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源上发掘形成中国人这种特质的因素，要使中国人彻底改观，就必须付诸行动，从推崇做人的良知入手，而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整日被囚禁于皇宫中。
儒学经典是人类绘制的最完美的一张航海图，为中国的统治者驾驭国家这艘庞大的航船指明了方向。在业已辞世的卫三畏、理雅各等博士眼中，创造儒学经典的著作者们仿佛获得了神的帮助，这一看法并不算过分。中国人能否采取正确的方式驾驭自己的航船，驶入新的领域？而此刻又将会沿着哪个方向行进？随着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因而上述问题都是值得国际社会关注。
有观点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道德现状需从六个方面考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饱含深意。如果能够获得社会中这六个方面的真实情况，那么便真正掌握了这个社会的特征。以下列出的就是这六个方面：
第一，工业发展情况；第二，社会风貌；第三，妇女地位与家庭情况；第四，行政机构与统治者的品质；第五，公共教育状况；第六，宗教崇拜对人们的现实影响。
在讨论我们所关注的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时，都曾涉及以上的六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并不全面，也没有对各个方面作科学的比例划分。但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特性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以至于只能选出几个重要的特性来研究。这些特性如同绘画中用于构图的点，连接这些点就可以勾画出一张完整的中国人的脸谱。
我们曾引用很多典型的事例来证明中国人的各种特性。这就好比是一些零散的骨头，只有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我们才可能看出骨架的完整结构。因而这些骨头非常珍贵，但如果它们被证明是赝品或者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拟像，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也会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认为每根零散的骨头都放错了地方，并且那些关键部位的骨头也没有放对地方。对于这种客观公正的评判，我们不仅不会去加以反对，而且还会特别加以说明：只通过这些挑选出的典型特性，人们是无法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这就像我们无法通过对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来正确认识一个人的整体轮廓一样。
然而，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判断并不是从肤浅的认识中总结出来的，我们所观察收集到的事例远比我们在书中举出的例子多得多。并且，我们在事例中所持有的观点，都是经过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那些在中国北方风沙天气里待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眼睛、耳朵、鼻孔和头发以及衣服上都是沙土，漫天风沙，即使是在中午，房间里也必须要点灯。中国人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并不清楚，但他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却十分生动。然而自然现象同道德现象毕竟是不同的两件事情：普通人很容易被自然现象所吸引，而只有那些善于观察和遇到良好机缘的人才会注意到道德现象。
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倘若一个人总是片面地看待问题，而不注意从整体上分析，那么他所得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而且自己也不会认识到这点。能够融合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人们不得不经常做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能够完全认清事情的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用说认清另一面了。
对于儒学所表现出来的高尚道德属性，我们已经作过相关的论述，并且认为儒学的这一特点已经造就了一批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物。这也是人们对构建良好道德体系所应有的期望。但实际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我们所判断的那样呢？从以下的三个方面衡量，能够帮助我们认清人的真实特性：一是他与自我的关系；二是他与同伴的关系；三是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为他的特质作出较为准确的定性。或许读者们已经获得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其他人，中国人都无诚信可言，思想中缺乏利他主义；他们与崇拜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多种多样，存在着无神论、泛神论和未知论等多种理论。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与耐心，同时具备务实和乐观的天性，他们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杰出；诚信与良知才是他们真正缺少的品质。有不少中国的官员禁不起诱惑，腐败堕落，以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因而永远也不会为此受到惩罚。中国的官员有几人能够抵制来自家庭的压力，不任用自己不称职的亲戚？只要一想到这种来自内部的压力所带来的后果，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就范，对此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人会对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的理论上的道德作何感想呢？结合现实当中所看到的各种关系在中国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实际占有的重要地位，我们还会对中国的看门人与警察的不忠感到奇怪吗？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来认清中国社会真实的道德现状，尽管常会遇到他们试图掩盖自身与友人缺点的情况，但对本民族特性的弱点却表现出一种坦诚的态度。中国人对自己人的描述，常常会让我们联想到卡莱尔所写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中的一段对话。腓特烈大帝对手下的一位督学非常宠信，时常与他谈话，并对谈话的内容感到非常满意。这一天，君王向他询问道：“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的近况如何？你的教育事业还算顺利吧？”“当然，还不赖，陛下，这几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答道。“这几年？对此应该作何理解？”“陛下，因为过去的观念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因而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校规；但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观念的错误，人生来应该是向善的，因而学校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做法。”“人性向善？”腓特烈大帝摇着他那颗苍老的头颅，苦笑道，“唉，亲爱的苏尔泽，看来你还未真正了解这些该死的人类。”
