钱了，而少付一个铜板。如果，你发现他的耳朵上夹着一个铜板并告诉他的时候，他会极不情愿地把它取下来给你，那种表情就好像你欺骗了他一样。有的中国人，为了不花钱而从你那里拿东西，会跟你兜上半天的圈子，直到最后，他才满脸愤恨地掏出一大串铜钱，极为不高兴地让你拿走他应付的钱。但是，如果他的阴谋得逞的话，他会高兴得仿佛战胜了一条蛇一样。
中国社会的团结还经常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有的时候他们会征求对方的同意，有的时候他们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占为己有。而多数情况下，他们借去的东西当天就被送进当铺了。当主人要用的时候，只能花钱自己去赎了。
在教会读书的一个中国男孩，被发现是他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在证据面前他无可辩驳，他哭着解释道：“我在家里经常拿妈妈的钱，已经养成习惯了。而管理员跟妈妈长得很像，所以，我忍不住拿了她的钱。”
可以肯定，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也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已经谈过，中国人缺乏信义，这一点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也需要你时刻提防。我们在前文中谈论其他问题的时候，已经涉及这方面的例子了。
如果了解了中国人不讲诚信的事情，那么我们便可以写出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来。然而，在中国，上至尊贵的皇帝，下至卑贱的乞丐，人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欺诈在中国，已经成为了每一个人的天性，因此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为体系，就好像人们离不开空气一样，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它的掌控。这个体系是如此的恶毒、堕落，若想铲除它并逃离出去，就必须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整顿。
就中国的现状，以中国人的性格而言，很难让外国人与他们有更多的实际往来。人们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和掮客，不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都应该全部杀头。这些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特殊的。西方人宁愿忍受欺骗和压榨，也不愿因此引起一场社会风波，因为他们对此缺乏兴趣，也缺乏能力。然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如果出现有失公平的事情，必须通过社会风波来平息。
所谓的中庸之道，是指对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对人既不轻信，也不猜疑。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假如我们对不诚实的事情表示不满，中国--这一对人性最为敏感的民族，会把我们的失败都归集为这一点。对于脾气暴躁的人而言，想要时时刻刻保持佛祖涅槃时的那种平静，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平静的品质，我们也会被当作进一步肆意勒索的对象。一个被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在街上看到一个沿街叫卖泥塑的外国小人的小贩，这时，他停下脚步对小贩说道：“你玩的只不过是玩具，而我玩的可是真人。”
中国政府是我们所了解的，最能说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例证。从外国对华的整个关系史，以及中国官员与人民的关系史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告示。
这些告示比比皆是，而且篇幅冗长、辞藻华美、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而皇之的命令，根本就没有人打算去实施。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并不会有误会发生。
中国政客的生平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但是却有着最卑鄙的行为。他引用孟子的话来讲述生命的神圣与可贵，同时又砍下了一万个人的头颅；他为人民惨遭洪灾，失去田地而悲伤；同时又把修建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泛滥，全省惨遭洪水之害；当他与人达成协议的时候，私底下说，那不过是一时的哄骗而已，然后又高调声讨那些作伪证的人。
当然，中国也有清廉、正直的官员，只是很难找到罢了；而且就他们所处的孤立无援的环境而言，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把这些经典的教义与具有良好素质的人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进入更高标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无能为力。
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你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有几个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这里所指的仅仅是科班出身的人。得到的回答千差万别，因为大家的经历各不相同，判断中国人的标准也就不同了。但是，大多数外国人的回答是“很少”“七八个”“十一二个”。当然，也有人会说：“很多，多得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敢肯定地说，只要是有头脑和鉴别能力的观察家，都不会作出最后这种回答。
在探讨中国社会具有互相猜疑这一特征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中国人的心里其实很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别人。正因如此，猜疑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统治整个阶级的人，不是中国的精英分子，而是最卑鄙无耻的人。
曾经有一位聪明的官员对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的官员都不是好人，都应该统统处死；但即使把我们杀了，下一任也不会比我们好多少。”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蛇清楚自己的洞穴在哪里。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中国的官僚阶层无法得到中国商人的信任。在他们看来，所谓“改革”，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且不会实现。就好比中国的一个泥瓦匠，花大量的时间，用没有调和好的灰泥建造烟囱和屋顶。可他的心里却十分清楚，只要生火，屋内就会灌烟；只要被雨淋，屋顶就会漏水。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中国虽然有足够的资源来使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人们没有信心，所需要的资源就不会被开发出来；中国有渊博的学问来满足各种需求；中国也不缺乏人才，只是缺乏最重要的信任。如果没有真诚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中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颇有文化，善于思考的中国人与我讨论如何解决某个地方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向来都是在井内从上到下用砖头砌成的；但是，当地的土质非常不好，井建成没多久整个地面就会下沉，连同井壁也一起塌陷，只剩一个很小的洞可供取水。渐渐地，整个井也就干枯了。对直隶省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与中国用忍耐的方法治疗病痛一样，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现象，所有药方都无法将其根治。最终整个中国只能像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破车一样，陷入绝望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