乍一看，中国的社会和这片大地上的许多地方一样，风景如画；然而一旦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的破败之处，空气中也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难闻的气味。虽然照片被认为是“无情而公正”的，但它的这一特点并不能被中国的景致所证实，垃圾与臭气都不曾进入它的视野，或者说是被故意漏掉的，因而中国的现状不能通过照片被客观地反映出来。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中国那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象征幸福的“福”字。然而，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幸福确实都是“表面文章”。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一评判是公正的，就像有人确信亚洲没有真正的幸福之家一样肯定。
在研究中国社会理论和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这样的课题时，总是会让人想起中国横跨河流的主干道旁所树立的石碑。将那些为修建桥梁付出心血的人的名字变成“永恒的记忆”，就是树立这些石碑的意义。然而间隔不远的六块石碑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这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古物感兴趣的外国人，总会向当地人询问桥梁的所在，通常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哦，那个东西，好几代以前就没有了--没人知道是啥时候！”
前几年，我们在大运河上的旅程被一股逆风所阻碍。船被迫靠岸，我们只好到岸上休息。当时正是五月份，乡间有着非常优美的景致，农民们正忙于田间的农事。任何一个到此的旅行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农民辛勤的劳作将这一片广阔的天地变得如同花园一般美好。然而通过与当地农民的交谈，我们很快得知他们刚刚经历了异常严酷的冬季。去年，接连的旱涝灾害使庄稼颗粒无收，当地的农民忍受着饥荒带来的痛苦--很显然，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挨饿。县里拨下来的救济款根本不够，却还被无耻的贪官层层盘剥。穷人对此深恶痛绝，却毫无办法，情况一直都是这样，一切都被“表面文章”所掩盖。这一年，其他地方的年景倒不错，粮食丰产，人民能够吃饱。
对于这些事实，无论是《京报》还是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上都没有报道。然而忽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改变严峻的现实。不管别人知道与否，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同样都要忍受饥饿。即使官员们断然否认存在这一切，也不能证明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救济灾民。借助经验来认识中国人的特性是一码事；通过实际的观察来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则是另一码事。
对于我们所认识到的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在那些“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中也同样存在。我们无法对这一事实作更为详细的阐释，也没有作出系统的比较以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曾试图这样做，但我们除了对自己的国家了解以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实在有限，无法担此重任，因而还是放弃了。读者们通过自己的体验边读边比较，尽量不受“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影响，这样才不会对中国人产生过多的偏见。
通过这样一番比较，至少可以推测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国家正在等待即将到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在过去的黑夜中挣扎。如果这就是事实，那将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不得不再重复一次，中国需要诚信和良知，仅此而已。毫不客气地说，实际上这两者是一种品质，因为诚信就是良知。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那卓越的品质被人们以“像他所做的乐器一样正直而高贵”来形容。你能从中国人中找出这样的人吗？
几年前去世的一位英国作家，他的妻子在他的传记结尾处写道：
在外界看来，他是一位作家、牧师和社会活动家；而只有每日与之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诉人们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真实浪漫的一生，在私人信件中所表现出的至真至善，才是毫不伪饰的；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我也能够向人们证实，在这人间所有的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他拥有一份永不逝去的真挚、热烈的爱；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无论生病还是健康，无论阳光明媚还是急风暴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从未将这份神圣的爱降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者一种自私的举动--如果这份爱足以证明骑士时代远没有过去的话，对于一个永生都能享受到这份爱意的女子来说，查尔斯·金斯利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致力于创造美好的人生。有很多人都已获得了这份美好。现实中就记载了数以百计这样的人生，当然除此之外，也存在着成千上万还未被人们知晓的例子。任何一位读者都能说出一个为别人利益着想的事例，有的人则有更多亲身的经历。如何对这些人生作出解释，人们因为什么而受到鼓舞？对此我们应谨慎作答，而不是胡乱猜测。在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我们可以对此确信无疑：如果能将造成中国现状的那些力量，用于创造一位像金斯利夫人的丈夫那般品格卓越的人物，那将是比任何道家寓言中所记载的传奇故事更加不可思议的奇迹。人类所制定的制度没有一种能够脱离规律而存在，这种力量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人“仅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们”。儒学所具有的力量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获得最终的结果。我们应该相信，所有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不会再产生新的结果了。他们竭尽全力所获得的一切，是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在对中国所创造的这一切进行审慎的考察之后，即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只得无可奈何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儒学造就了这样的中国。”
有关中国改革的讨论，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完全没有改革的必要。这明显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想法；由于从远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一些西方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没有希望进行改革。不少对中国现状非常了解的人持有这种悲观的看法，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进行一项永久而彻底的改革，必将遭遇极大的阻碍，即使只是一些尝试性质的局部的改革。因而对中国实施改革的举动，如同用电流去激活埃及木乃伊的生命，是毫无希望获得成功的。在我们看来，这种悲观的观点和第一种观点一样都不能成立；我们已经对此作出了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种观点是那些认为改革既必要，又可实行的人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手段来进行改革。对于这一点，存在着几种毫不兼容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因彻底的改革而旧貌换新颜？那些坚持改革势在必行的政治家们一定会对这种彻底的改革大加赞赏。《京报》新近登载的一份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设想。写奏折的人呈报中原某省的民众闹事不断，就派遣几名富有才干的人去当地巡察，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中的训诫，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方式（似乎是对基督教布道的一种模仿）当然是为了能够及时感化顽固的闹事者，这也是提高当时道德状况的常用做法。一旦无法奏效，通常只能再进行一次。经过官员们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只会带来表面的变化，而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一位双腿变成石头的能言善辩的老人的寓言中，已经作了生动的说明。
如果训诫没有获得期望的效果，那么榜样的力量或许能够奏效。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在此需要论证一下，最优秀的榜样为何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榜样无法激励更多的人，尽管他们自己是受到一定的激励才有今天的地位。这里有一个原山西省巡抚张之洞的例子。据说他成功地实行了禁食鸦片的禁令，不仅他的下属官员不吸食鸦片，连老百姓也不种植鸦片。试想，如果没有众多下属的诚心合作，他的成功从何而来？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使他的中国买办认可他的改革计划，那么这名外国人只好停止自己在中国方面的事务。外国人的这种无助感，不论何种官阶的中国人也同样会感到。这样一位廉洁的官员要做的就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处理眼前的事务（至少从表面上），只要猫一出现在阁楼里，就会不见老鼠的踪影。一旦官员被调走，或者只是得到消息，老鼠就会马上行动，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家抱有亲自实践改革的愿望，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中国实现复兴。英国的官员如果够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东方人特有的冷漠与宿命论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这种被席勒称为“即使是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并且明白他所要投入的永久“改良”事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就会对改革的结果作一个正确的预见。
贝德禄先生在谈论中国西南铜矿开采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时，说道：
要想使这些矿藏得到充分的开发，有必要增加云南的人口，保证劳工的待遇，修筑道路，改善扬子江上游地区的水运设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开发中国的资源。要想做到这一切，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否则即使花费一千年的时间也无法完成。
不“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改革，就如同不借助海风和海水的力量在海中行船一样不现实。机器“自产自销”的力量，是不可能使机器本身运转的。
连接天津与北京之间水段的北运河，存在一道河湾，旅行者能够看到残存在岸上的半座破庙。庙基下面修筑了一道细密的栅栏，由一根根绑着芦苇的木桩组成，栅栏也被洪水损毁了一多半。破庙中的神像每天被日晒雨淋，脚下的土地也失去了堤防，河湾有一半被淤泥所阻塞。此情此景，恰似这一庞大帝国渐趋没落的真实写照。中国有句古话：“朽木不可雕也。”只有砍去树木腐朽的部分，新芽才能有机会生长出来。同样的道理，只凭借内部的力量实施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中国的复兴之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只有把中国引入“联盟”才会实现。实际上，这并不具有可靠的说服力。到目前为止，西方主要国家向北京派驻大使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的进驻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实际的情形是，大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使中国人受益。请相信中国人是非常敏感的：西方国家认为的明智之举并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难道那些西方国家改革的目的会比中国人自己的“改良”愿望更为高尚吗？我们看到，中国正利用自身的“制衡力”，忙于引起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图坐收渔翁之利。他们并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表示向中国传授道德经验的国家那里得到有益的帮助。显而易见，通过外交途径是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改革问题的。
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获得国际范围的视野之外，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的是自由的贸易、平等的交往以及睦邻友好，因此，开放更多的港口，允许更多的进口，制定更低的关税，减免各种通行税--总而言之，自由贸易才是解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观点，在二三十年前或许更为热门。那个时候，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渗入到澳大利亚和美国，但这样的交往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的贸易”与“睦邻友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的质量并不能使外国人感到满意，但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质量难道就会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吗？
国际贸易作为文明交流的附属品，会产生无可比拟的价值，然而对于一国的改革，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是“商业动物”。他说没有两条狗懂得相互交换骨头。倘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存在一个为狗儿们服务的骨头交易所，这对狗的性格将会产生何种必然的影响？在古代，最好的国家并不是那些贸易强盛的国家，他们往往都是最差劲的国家。然而现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造成这种变化远不是贸易的因素所能决定的。
俗话说得很好：贸易如同基督教，目标广阔而深远；贸易又如同彩虹，总会弯向金色的一边。非洲大陆的情形就是这一俗语最好的注脚：朗姆酒生意与奴隶交易都来源于基督教国家的贸易，但两者都是引发人类灾难的祸根，这一点完全可以证明商业贸易并不能成为改革的手段。
那些熟悉中国现状的人的想出的方法或许会比以上列举的方式更加全面。在他们看来，中国迫切需要输入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以及密迪乐先生提出的“物质文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当我们的祖先穿梭于原始森林寻找食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懂得用火来煮东西了。这样早熟的文明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然而这样的独特文化又如何进行改革呢？正像那句格言说的，“是我，而不是你”。文化是自私的。通过对中国日常生活的观察，我们发现，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常常会招致嘲笑，而知识却未被轻视过。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文化如若不加反省的话，如何能够吸收国外的优质文化呢？
毫无疑问，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观念来指导他们开发庞大帝国的潜在资源。对此他们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后他们会了解得更为透彻。然而，科学能否对中国的道德观念产生正面的影响呢？如何实施这一目标呢？我们知道在科学所有的门类中，化学是推进时代进步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既然如此，如果在中国普及化学知识，是否能达到树立中国人新道德的目标呢？在引发中国人生活观念变化的同时，会不会产生始料未及的欺诈与暴力手段呢？如果中国人还是固守本性，化学制品的供应又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限制，现代炸药的配方随处可见，人们还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安居乐业吗？
西方飞速发展所获得的物质财富，成为了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物质文明”。当然，因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引起的各种生产力的变革也包括其中。有人认为，这一切才是变革中国真正所需要的。能够昭示中国幸福时代来临的显著标志，就是连接每一座城市的铁路系统、发达的内河水运、便捷的邮政系统、完善的货币体系、作为通信中枢的电报与电话。
我们不难看出，在张之洞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中，就已经融合了这种构想。他认为铁路的修建会带来很多好处，而没有水运的诸多弊端，甚至包括像船员偷盗的现象。既然如此，那么要通过何种手段来保证铁路系统的雇员和管理人员的品质呢？物质文明的成果能否带来中国人精神上的变革吗？难道我们没有发现《伊利之章》中的故事吗？州际铁路被人无理霸占，而股东们却一筹莫展，连矛头应该指向谁都不知道。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会比在英国或美国发生的情况更好一些吗？这一切到底是因为物质文明自身造成的，还是经过一系列长期相互作用的复杂原因的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呢？中国只要引进投票选举制度，就能够使国人成为讲究民主的公民，进而实行共和制度吗？回答都将是否定的。在西方国家发生效用的“物质文明”并不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症结不在物质上，而是在道德上。
既然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开放十分成功，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模范租界”的形式引入内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喜欢这样，引进所引起的变化让他们感到不适。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在其他领域实施中国海关三十多年成功的管理模式呢？因为照中国人目前的状况，他们在精神上无法接受这种形式的关税管理。英国现有的品质和道德是经过一千多年磨炼的成果，显然他们的方式不可能被中国人一下子接受和马上实行，中国人可不是一架埃森的克虏伯大炮，架起来就能开火。不要对产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性格和道德的力量产生怀疑，这种力量就像恺撒登陆英国、威廉征服英国的史实一样可信。这样的力量源于基督教对人们心灵所起的作用，力量产生了令人欣喜的结果，而没有产生相反的作用。
让我们聆听伟大的文化导师马修·阿诺德的箴言吧：
希腊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心中最为神圣的领域。如同犹太人民是高举正义的旗手，希腊人民则是高举世界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如今的世界时刻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世界人民是如此热爱艺术与科学，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品行的重要性。曾经辉煌的希腊文化就是因为希腊人不注重品行而没落了--人类的创造毕竟离不开沉着、持之以恒、诚信等种种美好的品行。不但如此，即便在对美和知识的需求与尊重日益增加的现代，真正意义上获得胜利与支配整个世界的人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受到追捧的艺术与科学，而是默默坚守的正义。
中国要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源上发掘形成中国人这种特质的因素，要使中国人彻底改观，就必须作出实际的行动，从推崇做人的良知入手，而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整日被囚禁于皇宫。正如一位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说的那样：“铁的特性炼不出金的品质。”崇高的正义才是中国人真正需要的。要获得这种正义，必须从新的角度认识人类自身，明确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国家庭乃至中国社会，都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基督教才是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文明。